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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

作者:未知

  【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积极探索壮族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取得显著的成绩。尽管如此,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乡村村落消逝、乡村人口流失、乡村文化认同弱化、协同共治机制式微等现实境遇。在新时代下,为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力量,须强化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培育乡村的情感共同体、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健全文化振兴协同共治机制。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境遇;现实路径
  【作 者】李玉雄,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静,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143-009
  党的十九大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党中央对农民文化需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指出,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勾勒出中国乡村的美好前景,规划出乡村发展的现实路径,开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征程。事实上,乡村社会正面临着孝道文化衰落、利己主义抬头、农民文化意识淡薄等严酷事实,这是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瓶颈。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的田野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反思当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境遇,剖析乡村文化振兴存在问题的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现实路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田野点概况
  (一)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位于宜州区南部23公里,有国道323线、宜都公路等穿境而过。全镇总面积19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9645亩,共辖1个社区、10个村委会、107个自然屯。2001年,石别镇被列为宜州市(现为宜州区)小城镇建设的重点乡镇,城镇建设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该镇是壮、汉、仫佬等多民族混合居住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镇总人口33146人,汉族人口8452人,占全镇总人口的25.5%;各少数民族人口为24694人,占74.5%,其中壮族人口為20959人,占63.2%。该镇是宜州唯一拥有石别街、清潭街、屯蒙街三个农村集贸市场的乡镇,境内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较多,还有非常接地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草把龙。这些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根植于乡土,塑造着乡村居民的集体认同,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这引起了我们对其进行个案研究的兴趣。
  我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3次前往石别镇进行田野调查。调研内容主要关注该地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所做出的积极探索、面临的现实境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路径。首先,紧扣“壮族村落”“孝老敬老活动”等主题,对当地的传统村落进行细致的考察,对当地孝道文化的古与今进行整体把握,对仪式展演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取得丰富的照片、视频及文本资料。其次,紧扣“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等主题,了解舞草把龙的文化表演历史、过程及功能,对祭拜社王、舞草把龙等仪式活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获得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最后,紧扣“乡村文化振兴”主题,对非遗传承人、政府工作人员、社会组织成员、学校师生、当地村委以及村民进行开放式访谈,了解乡村文化的现实状况及其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未来期许。这些资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翔实的信息。
  (二)调查点的地方实践
  近年来,石别镇历经“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阶段的更迭升级,初步形成一定的经验与成效。一是注重挖掘历史人文古迹,保护乡村文化载体。在石别镇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依据《石别镇清潭村委清潭街传统街区保护发展规划》,将挖掘清潭村历史遗迹、建筑特色等历史文化作为重点工作,成功申报清潭街、三寨屯广西传统村落以及清潭村规民约碑市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二是以乡村文化活动为载体,弘扬壮族孝道文化。石别镇依托百年道德碑孕育的孝道文化,以乡村民俗风情、传统技艺为重点,打造具有凝聚力的重阳节敬老孝老活动和影响力的“唱农民心声、演农村新事”的文艺会演,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播孝老敬老的思想观念。三是提高村民文化传承意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就石别镇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来看,一方面注重文化工程的实施建设,清潭村民自费修建的慈母楼是当地村民推崇孝道文化的力证,“清福有缘奉慈母,潭水無垢呈孝心”是村民的共识;另一方面注重乡村文化的宣传教育,提升乡村文化氛围,以期实现潜移默化的感化功效与熏陶作用。四是充分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打造文旅融合项目。石别镇将地方特色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广泛开展“旅游+文化宣传”,提高宜州刘三姐文化影响力;积极推进“旅游+精准扶贫”,打造一村一品的农村旅游线路,打响了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品牌。
  二、壮族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境遇
  乡村文化振兴,其载体在于传统村落、历史遗址等,主体是生活在传统村落里的人,内在支撑来源于依附在传统村落的村落文化,外在动力依靠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学校教育。城镇化、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地使乡村文化面临破坏甚至消失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乡村村落消逝、乡村人口流失、乡村文化认同弱化、协同共治机制式微。如何应对挑战突破困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载体境遇:乡村村落消逝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自然村落、文化遗址、传统建筑等乡村文化载体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即社会资金、人力物力等大量投入;同时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挑战,即遭受挤压、被迫改造等社会事实。调查显示,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300个自然村落。[1]村落是村民生活生产实践的场所,亦是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显而易见,如果自然村落在这场博弈中未能坚守乡土气息,那么与之共生的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乡村文化将难以延续,乡村精神的崩塌使村民失去精神家园,无根可寻、无源可溯。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共计有657个广西传统村落,占全区16.5万自然村总数的0.39%,其中有161个传统村落入选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河池市共有25个广西传统村落,其中宜州区仅有6个广西传统村落。从石别镇的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保护与开发历史遗迹中,除了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古迹得到一定的保护之外,其他历史古迹成了“非紧急事项”。例如,屯蒙村后山崖壁上摩崖石刻由钦差总兵官镇远候岑瑛,在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因朝廷平定农民暴动胜利而刻石记录,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尚未得到保护与开发。在传统村落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该镇注重挖掘孝道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乡村文化以丰富旅游的内容、体现地方的特色,但存在旅游体验浅层化、旅游活动同质化等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以其独特的诱惑像漩涡一样肆意侵蚀着乡村文明,将乡村文化从乡土场域中抽离出来。[2]52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市场化的“强势推进”使乡村文化载体面临被破坏甚至消失的危机。城市化的发展抽走了乡村的土地资源,生活在村落里的居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居民,失地居民为了生计离开村落迁移城市,更是加速了乡村文化载体的消失。乡村文化得以稳定延续的载体消失,有可能导致依附自然村落而衍生的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伦理道德不复存在;市场化的推进,使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文化与经济效益结合的重要途径。但在文化与旅游的结合过程中,文化价值认识不清、政策落实不够到位等有可能会将乡土文化载体推向深渊。数年后自然村落的田园风光、文化底蕴将会面临危险,毕竟物质收获掩盖不了乡村文化载体面临危机的事实。
  (二)主体境遇:乡村人口流失
  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受城市化的影响农村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常年在城市打工,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幼,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和文化精英的抽离。[3]32目前,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在乡村普遍产生老龄化、空心化等现象,进而带来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缺失或流失问题,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就失去了内生动力,影响了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正应了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主体,乡村文化振兴就无从谈起。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年长一辈的清潭村民对于乡土文化仍保留着深厚的情感。
  清潭村自清朝嘉庆年间开始流传舞草把龙祭社王的传统,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如今清潭村村民始终保存着草龙制作工艺,扎龙工艺以竹篾和稻草为主,选材料、搭骨架、扎稻草等制作细节十分繁琐,费时费力。清潭村民将草龙作为一种文化,每次制作时都会招呼年轻人和小孩来到现场学习,培养他们对这项传统技艺的兴趣。
  LXS: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但是对草龙的制作始终放心不下啊。
  XHF:我们也是刚开始学习草龙制作工艺,以前八九十岁的老师傅不做了,就到了我们六七十岁接班。
  LSK:草龙制作工艺代代相传,老人家老了,所以我们要跟着老人家多学点,否则以后没有人传承。
  QJB:传承祖辈们的傳统习俗、传统美德,尤其是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访谈对象:LXS、XHF、LSK、QJB;访谈时间:2018年10月11日;访谈地点:清潭潭边;访谈人:课题组成员)
  由此可见,部分壮族地区的村民十分肯定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的时代意蕴及教育价值。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部分村民开始意识到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但主流文化的冲击带来的文化断层现象仍是明显。老年人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力不从心”,年轻人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不太清晰。单靠中老年人这一群体,难以焕发乡村的文化基因、延续乡村的文化血脉。
  乡村人口流失,缺乏传承动力是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重要原因。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熟人社会的日渐解体,文化认同意识的淡化,造成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有助于乡村社会有序运行。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以血缘、地域认同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目前,熟人社会日渐解体,以往亲密与热络的人际关系不再明显,家庭失去和气、邻里失去信任等现象时常发生;血缘、地域认同不断削弱,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基于法律的关系,而农村中仍保留以伦理为本位的礼法秩序,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乡村居民陷入道德两难的境遇。伦理失范的现象、价值观念的冲突,令乡村居民在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识上有所偏颇。他们不坚守村落的历史文化,在乡村找不到归属感,造成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
  (三)价值境遇:乡村文化认同弱化
  壮族乡村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具有空间的横向感和历史的纵深感。在壮乡土地上,壮族人民每逢佳节就举办乡村文化活动,展现壮族人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形成生气勃勃、热闹欢腾的壮观景象。为此,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进行实地体验。
  近年来,清潭村这一壮族传统村落深入挖掘壮族孝道文化内涵,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传播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积极打造长寿之乡的文化品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7年10月28日课题组成员慕名而来,全程参与清潭村重阳节孝老敬老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我们发现,这一始终保持仪式感的活动能够提供引发游客共鸣的情感场域、促进民族团结的交流平台。
  WLK:我们会继续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活动,将中华民族孝老敬亲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TJC:清潭村风景优美,民风家风异常淳朴,孝道文化独树一帜,到此一游,不虚此行。
  WZQ:今年的民俗文化传统活动规模较大,观众、游客超过2万人,场面异常壮观。
  LL:孝道文化激励我们清潭学子奋发向上,我认为对于乡村文化,需怀着敬畏之心。
  (访谈对象:WLK、TJC、WAQ、LL;访谈时间:2018年10月11日;访谈地点:清潭潭边;访谈人:课题组成员)
  由此可见,该镇通过举办有仪式感的活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更新的内涵、形成更高的品质,变“输血”为“造血”。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地区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环境逐渐恶化,乡村文化与我们渐行渐远。首先,乡村文化日渐凋敝,表现在:由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村民逐渐忽视那些彰显壮族人民追求仪式感的民间习俗、传统节日等,逐渐抛弃那些具有教育价值、历史价值的农耕方式、传统技艺等。这在不愿学习民族语言、不愿传承传统技艺、不愿坚守乡土文化的青壮年中较为凸显,正如壮族的年轻小伙认为的,现代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如此便利、高效,为什么要用传统的手工插秧、水牛耕地的模式?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评判这些年轻人的选择,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只是顺应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趋势,享受由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其次,乡村文化出现异化,表现在:由于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乡村固有的伦理道德逐渐失落,部分乡村地区淳朴的乡情凝聚力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利己主义抬头、拜金主义盛行、集体观念淡化等不良现象。这些现实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与阻碍了乡村文化振兴。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工业化“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4]30 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环境恶化,归根到底,主要源于强势文化的侵袭、物质主义的迷惑、功利主义的影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精神面临解体的危机,造成伦理道德的失范。长此以往,乡村文化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其实践群体和享用群体无法慰藉心灵、抒发乡情,自然而然就会逐渐萎缩,变成无用的空洞符号,被时代抛弃,被人民遗忘。
  (四)治理境遇:协同共治机制式微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的投入与扶持以及社会组织和学校的支持与配合。从石别镇的具体实践来看,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学校逐渐形成联动的体系,政府引导、社团带动、学校助推、基地驱动、媒体增效等积极措施不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弘扬孝文化的乡村活动已定时展开、逐渐形成常态。
  政府部门下乡普查当地的乡村文化,发现舞草把龙这一土生土长世代相传的文化,通过一定的技术改良、县域媒体的宣传报道引起轰动;宜州传统文化促进会、乡村文化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深入清潭村开展传统文化讲座活动、传统文化教育演唱会,弘扬传统文化;宜州英华学校利用清潭村“宜州区青少年道德教育实践基地”,举办孝德文化大讲堂进校园活动,将孝文化教育从学校范围扩大到乡镇村屯。
  TP:政府部门主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发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利于提高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实现民族传统文化良性发展。
  QJB:清潭街多年来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孝道文化,我希望行孝、尽孝从娃娃抓起。
  LDG:清潭街是个祥和安宁的家园,社会治安一直很好;读书风气颇为浓厚,建国至今清潭学子考取学校的名单都比邻村多。
  (访谈对象:TP、QJB、LDG;访谈时间:2018年10月11日;访谈地点:清潭潭边;访谈人:课题组成员)
  由此可见,政府、社会力量等对乡村文化振兴进行了有益尝试,这对于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现有的乡村文化振兴尚有不足之处。政府部门通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借助国家力量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诸如资源进村、人员进村、思想进村。我们可以发现,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工程、文化活动往往取得良好的效果,而没有政府部门支持及社会组织协助的工程、活动,由于资金不足、人力匮乏等因素,多局限于区域内乡村居民的互动交流,效果不太理想。基于政府部门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地位,须注重发挥政府部门的积极作用。但从具体的实践看,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存在一些弊端,由于缺少必要的互动与交流,部分文化资源未能得到积极开发与有效利用,部分文化政策、措施等未能够及时准确的贯彻,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社会组织通常以直接参与的方式,借助社会力量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我们发现,社会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乡村居民、乡村精英,他们来自乡村又服务乡村,对乡村文化怀着崇敬之心,对文化活动有着迫切需求。因此,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十分必要。然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能力十分有限,表现在:缺乏专业人才、创新能力不足。学校是保护传承乡村文化的主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响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开展乡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我们发现,由于乡村学校的撤并、其他文化的冲击,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他们地地道道地“生活在别处”,这使得乡村少年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5]39 学校教育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三、壮族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当一个民族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证明本民族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强化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价值,本民族文化就有了更高的“含金量”。壮族在与其它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保留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符号体系。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寻求壮族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路径,须从乡村文化的内生机制“乡愁、乡缘、乡情、乡风”出发,依托自然资源、历史禀赋、壮乡特色等开展乡村文化振兴活动,避免乡村振兴流于形式。
  (一)激活乡愁:强化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乡愁是难舍难割的乡土情怀,承载着游子的情感寄托、眷恋之情。而乡愁的重要载体便是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孕育着独具魅力的村落文化,是承载乡愁记忆的乡村文化标志。当前,传统村落面临保护力度有待加强、旅游开发有待深入等一系列困难与挑战,村落文化正逐渐丧失淳朴本真,令游子徒增乡愁。激活乡愁,须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村民精神需求、利益诉求与传统村落保护、旅游项目开发相结合,在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注重保留乡村風貌和乡土味道,留住田园乡愁。
  首先,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力度,留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中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建筑风貌,例如南宁武鸣区双桥镇大伍屯的邓家大院,亦称“七十二道门”,为清末民初邓氏家族兴建的民房建筑群落。近年来,当地以“留得住乡愁”为理念,利用壮族文化元素打造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壮族村落,获评“首府南宁十大最美乡村”之一。邓家大院实体建筑物的保护、大伍屯民俗民族示范村的创建是对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随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兴起,传统村落的文化环境得以改善。为更好地发挥传统村落在保护传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注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摸底调查。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力度,首要工作是大规模开展对壮族乡村历史文化遗址的“摸底普查”。为此,须悉心整理、保存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乡村文化资源,建立壮族乡村文化档案,让居民了解乡村文化资源的数量、现状,为下一步保护与开发打下基础。二是政策倾斜。传统村落强调的是乡村文化的厚重感,传统不仅仅是缅怀,更重要的是延续,赋予村落文化生命力。为此,须以“保护第一、抢救为主”为原则,从政策法规、整体规划等层面做好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在充分挖掘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传统村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深入调查传统村落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对具有文化意蕴的自然村落进行保护性规划,发挥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内生动力。三是资金保障。保护传统村落的主要方式包括资金保障、政策指导,其中资金保障是重点与难点问题。当前,除了部分传统村落能够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外,大多数传统村落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资助、社会力量的扶持,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为此,须在政府资金资助和政策倾斜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乡村产业,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正确引导企业参与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工作,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   此外,可以通过乡村旅游助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实现文化振兴与经济振兴。当前,许多地方通过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旅游文化产业,形成乡村文化驱动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反哺乡村文化的良性互动。例如,南宁市武鸣区以古骆越文化为依托,打造大明山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其获取的社会资本反哺于大明山的修建与完善,促进城乡资本流动。还有些地方在维持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唤醒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文化自觉。例如,桂林市龙胜龙脊镇,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小型旅游经营实体,这一举措唤醒村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意识,进而激发其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热情。为更好地发挥乡村旅游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文化振兴与经济振兴的统一,需要注重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依托传统村落现实条件进行旅游开发。旅游开发应当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探索科学的、有效的旅游模式。《广西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指出,“资源特色型村庄是以突出传统村寨特色和民族风格,建设古建筑或传统建筑群落、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等保存程度较完整的村落”[6]。我们认为,须结合现有传统村落的现实条件,维持乡村古朴的原始风貌,挖掘乡村固有的文化基因,活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提高居民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积极性。旅游开发对乡村居民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有积极作用,表现为村民在与外界交往中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我们认为,须重视乡村居民的利益诉求与文化需求,发挥乡村居民的主体作用,通过乡村居民积极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管理,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融合乡缘:积极培育乡村的情感共同体
  乡缘是在血缘相亲与地缘相近基础上形成的情感认同,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精神桥梁与坚韧纽带。由乡缘凝聚而成的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当前,熟人社会正遭遇部分乡村居民缺乏文化认同意识、部分乡村地区整体凝聚力有待提高等一系列困难与挑战,使乡村居民缺乏共同的情感认知与理想信念。融合乡缘,须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情感”的力量,培育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乡村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互动、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发现“情感”的力量,梁漱溟先生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理智作用太强太盛”,而后者“处处尚情而无我”;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7]171情感对于促进村民同心协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8]9。情感共同体与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有所区别,其建立在不同群体的情感认知的基础上,情感的交流造就了共同体家园般的感觉。山西省和顺县松烟镇许村的乡村文化建设历程,证实了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可行性、应然性。在乡村地区,缺乏情感交流与互动,就无法建立情感共同体。正如渠言说道:“许村之所以有魅力,就是许村村民与外来艺术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和谐温馨的乡村情感共同体。”[9]因此,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重视“情感”的力量,发挥共同体的优势,培育乡村情感共同体。
  首先,提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实现情感互动。在乡村社会,培育乡村共同体需要一定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据科洪对城市空间的分类,我们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亦可分成“建成空间”,如清潭村民为推崇孝道文化而主动修建的慈母楼;“社会空间”,即清潭村民为唱响壮族山歌而自发聚集的临时性场所——清潭潭边。将村落文化、风俗习惯置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当地居民的整合提供必要的心理纽带,增强当地村民、外来观众等多元主体的情感互动與社会互动。其次,打造壮族乡村公共品牌,唤醒当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实现情感共鸣。在乡村地区,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需要具有文化价值的乡村公共品牌,比如清潭村百年道德碑孕育而生的壮族孝道文化;比如古老民族风情的舞草把龙的传说;再比如具有共同味觉基因的文化产品——百家福禄米。这些具有共同性的传承物是延续壮族独特鲜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可以产生情感能量、引起情感共鸣。最后,培育文化振兴主体意识,激励地方居民的参与和行动,加强文化认同。乡村居民、乡村精英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建设群体。事实证明,唤醒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是保护传承壮族乡村文化较为有效的积极措施。我们认为,须注重乡村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乡村文化振兴不单单是服务村民,更重要的是激发村民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的积极性,为乡村文化选择留有足够的空间。乡村居民在认识村落文化现代价值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自信的同时自觉传承乡村文化,可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此外,还须增强乡村精英的责任感、使命感,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乡村精英是文化的传承者,拥有一定的权威力量和扎实的文化基础,其对乡村的热爱、故土的情怀,会激励不同的文化群体从心底认同乡村文化,形成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主力量,从而建设高素质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三)凝聚乡情: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乡情是终生难忘的乡音、梦回萦绕的老根,有利于拉近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部分乡村地区面临传统美德逐渐丧失,内在凝聚力不足等一系列困难与挑战,使乡村价值体系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凝聚乡情,须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注重发挥仪式活动的积极作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思想精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培育村民的道德情感、建立人情人伦关系。
  首先,举办有仪式感的乡村活动,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仪式是指按照一定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10]23具有仪式感的乡村活动在乡村社会随处可见,大致分成以下两类:一是“个体性的仪式”,诸如每个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仪式——丧葬仪式。一家有难百家帮,是清潭村代代相传的传统风气。在丧葬仪式及其展演活动中,反映着乡村居民的真实生活,体现乡村居民的情感多样化。通过丧葬仪式的实践,更新了村落的人际关系,强化了村落居民的凝聚力。二是“公共性的仪式”,诸如清潭村重阳节的仪式活动就具有情感联结功能。从仪式活动的目的来看,唤醒村民的认同与情感共鸣,培育乡村居民的社会道德情感;从仪式活动的对象来看,动员政府工作人员、社会组织成员、村民以及外来参与者等多元主体,增强社会互动与情感互动;从仪式活动的效果来看,强化基于自然村落而产生的孝道意识,弘扬与传承壮族孝道文化。仪式活动的实践对于增强文化认同、凝聚乡村情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使乡村文化回归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我们认为须通过举办具有仪式感的乡村活动,广泛动员不同阶层或身份的人参与乡村文化振兴。   其次,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思想精华,培育激昂向上的乡村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11]。壮族村落蕴含的传统美德与道德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教育价值。如何让农耕文化的思想精华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应当完善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体系,从活态化传承、参与式传承着手,吸引村民投身于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发挥农耕文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应当推动农耕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从开发式传承、整合式创新着手,将农耕文化与新的时代元素相结合,赋予农耕文化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内涵,实现农耕文化价值的最大化;应当发挥农耕文化在乡村地区底蕴深厚的优势,利用村规民约、道德碑等乡风教化资源,在道德实践中潜移默化影响村民的价值取向,为村民提供道德滋养、精神洗礼。
  最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凝聚乡村文化振兴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12]12 乡村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乡村伦理道德的缺位、农民精神信仰层面的迷茫,不利于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乡村社会秩序?我们认为应当厘清壮族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将壮族乡村文化中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等价值取向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的壮族乡村文化进行有效整合,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此外,应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机制,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个积极措施,加强乡村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四)重塑乡风:健全文化振兴协同共治机制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通过“外来的力量和当地的积极力量在乡村的交汇、激荡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来帮助和建设乡村”[13]50。由此可见,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来重塑乡风文明是不切实际的。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在乡村振兴视域下重塑乡风,既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更需要学校教育的协同配合。
  首先,强化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一是在遵循壮族乡村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保护规划以及实施方案,树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文明乡风。例如我们调查的清潭村舞草把龙已经开发成传统村落的特色活动,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二是开展表彰活动调动乡村居民追求精神文明的积极性,恢复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以及邻里守望相助的和谐关系,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良好家风。例如清潭街重阳节“十大孝子”的评选,激励评选者发挥榜样的作用,带动村民传承尊老爱幼的家风。三是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文化场所,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营造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符合的淳朴民风。例如清潭村修建完善的百年道德碑,教化孕育着邻里互助、团结友善的民风。
  其次,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在乡村振兴语境中,引导社会组织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势在必行。我们认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可以在人力财力、创新能力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对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组织给予必要的人力支持和资本支持。在人才管理方面,须优化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结构,吸纳乡村精英、新乡贤、大学生村官等优秀人才加入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成员的文化水平。在社会资金方面,须增强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积极招商引资用以扶持社会組织的培育和发展,尤其是购买硬件设施、培训社会组织成员。第二,提高社会组织在管理模式、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借鉴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文化建设的优秀经验,结合实际条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结合乡村地区的文化底蕴、村落资源以及民族特色,开展富有乡村气息、具有优良传统的群众性活动,为乡村居民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化服务。
  最后,发挥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陶行知认为,教育能造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讲,教育的本质可以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人类文明成果。为此,须积极回应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扎实推进乡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广西各地为此做出了较为成功的示范,诸如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小学开展培育壮乡新人、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中心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这对于壮族地区推进乡土文化进校园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即:开展主题活动,推动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研发校本课程,助力壮族乡村文化的传承;编写乡土教材,促进壮族乡村文化的延续;建设校园文化,呈现壮族乡村文化的特色;家庭教育的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强化壮族乡村文化的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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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黄润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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