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缘的场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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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龙
【摘 要】社会共同体构成的原因主要蕴含了不同场域的影响。从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场域来看，地缘、业缘、血缘、趣缘场域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关系中来考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渊源，既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群体对“四个认同”的深入，又有助于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共同体;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 者】张龙，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北黄冈，438000。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32-006
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一个社会的组成要素离不开地域、人群和人际关系，也离不开文化的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正是这些场域的交互作用塑造而成。
一、地缘场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人群离不开地域空间，国家政权的建立也离不开地域空间，地域空间的范围也决定了民族共同体规模的大小。中国的地域面积是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中央王朝政权交替更换，以及在与一些地方政权合作、争斗及统一中形成的。政权对管辖的地域范围行使统治权，逐渐在意识认同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从考古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仅仅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遗址就有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南方文化区，代表性的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这些不同地域的文明在跨入国家历史时代，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后，逐渐融合成一个国家领域。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从中原区域的一个个城邦诸侯国逐步汇聚成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王朝。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形成的国家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的历程，大一统的国家疆域也逐步扩大。秦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初设三十六郡，后又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面积约340多万平方公里。1西汉的疆域在汉武帝后期达到极盛，西南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至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国土面积约568万平方公里。“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661 年，但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1]87唐高宗时国土面积约1076万平方公里。蒙元帝国曾是中国历代疆域最大的封建国家，后来随着四大汗国与中央政权的分立，元朝统治疆域除新疆地区有所变动外，“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东北部”[1]127。元明宗时面积约为1372万平方公里，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始终处于退缩之中。明初的北界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經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故此，明朝疆域以明宣宗时计算面积约468万平方公里。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中央对地方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是前代不能比拟的。在清仁宗时面积约1216多万平方公里。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内忧外患，统治疆域缩小，但基本承袭了清代以来的领土范畴。
从大一统王朝疆域面积增大的历史来看，这些王朝不仅仅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像秦、汉、唐、明（忽略隋朝，由于唐承隋制，并有所扩张），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像元、清。如果再算上历史上各个时期并立的国家政权，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辽宋金西夏等，中国现有的国家领土是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共同开拓的。从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来看，人群生活的地理空间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正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才形成了中国现有的领土疆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缘场域。
地理疆域归属相应的政权管理必然受到行政上的认同影响，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带来的是不同的国民认同，夏人、商人、周人、元人、明人、清人……疆域内的民众也在统一的政权管理下，逐步形成对统治王朝的群体认同。近代国家概念浸润了中国知识界后，学者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有四个层面：“国家思想者何？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22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受政权管理认知国家，群体相对于国外民族而认知国家，群体相对于对外国的认知而认知国家。在这四个层次的国家思想认知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二、业缘场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各个民族群体在生产关系上的互通有无。无论是茶马贸易，还是盐铁贸易，或者是朝贡贸易，以及政权之间的盟约贸易，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业缘上的彼此依存。 从政治上来看，历史上的分立政权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各民族的往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分裂并立时期，像三国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等。在这些政权分立时期，各个政权之间争斗频繁，都在谋求统一的主导地位，但也割裂不了人民之间经济往来的需求。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时期是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907年～960年）、两宋（960 年～1279年）、辽（916年～1125年）、西夏（1038年～1227年）、金（1115年～1234年）、蒙元（1206年～1368年）等政权。这些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既有军事上的冲突，也有基于政治格局考量下实行的盟约，而这些盟约大都带有经济往来的性质。典型的如北宋同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其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占据主要，“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而在统一政权时期，或者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存在藩属关系时期，中央政权通过同藩属国或者相应的地方政权，如土司政权，通过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贸易往来，朝贡贸易往往成为主流。朝贡制度真正萌发是在汉朝，而成熟于唐，鼎盛于明，至清朝时，朝贡体系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直至最终衰落。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控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往往是中国经济繁荣地区，农业生产和科技技术都具有优势。而周边民族政权受到所处地域或者科技水平的影响，其产业或以畜牧业为主，或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或缺少日常生活用具的生产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彼此之间强烈的贸易需求。这种贸易需求，除不同政权之间确定的固定贸易场所——榷场外，还有许多来自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领域——走廊。费孝通先生最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三大走廊概念，即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学者李星星更是提出了贯穿全国的“二纵三横”五条“民族走廊”格局，即“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 以及“古氐羌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为南—北纵向的“民族走廊”;其他三条为东—西横向的 “民族走廊”。[3]其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辽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等走廊概念。从业缘关系来看，走廊地域都是各民族之间商业上合作的基础。仅以几大走廊地理位置来看：
辽西走廊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与河北省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陆地交通，就主要通过这里，是沟通山海关内外的重要通道。
河西走廊，也称甘肃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中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再通过西亚到达欧洲的。
藏彝走廊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
南岭走廊是南岭走廊作为沟通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两大区域各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互动的传统通道，是湖南、江西两省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山区的总称。
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湖广之间交往的一条驿道及其周边呈带状相连的地域”，杨志强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将元代开辟的入滇的‘西线’及以清代以后‘古苗疆走廊’为主轴连通的其他水陆交通线路纳入广义的‘古苗疆走廊’范围内”。[4]现学界一般把其起点定为湖南常德，终點为云南昆明，进而从昆明向西至大理与唐宋以前的南方丝绸之路相连至缅甸印度。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
这几大走廊基本涉及了中国北部、西部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如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苗族、瑶族等。从地理位置来看，民族走廊往往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界，这种边界既带有地域性的，也带有文化性的。而这种边界作为一个缓冲地域，往往融合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形式。美国学者波兰尼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就有一种是实体的经济行为，强调人们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物质行为。以茶马贸易来看，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至于食盐关系到人体的健康，这个贸易对边疆民族来说，其需求更为重要。铁、绢布等相对而言，也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贸易交往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民族区域间的民族走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衍生了这些走廊，也正是通过这些走廊，不同民族群体进行业务往来，中原地区的盐铁、丝帛、茶叶与周边地区的毛皮、马匹等进行交易，满足了彼此之间生活的需求。同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也通过这些走廊传递到民族地区，促进了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而各民族地区的物产也往往通过这些走廊进入中原地区，满足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需求。在这类民族混杂居地区，如青海、甘肃地区，汉族的农业与藏族的畜牧业通过回族的商业完成交换，形成了特定的利益共生性，民族之间的业务往来更能突出彼此之间的合作性。通过民族走廊的中转，还有许多省份相互之间的民众为了谋生跨越彼此的省界，形成了许多民族往来的路线，像陕西、山西等民众前往内蒙古、外蒙古的走西口路线。再有，直隶、河北、山东等省民众前往东北的闯关东路线等。这些行为，一方面形成了地区之间民族嵌入式居住格局，另一方面密切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波兰尼认为将经济融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民族之间的业缘关系充分体现了这三种途径。可以说民族之间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这三种途径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将全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对民族地区大力扶持，从内地抽调大批人员进行援疆、援边建设，开展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种种举措，促进了民族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经济的互补，也从业缘上加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三、血缘关系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的认同离不开历史的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尤是如此。这种历史的融合除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中影响人们社会关系最近的血缘关系也是在历史的交合中彼此相连的。
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政权纷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之间大迁徙、大融合、大交往的历史。族群认同之争自春秋时期既有，齐国管仲就曾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种思想后来沿袭到了孔子的华夷之辩，实质上主要体现的是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先进与否，先进的群体往往沿袭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称为诸夏，周边略落后的族群则根据方位不同称为夷狄，主要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样划分的不同族群在历史上不断地进行交融，华夷身份在血脉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动荡时期，也是各族群群体血缘大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并向周边扩张，华夷互并接连不绝。秦国僻处西部，不断兼并周边西戎部落。赵国、燕国分为北部、东北部，狄人、夷人相继融入。楚国原本为蛮人，南并蛮人，北并华夏诸国。秦朝合并六国形成的一统国家已经带有不同族群的血脉融合，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进一步将这种血脉融合进化成思想意识上的认同。汉朝承袭秦制，在同周边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匈奴、越人、鲜卑等周边族群政权随着政权的衰败或兴盛，陆续内迁或成为中原王朝的属地，族群之间通婚也愈加紧密。汉人称呼伴随汉朝的影响随之出现。继此之后，东晋十六国乃至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第一个知名的阶段，著名的“五胡乱华”陆续融入汉族之中。宋、辽、金、元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第二个知名的阶段，各族政权统治疆域内不同族群兼具，联姻婚配成为必然。从明至清，在统治范围扩大的同时，开发边疆造成的民族互融也带来姻亲的联系。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众多各民族成员同祖的现象。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三十三个与炎帝有关;……中华民族中与黄帝有血缘、文化关系的民族的数量不亚于与炎帝有关民族的数量;……蚩尤不仅是以苗族为首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汉族的祖先。”[5]具体到不同的民族个体成员，既有同家谱记载，也有同祖的文学故事，像南方的百越体系中，“仡佬族与壮族、侗族具有同源关系”[6]147-148。苗族的民间史诗《洪水滔天》中，苗族祖先姜央和妹妹结婚生下的孩子成为许多民族的片段：“各人自己把话说。苗家人说‘蒙蒙蒙’，客家人说‘去去去’，侗家人说‘拜拜拜’。还有一个瑶家人，……肌肉变成了汉人，骨骼变成了苗家，……还剩一根粗大肠，变成革家仫佬族。”[7]459-46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实行，族际通婚日益频繁，这种通婚所生子女又大大扩展了不同民族群体的数量。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之初，多以血缘关系结成部落群体。随着部落群体规模的扩大，文化的认同才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高层次认同。可以说，血缘关系的连接紧密初始阶段仅是一种初级层次的民族认同，随着对国家认同的深化，对更高层次的共性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就跃然而出。
四、趣缘关系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文化艺术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古代曾有关华夷之争，这场争论的本质体现在文化上。人们认为：华夷的地位可以互换，夷狄可以化，是夷狄可以进为华夏。相反，华夏僭乱，亦可以退为夷狄。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胡服骑射”故事就是民族间文化互相借鉴的典型故事。而盛唐时期则是民族间文化兼容并蓄的代表时期。唐朝时期，国势强盛，对周边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兼容并序。“大唐人更喜于广收集采，他们以博大的胸怀和惊人的自信将胡服中某些具有新鲜感的局部加以吸收，再经汉化，然后融入原有的中原服饰之中。”[8]像初唐的中书令马周设计的唐代服饰，就带有胡人服装特点。《新唐书·车服志》载：“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知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服。’”许多唐诗都描写了胡服、胡乐进入内地并为人们所采纳，如李贺《秦宫诗》：“秀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分别描写了服饰及女鞋的异域特点。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 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分别记述了胡舞和胡乐的盛行。至于唐代绘画中带有少数民族特色服装的形象也比比皆是，如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中壁画。
宋辽金夏时期，是我国几个民族政权分列并立时期，在彼此交往中，民族间的文化互相影响。各政权统治思想多接受了儒学思想，行政体制多采用中央集权制。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多在吸收汉字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汉字往往为各国政权所通用。女子在这一时期的化妆上也有着相似的影响，同宋朝女子一样，“辽代和金代妇女的化妆方式与以上提到的中原习俗差不多，也使用粉和胭脂”[9]。再有，建立清朝的满族服饰旗袍由于其独特的韵味，也为各族妇女所喜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民族识别，陆续识别了56个民族。可以说，56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这些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的瑰宝，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欣赏。从服饰上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绚丽多彩，精美绝伦，各具特色，如赫哲族制作的鱼皮衣、黎族的木棉布、维吾尔族的爱得丽丝绸、黎族妇女的筒裙，等等;房屋建筑上，南方民族的干栏式房屋，北方民族的蒙古包各有自己的特点;民族艺术上，侗族大歌、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南方少数民族都擅长的铜鼓舞、藏族的唐卡艺术、蒙古族民歌，等等。随着社会发展，民族之间交往日趋频繁，不同民族的文化让不同民族之间感悟到独特的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开拓了彼此之间文化欣赏和创作的视野。许多艺术家在创作中从中汲取了众多的养分，推陈出新，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基于对彼此文化的兴趣，人们也乐于前往民族地区感受独特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产业也带动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结 语
场域是法国实践主义人类学家布迪厄阐述的概念，他强调人们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包括不同的网络。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场域离不开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血缘关系和趣缘关系的交互作用。
合则同生，分则两害。只有基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基于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认同才能真正统一，即形成真正意义的“国族”。与国家同质的中华民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就自然而生，既能认同社会主义道路，也能认同中华文化。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进道路上，继续拓展缘的场域对各民族群体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铸造，将促进各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到自觉民族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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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金翠.宋辽金时期女子的化妆文化与消费[N].长春日报，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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