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秀拉》中的“反伦理”书写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晓燕
摘 要：托妮·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建构了一种有悖传统伦理观的书写模式。在小说主题表现层面，伦理道德不再是支配人物命运的主因;而在具体叙事中，作者也以一种解构方式呈现了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及整个黑人社群之间的伦理隔阂。莫里森通过这种“反伦理”书写，揭示了黑人传统家庭伦理秩序濒临崩塌的现状，深入探讨了黑人生活的真实环境，表达了她对黑人生活现状的批判和对整个黑人群体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秀拉》;伦理关系;“反伦理”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3-0020-05
作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身份及创作无疑是独特的。她以充沛的精力、悲悯的情感，认真书写着美国黑人的真实生活及处境。《秀拉》是其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战结束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生活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极富魔幻色彩的社区“底部”的黑人生存状态及生活变迁。故事围绕女主人公秀拉一家的生活现实，多角度地再现了处于不同年龄段的黑人在身份、种族、性别等多重歧视下的困苦与挣扎，真实揭露了黑人的生活现状及内心世界。莫里森并未依照传统的伦理观念构建小说的叙事框架，而是以一种解构方式消解了家庭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整个黑人社群生活之间的和谐共融关系。莫里森通过这种对传统意义上“家”的解构，揭示了黑人家庭伦理秩序所面临的困境，深入探讨了黑人生活的真实处境，并试图重建黑人传统的家庭伦理制度，展示了她对黑人群体深切的爱与无尽的关怀。
一、失衡的夫妻伦理
伦理，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套行为规范，是关乎人的价值评判的标准规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取自己的伦理观念”[1]434。伦理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是多重关系的集合。就家庭这一社会单位而言，其所蕴含的伦理关系，包括夫妻伦理关系和父母与子女伦理关系两方面。莫里森《秀拉》对夫妻伦理关系的探讨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通过伊娃家族中的三代女性对异性的态度及生活经历，展现了夫妻伦理关系的痛苦、迷失、挣扎直至消解的过程。小说中的夫妻关系从聚焦走向消退，消解了家庭中传统和谐的两性伦理关系，促成了传统意义上“家”的瓦解，并成为小说“反伦理”书写的重要内容。
《秀拉》中的家庭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崩塌”状态。家庭中夫妻伦理并未达到一种平和状态，而是以一种“女强男弱”的失衡状态呈现。这与黑人自身的生活处境密切相关。小说开篇谈到“关于黑鬼的一个笑话”（辛勤劳作的黑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一块贫瘠的山顶作为居住地，这样的贫瘠之地被称为“底部”），突出了黑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现状。“黑人，过去被看作奴隶，现在成了贫困的象征。我们被人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不管我们穿戴怎样，也不管我们住在什么居民区，人家还是这样看待我们。”[2]317在具体的家庭中，男性的懦弱是造成两性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秀拉》中的男性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人生理想和个人价值不断磨灭的过程中渐失男性气概，造成他们在兩性关系中的消隐状态。小说中的男性人物，无论是裘德、阿贾克斯，还是夏德拉克，他们对婚姻家庭都有所忌惮，且都选择逃避、孤身甚至荒诞不羁的生活方式来对抗两性关系与婚姻关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为读者建构了一个白人文化侵蚀下的黑人世界。她笔下的黑人男性人物在黑白文化的夹缝中或沉沦或错位或窒息或探寻，她刻画的黑人男性在既是美国人同时又是黑人的双重文化冲击下自我异化。”[3]黑人男性尚且如此，处在夫权社会背景下的黑人女性地位愈加低下。在黑人男性看来，女性多是“猎物”，可占有，也可随意抛弃。多数情况下，黑人男性对女性（家庭）的选择主要是满足其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认同，而非源于对女性的爱。“白人把包裹往男黑奴手上塞，男人手足无措地拿着，觉得是个累赘，转身把包裹扔给了女黑奴（他的妻子）。男人白天在主人家挨了巴掌，晚上回到家又用巴掌掴自己的女人。然后又和女人上床睡觉。”[4]小说中的男性对女性、婚姻和家庭的寻求，主要源于女性的强大可让其依赖，而非组建家庭的意愿。“黑人男性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和阶级压迫是对白人主宰下的男权势力的复制。这种丑陋的复制使黑人男女的两性关系变得扭曲、丑陋和残酷。”[5]64传统意义上的和谐家庭逐渐成为男性治愈自身心灵和发泄其情欲与愤怒的场所，亦成为女性充满恨意，且备受束缚的一种枷锁。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有被男人抛弃的经历。伊娃的丈夫波依波依在经过了五年的婚姻生活后，毅然离家出走，抛弃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汉娜的丈夫在女儿三岁时便已去世，留下汉娜一人独立养育女儿;秀拉也难逃此厄运，在与裘德、阿贾克斯的情感纠葛中，最终还是未能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奈尔最终也亲眼看着自己的爱人出轨。
当黑人男性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待自我、家庭与社会时，比黑人男性地位更低的黑人女性，既要承受更多不平等的待遇，还要承担被丈夫抛弃后的家庭责任。长此以往，“女强男弱”的夫妻伦理关系成为黑人家庭关系的主要趋势。小说中伊娃家族中的女性都颇具个性，她们坚强强悍，却又偏执病态。伊娃作为女性族长，独立养育了三个子女，还建立了自己的家族，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女性。为了家人的生活，她甚至以自残的方式换取保险金。莫里森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黑人妇女责任重大，她们既当孩子的妈妈，又当挣面包的人;既是母亲，又是工人;既是航行中的船只，又是丈夫和孩子的避风港。”[6]34伊娃的坚韧独立同样传给了其女汉娜和外孙女秀拉。这种一脉相承的乖戾与果敢使她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既善良温和，又能凭一己之力用一种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男性人物隐去后的女性”，进而打破夫妻伦理关系的和谐共处模式。 传统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以婚姻为基础的一种“伦理性的爱”，且具“排他性”的特征，“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7]80。当维系家庭伦理的夫妻关系断裂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便已开始走向崩塌。莫里森正是通过揭示黑人生活中所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表达其对黑人家庭伦理关系的深思与探讨。
二、扭曲的母女（子）伦理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黑人传统的家庭模式逐渐走向消解，是莫里森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父亲缺失和母亲强势的家庭中，母女、母子之间的伦理关系往往存在疏离感。《秀拉》中，黑人家庭的父亲角色多处于缺席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性格和价值观的健康形成，进而影响母女（子）关系。小说中的母女（子）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与孝”，而呈现一种偏执病态的割裂状态。作为母亲，伊娃的母爱表现得矛盾而分裂，既有舍身救女的牺牲精神，也有纵火烧子的怪异行径。“出于伊娃的冷漠眼神和乖戾性格的原因，她自己的孩子都是悄悄长大的”[8]44，以至于其女汉娜在成年后还不清楚自己的母亲究竟有没有爱过他们。伊娃对收养的孩子更是随意处之，任其堕落，致使“三个杜威”变得难以接近、行事难测，成为心理上的侏儒;她对儿子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她将所有的爱都倾注给儿子李子，但面对因戰争的影响而沉迷于毒品的儿子，她最终亲手烧死了他;她对外孙女秀拉更是决然，在秀拉去世后，她连其葬礼都未参加。伊娃以一种乖戾专横的极端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造成母女、母子关系的扭曲与疏远，甚至出现令人震惊的“亲手弑子场面”，这与社会伦理所规范的母爱相去甚远。同样，汉娜也非“正常”之人，她在丈夫去世后便以照看母亲为由回到伊娃家，但她每天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和各种男人调情，且“大部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们的丈夫”[8]46，即便对女儿秀拉也毫无避讳，这完全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母亲形象。在蛮横乖戾的外祖母和放荡不羁的母亲的影响下，秀拉很早便体会到“性是令人愉快的家常便饭，此外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8]47。她的性行为“既不属于道德的范畴，也不属于婚姻制度之内的合法行为，它属于感官经验的范围，是她探索自我、了解自我的手段” [9]156。同时，汉娜被烧死后，秀拉便将外祖母伊娃送到养老院而后置之不理，可见其对亲情之冷漠。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体制中，伦理秩序的核心是伦理“禁忌”，两性伦理、母爱伦理都有“伦理禁忌”约束的范围。母亲应履行爱护和养育子女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子女则应孝顺父母，敬老养老。而《秀拉》中的人物似是都以一种悖谬方式触犯了这些“禁忌”。因此，家庭和睦、夫妻相爱、母慈子孝等伦理道德和责任则表现为：失衡的夫妻关系，扭曲的母女（子）关系。这种“对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和破坏”[10]21，颠覆了传统伦理观念中“家”的概念，造成了传统意义上“家”的消解与崩塌。
三、冷漠的黑人社群伦理
就本质而言，“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0]17。美国黑人群体长期生活在充满敌意的阶级压迫之中，深受白人社会的排斥与压制，失去了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能力，还失去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守。在美国，黑人遭受歧视和压迫的历史由来已久，直至奴隶制被废除后很长时间内，黑人的地位仍未得到改善。“由于长期以来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地位低下，造成了美国黑人家庭的瓦解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在奴隶制时期以及奴隶解放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黑人从来没有机会获得白人中产阶级所享有的那种家庭生活模式。事实上，黑人家庭在奴隶制下被摧毁了，黑人奴隶那时不可能建立任何持久的家庭组织形式。”[11]468《秀拉》的社会背景是美国1919年至1965年间，处于白人对黑人群体进行后殖民统治时期，黑人仍处于当时美国社会最底层。而传统意义上家庭伦理关系间的相互割裂与漠视逐渐蔓延到整个黑人社群，致使黑人社群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冷漠、疏离的生存状态。这首先源于美国黑人对自身身份及文化认知的迷茫。处在白人文化中的黑人“没有过去，没有语言，没有部族，没有来历”[8]13。这不免造成黑人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的障碍。身份认同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12]。美国社会一方面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极力宣扬美国梦，吸引黑人为其奋斗;另一方面又在各方面对黑人群体进行排挤和压迫，使其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该群体在美国人和黑人之间，感受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碰撞与冲突。而美国白人社会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始终禁锢着美国黑人的外在发展和精神世界，并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人物对自身定位与身份认知的困境。
小说人物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自我身份及价值的肯定：黑人男性通过女性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女性则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回应男性带来的家庭裂痕。秀拉将伊娃送至养老院不闻不问，伊娃亲自烧死儿子，又看着女儿汉娜被烧死，秀拉跟好友奈尔的男友之间的暧昧……这种漠然的亲情关系和决然的两性关系将人物生活设置在一种困难重重的矛盾境遇中，每人都可选择，但又无路可选。这种由身份问题而导致的生存困境是黑人群体生活的普遍现象。可见，莫里森所展现的并非个体，而是揭示美国黑人群体普遍存在对自身身份认知的矛盾状态：他们生长于美国，渴望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同时又因遭受种族歧视而得不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只被看做是肮脏的“黑鬼”。黑人自身的身份、语言、历史被白人剥夺后的迷茫和对白人价值观的求而不得，严重扭曲了他们的心理，还致使其失去了对自我的健全认知，成为“丧失伦理道德”的一类人。其次，长期处于“黑白文化”夹缝中的黑人群体，“或浸润于白人文化，只能是没有人格尊严的‘准人’;或在白人文化冲击下，成为只剩下残骸文化的边缘人，失去文化依托的黑人只能以异化的方式间接确认自我”[3]133。在莫里森看来，处于“黑白”夹缝中的黑人，在盲目追求白人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失去自我及自身文化传统。“当你抹杀祖先，试图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消失时，你等于抹杀了自己……不可能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13]45美国深厚的黑人奴隶史，已使黑人逐渐疏离和遗忘了自身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他们对民族精神的遗失不能“带来文化的归属感，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根’文化的中心”[14]150，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中间人”。所以，莫里森并非在单纯的讲一个故事，诉说一段历史，亦非一味展现黑人自身存在的弊端，并对其进行批判。她用一种“反伦理”的书写手段，通过对家庭中失衡的夫妻关系、冷漠的母女（子）关系和疏离的黑人社群关系的揭示，真实揭露美国黑人在种族歧视下真实的生活处境，以及对自我身份、民族、文化极度困惑又无力摆脱的悲剧命运。秀拉的死“是‘底部’山上的居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8]162，人们以一种漠然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同胞之死，甚至还认为秀拉的死会让更美好的日子来临。社会伦理之爱应包含互助、互爱、互信等行为观念，而小说中的这种人与人间的漠视与隔阂无不反映出黑人社会中整体伦理价值观念的崩塌。如莫里森所言：“骡子都不会像黑鬼这样杀害同类。”[8]67可见其对黑人社会现实处境的无奈与不安。 四、结语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中指出：“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倫理诉求。”[15]5《秀拉》虽以“反伦理”叙事揭示黑人群体生活中的弊端，却又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悯之情。莫里森正是在这种“反伦理”的模式中揭示了黑人生活的真实处境，并对造成这种生存困境的原因及出路进行了深刻探讨。小说中无论是偏执女性，还是懦弱男性，都体现了黑人群体在白人文化和种族歧视下受到的压迫和屈辱，而作者对黑人群体在种族歧视下失去自我身份及民族文化的书写，更饱含其深刻的控诉与无奈之情。莫里森在揭示美国黑人的生活现状时，也为黑人如何在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下实现自我身份认同、重塑自我人格提供了思路。黑人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需要在寻根和正视自己身份及处境中来实现自我救赎与成长，其自立自强也需要在立足自身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探寻黑人民族未来的发展。
《秀拉》在描写伦理禁忌的同时，也在人类对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追求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描绘。莫里森在对伊娃、汉娜、秀拉等打破伦理禁忌的行为进行批评时，也对这些女性身上所体现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对人类的原始欲望和自由本能的张扬给予了肯定，这对黑人妇女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坚持自我、实现自身价值、摆脱男性及社会的奴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而对黑人男性的懦弱与无能，莫里森也并非一味贬低，而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言说中，试图重建其男子气概，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整个黑人群体命运深厚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斯图尔·艾伦. 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下[M]. 徐望藩，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林绪肃. 托尼·莫里森笔下的男性人物形象[J]. 湖北社会科学，2007（2）：130-133.
[4] 马小雪. 困境中的艰难求索：托妮·莫里森《秀拉》中主要男性形象解读[J]. 岱宗学刊，2009（4）：13-14.
[5] 唐红梅. 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 泰勒·格斯里. 托尼·莫里森访谈录[M]. 牛津：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
[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托妮·莫里森. 秀拉[M]. 胡允桓，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9] BLOOM H. Toni Morrison[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0.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17-21.
[11] GUTMAN H. Persistent Myths about the Afro-American Family [M]//GORDON，MICHAEL.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78.
[12]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 外国文学，2004（2）：37-38.
[13] 章汝雯. 托尼·莫里森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4] 任一鸣. 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5]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徐 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0477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