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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尽火传:论方济众在长安画派后期的贡献

作者:未知

  【摘要】著名画家方济众被从下放地汉中地区文化馆召回西安负责陕西省美术工作,在他晚年的最后岁月,倾力于陕西美术界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安画坛的国画创作再次繁荣,既得益于长安画派优秀传统和艺术厚土的滋养,更与方济众晚年的努力经营不可分割。
  【关键词】长安画派;方济众;贡献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方济众,字雪农,陕西勉县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国画院院长。方济众年轻时入赵望云画室学画,爱好诗词、通晓音律,为长安画派后期代表性人物,与赵望云、石鲁并称“长安画派”三杰。
  对于长安画派的研究,研究者的视角多集中于其艺术主张、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尤其热捧长安画派开创者赵望云和石鲁,对长安画派因“文革”冲击整体衰落的原因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安画坛再次出现繁荣的现象探讨不够。要对长安画派后期活动进行研究,绕不开方济众先生,他既是长安画派开创者之一,也是后期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关于方济众的研究文章,主要散见于荣宝斋出版社所出的几本方济众画集的前言和关于长安画派研究的论文集,撰文者有叶浅予、陈绶祥、钱志强、刘爱民、卢新华诸先生,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方济众的艺术和人生进行了解读;画家方平对其父的几篇回忆文章情真意切,许多细节感人泪下;其次,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方济众遗留手稿和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谈艺录。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方济众的专著面世。本文认为,长安画派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时期,到方济众去世这一阶段的艺术活动对当代长安画坛有着重要影响,当代长安画坛画家与长安画派之间既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的一面,也有因时代差异和教育模式的不同带来的传承上的困惑,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方济众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长安画派精神的一位传薪者。
  长安画派的艺术活动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赵望云旅行写生,作品大量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并轰动一时之际,长安画派已经在孕育萌芽。长安画派六位成员于1961年赴京举办展览,他们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创作研究室国画组的赵望云、石鲁、方济众、何海霞、康师尧及李梓盛。这次展览为他们带来了“长安画派”的称谓,开始与早已闻名的南方岭南画派、金陵画派形成对峙,影响延续至今。长安画派的代表性人物一般认为有石鲁、赵望云、方济众和何海霞,他们四位代表性画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院美术教育和训练。
  长安画派的艺术活动从赵望云先生旅行写生算起,至今已有70余年,他们的总体特色在于强调传统的民族绘画语言、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并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引起全国画坛的轰动。他们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倡导的“美术革命”开始,至八五美术新潮出现的全面否定中国画传统的观点,提出毕业于美术学院的画家们应该对传统笔墨补课,探讨传统笔墨对现代中国画创作的意义,重提中国畫创作要强调以书法为基础,不提倡在学校国画教育中片面强调素描训练。他们将突破传统、创造新面貌作为艺术创作的追求目标,认为画家笔下的生活应当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新面貌,应当将当年赵望云乡村写生作品中的所表现的苦难生活转换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的新风尚,新时代的国画必须拓展新的绘画意境和笔墨趣味。长安画派以中国画改革者的面貌横空出世,他们对传统的理解有着新的诠释,与当时流行的徐悲鸿、蒋兆和美术教育的模式拉开距离,他们的艺术注重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一扫旧国画萎靡之气,以厚重大气的西北地域特色为基调、充满新鲜生动的艺术活力。
  1981年,赵望云先生的遗作展座谈会在西安召开,座谈中方济众自述了与长安画派结缘的往事:他中学毕业后从汉中来到西安,准备随后前往北平或杭州的美术学校求学,在街头徘徊时参观了在东大街某画廊举办的《赵望云画展》,他感觉很喜欢和仰慕,便连续三天前往画展面对展品临摹,由此引起赵先生的注意,表示愿意帮助他。1946年夏,23岁的方济众入住赵望云先生家开始学画,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期间除了案头技法的学习,老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诸如“你为什么画画?”这样的问题。[1]方济众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首先爱上了伯乐,经别人介绍而认识了一代大师——开创了中国画面向人民、面向生活的闯将赵望云先生,从这里开头,我才比较明确地意识到绘画之所以能存在社会的原因,它就是为人生而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众多画家聚集在赵望云、石鲁的周围,方济众担任《西北画报》编辑室主任,他们一起学习和讨论文艺理论,临摹古代作品,共同下乡写生。方济众身处长安画派整体的艺术创作氛围中,真正步入了中国画的奥堂,掌握了传统中国画的精髓。他曾在一篇文章写到:“敢于同传统决裂的人,应该是对传统最有研究、最有认识、最有批判能力的人。”①
  “文革”开始后,长安画派整体受到冲击,方济众被下放回汉中老家劳动,后期被调入汉中文化馆工作,历经八年时间。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劳作和画画,也提升了对艺术的认识,这段并不顺遂的经历成为他艺术道路极其重要的转折,从汉中回西安工作后,他的作品焕发出夺人风采,形成极具个人特征、自然亲切的诗意田园画风。确如叶浅予先生对他作品的评价,散发出泥土的芬芳。相比时下画家们蜻蜓点水作秀式下乡写生,他的下乡体验和艺术感受一定是沁在血液里的,也因此完成了自身艺术风格的成型。
  方济众先生不仅以自身人格影响后学,他的艺术作品也是开启了新时代田园画风新样式。在方济众先生的绘画作品中,1979年以后极少涉及主题性创作,这种题材的创作在长安画派前期(石鲁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每个长安画派成员都被要求完成任务,主要题材是表现延安时期的革命风貌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而到方济众晚年却有意无意地摆脱了主题先行的模式,这是长安画派进入后期,在方济众的主导下出现的长安画派艺术后期的新面貌。方济众的作品表现语言非常丰富,选择题材自由宽泛,似乎在他的笔下可入画的东西远远超出古代传统中国画所涉及的范围,自然美的诗情画意不经意间流露于他的画作中。他花大量时间研究西方现代派的造型和民间美术的色彩,反映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呈现出个人风格与民族风貌相统一的个人面貌,《延边舞》《抚琴图》《海日》《沧海磅礴接朝阳》《晴空万里》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写意的笔法,用色鲜艳明亮,在这些作品中既可读出西方绘画技法中光与影的因素,也可体会到民间绘画中单纯的色彩与墨色交融碰撞的实验,展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家样式。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可看做是方济众试图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的尝试。   1978年,长安画派的开创者赵望云已经去世,石鲁病重住院,方济众被调回西安,成为长安画坛新一代盟主。方济众为了重振画坛,传承“长安画派”精神,呼吁成立陕西国画院,并在在陕西省政协大会上提交议案,后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1981年1月陕西国画院成立,方济众担任院长。②陕西国画院成立后,在方济众领导下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邀请全国各地著名画家前来讲学交流,针对一些省内中青年画家毕业于艺术院校擅长素描但笔墨基础较为薄弱的现实,为强化这批人的中国传统笔墨基础和观念,方济众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长远计划,最典型的事例是:他要求画院的画师们面壁苦修,“五年内不急于拿作品出去。”他希望培养这些学院出身的青年画家们用一个中国画画家的眼睛去看,用中国画的独特语言去表现,逐渐摆脱学院教育中西方绘画体系带给他们观念上的负面因素,努力将他们引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正途。③十几年以后,方济众已经去世,长安画坛的艺术成就在全国再次产生巨大影响,成为继长安画派之后又一个辉煌时期。长安画坛的第二代画家逐渐在全国露出头角,并在全国美展上多次获奖,成为第二代“长安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批画家多数工作于陕西国画院,也都曾进入这一期研修班学习并参加了“杨凌会议”,他们的成就与方济众的引导有著直接关系。
  余论:画派终结与薪尽火传
  在方济众的晚年,以对长安画坛的深厚情感和社会责任挑起振兴长安画坛的重任,筚路蓝缕,努力不懈,举办艺术活动,开设培训班,一批画家成为受益者,他们成长为当代长安画坛的重要创作力量,创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陕西国画新的繁荣,长安画派精神因此得以薪尽火传。1987年方济众去世后,唯一在世旅居京城的长安画派画家何海霞先生晚年的创作完全进入个性化探索阶段,已然脱离长安画派的整体面貌,如果将方济众的去世视为长安画派艺术活动的终结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绘画团体,长安画派至此只能作为一个符号和精神留于画史,后来者与外围受长安画派影响者则并不能称其为长安画派画家。
  注释:
  ①引自陕西国画院资料室院藏资料,方济众撰《陕西国画院建院5周年藏画展前言》。
  ②参考陕西国画院艺术档案中关于陕西国画院成立的记录。
  ③参见陕西国画院艺术档案中《陕西国画院建院五周年简况及八五年工作汇报》。
  参考文献:
  [1]方平主编.方济众画集前言,钱志强著.艺海泛舟——方济众艺术事略[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呼延贝贝(1998-),陕西西安人,现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本科,主攻人物画研究与创作,师从于刘西洁教授、吕书峰教授、郭茜副教授、王兴华副教授、李阳副教授和黄庆安副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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