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扩张主义，或者青年写作、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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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蒋方舟和周功钊的文本依然可以放在传统的文体、文类和文学谱系中去阅读和阐释。《完美的结果》《在N城读“园林”》是小说，《我们在海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蛋》是一个杂糅了非虚构的工作手记、对谈和虚构的小说（嵌入的叙事文本《文明的礼物》是小说，也疑似寓言和童话）的复合文本。经过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启蒙，时至今日，杂糅型文本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多不觉得冒犯和反常。因此，它们确实是独立的文学文本，但又确实不止于独立的文学文本——它们向大于文学的地理疆域旅行、拓殖并且不断发明文学，生发意义。这种大于不只是我们常常说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也可以是更为具体的文学和其他艺术实践活动的彼此支援和相互激发。在这种支援和激发中间，文学不是装饰性的花边，而是一种现实的推动力量，甚至是整个艺术过程的灵魂。
　　文本的可再生性，一直是经典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指标。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一般都有可持续生长的再生性。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切写作都是文学史中的写作。其实吸取和再生不拘泥和封闭在文学内部谱系的文学对文学，周功钊的《在N城读“园林”》就是从历代志文《江南园林志》《随园考》等传统的“非文学”文本获得想象的灵感。而且，我说的再生性也不只是这种继承和致敬意义上的现在对过去，蒋方舟和周功钊都是他们各自文本在他们“当下”和“此刻”再生的推动者，再生不只依赖对文本的阐释，而是思想和形式再创造和散播出去。
　　现在我们发表的蒋方舟的《完美的結果》是一个改写后的文本，其原始文本是为中央美术学院王子耕策划的艺术项目“铸忆”所写的“叙事脚本”，“铸忆”策展手记在网络上可以查到：
　　2018年9月22日，一场围绕首钢的展览在圣凯特琳娜教堂拉开帷幕。展览名为“铸忆：首钢园区及三高炉博物馆城市复兴成就展”。正如展览名“铸忆”所言，我们将展览定位在“从个体和家庭叙事层面呈现首钢工业区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作为该展的策展人，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我们感受到首钢人的可敬，于是我们放弃单纯对建筑改造进行展示的想法，决定在2019年首钢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从“人”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展览。这次展览借助了建筑、舞台置景、平面设计、文学、多媒体、摄影等不同领域的媒介语言，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为观众打开了一段属于首钢的时光记忆，从宏观上勾勒出以首钢园区为代表的城市复兴的建构历程。
　　蒋方舟的《完美的结果》承担着整个艺术项目的“基础”：
　　展览以青年作家蒋方舟撰写的“首钢父子”的故事为基础，搭建出两代首钢人工作与生活的多重空间。观众在箱体空间中慢慢探索彼时父子俩的生活。文本中父亲的日记、图纸、父子下棋的牌桌、父子生活的卧室和书房均被细致地一一呈现。每个房间都各不相同，每个房间都暗藏玄机，步入其中仿佛步入了一个特殊的时空，在这个时空中，观众成为故事的主角之一。
　　而《我们在海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蛋》则是蒋方舟和高中、大学同学覃斯之合作参加的一个建筑比赛，为深圳前海的地标做设计提案。覃斯之大学读的是建筑，研究生去了哈佛，在美国的建筑事务所当建筑师。如前所述，《我们在海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蛋》是一个工作手记和叙事文本《文明的礼物》被编写、嵌入设计提案的实施过程的杂糅复合文本，大文本中间有几个小文本。如果不局限于文本实验本身，蒋方舟的“文学”参与艺术实践的“行为”和“行动”值得深入探讨。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文艺圈交往的彼此浸染，或者多重身份的“越境”。前者，比如“今天”诗人群和“星星画会”成员的日常交往，以及诗人和画家身份重叠;后者，比如写《你别无选择》《蓝天蓝海》的小说家刘索拉也是作曲家刘索拉，类似地，《花城关注》做过好几个“越境旅行”的写作者，比如第一期导演的小说，等等。这些在不同身份之间“旅行”的写作者，很多都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举一个例子，艺术批评家李小山，他的长篇小说《木马史诗》放在20世纪末应该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但事实上，在文学界却很少被人知道。因此，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关系，不只是像有的研究指出的，类似音乐对余华、格非小说技术和结构的启发，而是写作者的多重身份重叠或者文学共生于多种媒介语言的实践场域的彼此支援和相互发明，就像我前面说的赋予力量和灵魂。蒋方舟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开疆拓土。从这种意义上，将蒋方舟的《完美的结果》《我们在海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蛋》单独抽离出来发表是有巨大的损耗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这两个艺术项目，受惠于“文学”，是蒋方舟对现实、日常生活、时间和空间的虚构、想象和再造。从呈现方式上，“文学”让渡独立发表的权利，换取“艺术”对文学边界的扩展。在今天，这种文学的扩张主义不仅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和空间艺术，游戏、动画、绘本、摄影以及跨媒介的当代艺术实验等等也有体现。
　　可能比这更重要的是，文学的扩张主义启蒙和启动了青年对当代中国提问和发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能力。在大文学、大艺术的框架里，青年人的合作和对话最终扩张了思想的边界。蒋方舟参与的两个艺术项目中，《完美的结果》涉及的共和国工业遗址、工厂生活、城市记忆和家族经验，亦是与蒋方舟同时代的孙频、双雪涛、班宇、七堇年和比他们稍早的鲁敏等作者的文学资源。他们的《六人晚餐》《鲛在水中央》《平原上的摩西》《逍遥游》《平生欢》等小说家族和个人记忆或多或少纠缠着共和国的工厂记忆。《完美的结果》对共和国的工厂记忆的重建和编织只是起点。它继续前行。它前行的道路，按照蒋方舟预设的路线，不是成为一个被普通读者阅读的小说，而是转换成建筑、舞台置景、平面设计、多媒体、摄影等不同领域的媒介语言，文学参与、见证这场共同的“铸忆”，成为其中的引领力量、灵感和灵魂。《我们在海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蛋》有比《完美的结果》更大的“文明”设计，有对更辽阔的未来、宇宙以及人类探索精神、勇气和命运的想象。
　　再深入探讨蒋方舟参与的这两个艺术项目，探讨这两个艺术项目聚集的青年们，他们的思想、行动和创造。作为当今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样本，他们在“玩一票大的”。表面上看，周功钊的《在N城读“园林”》是一个“古典”的文本，但如周功钊所说：“写作的起因是‘泼先生’发起的一次城市写作计划。”“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
　　“泼先生”的微信公众号能够查到周功钊说的“城市写作计划”——“泼先生×青客计划：10座城市，7天时间，1次写作之旅”。对这个计划有一个阐释：“泼先生联合‘青客计划’，将城市旅行的重点，放在城市写作上，旨在挖掘青年对当代城市与个人记忆之间的认识能力、协同能力，通过实地行走，参与本地网络，形成写作实践，构建既可以本土化同时又允诺发散性的城市策略。就像战斗一样，对于此次城市写作任务而言，首要在于将个体化的、创造性的内在劳作，投入中国当代城市空间的紧张关系之中。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一篇语言如何成熟如何干净、形式如何优雅如何绝美、思想如何精致如何渊博的‘作文’，也不是几张风景独特、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图，而是‘做苦力’‘打洋工’，在城市与沙漠之间挖壕沟，去面对那个‘看不见的城市’。正像卡尔维诺向我们揭示的，不仅要向城市发问，还要让城市向我们发问。所以，也可以将如此计划理解为，在今天的城市里，我们究竟能提出怎样的问题以及回答怎样的问题。”
　　如此，周功钊的《在N城读“园林”》不是对故都和废园感伤主义的怀旧和悼挽，而是照亮、打开和复活。
　　现在南京留存的园林成为城市情怀和记忆碎片，和留存的诗句短文一样，它们尚不完整，但依然能进行串联，笔者计划对南京现有园林和园林遗迹进行考察，并对现有园林进行书写;然后将历代南京的园林文献或者图片映照在城市平面肌理图底上，构成一个多层叠的版图，这个时候，文字、图像（计划采用摄影拼贴）一起形成了消失在当今地图中的线索。现今景观性的园林体验、残片的回忆、现代生活、文献的构想，多层次的滑移使得这个记忆变得抽象而开放，纸上的城市被打开了。
　　“歧异情境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是个例，还是当下青年思想和写作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要得出结论，需要更多的田野调查做支持。但可以假设的是，如果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写作实践成为青年写作的自觉和潮流，汉语文学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代青年思想状况会怎么样发展？我们有所期有所待。
　　2019年中秋
　　责任编辑 胡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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