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绒线编结时装所蕴含海派文化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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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竞琼 王楠
摘要： 在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背景下，绒线编结时装发展成为近代上海服饰文化的代表。文章以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为研究基础，通过对绒线编结时装流行特征、造型结构和编结技艺的分析，概括出海派文化摩登、精致、融汇、爱国的精神内涵，且认为这些内涵是海派文化一般特征的延伸，再由此追溯出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中西交织的文化与历史渊源。研究认为：绒线编结时装是西洋工具、材料、技术与中国传统女红匠心精神共同蕴育的产物，在中国近代上海服饰发展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对当前中国海派绒线编结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绒线编结时装;海派文化;精神内涵;中西交融;近代上海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04008306
引用页码： 041202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4.014（篇序）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in modern wool knitting fashion
ZHANG Jingqiong， WANG Nan
（a.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b.Jiangsu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earch Bas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west blending Shanghai-style culture， the wool knitting fashion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Shanghai clothing culture. Based on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style culture， four spiritual connotations（modernness， exquisiteness， inclusiveness and patriotism） of Shanghai style culture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analysis of popular features， styling structure and knitting techniques of wool knitting fashion. The four connotat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hai-style culture， and the Sino-wes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Shanghai-style wool knitting fashion is traced out from th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ool knitting fashion is the product of western tools， materials，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needlework spirit， 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f the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f modern Shanghai clothing， and has positiv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the spreading of Shanghai-style wool knitting.
Key words：
wool knitting fashion; Shanghai-style culture; spirit; Sino-west blending; modern Shanghai
收稿日期： 20190530;
修回日期： 20200319
基金項目： 江南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9JDZD05）
作者简介： 张竞琼（1965），男，教授，主要从事服饰文化的研究。
“绒线”是舶来品的一种，英文为“wool”[1]，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绒线，又称毛线，是毛织物的一种，性柔软、易伸缩，以之结物[2]。其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经过纺机纺成毛条，再由机器整理后制成绒线[3]。20世纪20年代，绒线编结技艺在上海得到广泛流行与传播，在开放创新的海派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绒线编结时装。
目前关于近代绒线方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手工编结技艺和花样的研究，二是历史沿革和产业发展的研究，但均未从海派文化角度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则以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为研究对象，以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为研究基础，通过对中西文化融汇背景下近代上海绒线编结时装的流行特征和编结工艺的分析，探究绒线编结时装中所蕴含的海派文化精神内涵。
1 海派文化的内涵
“海派”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曹聚仁将京派形容为古典的大家闺秀，海派是浪漫的时髦女郎[4]。所谓“海派文化”指的是近代江南文化与西方先进文明碰撞与融合后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从一开始的戏剧、书画、文学、电影等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风尚、生活方式及穿衣打扮等民间生活领域，带有深厚人文主义色彩和世俗气息，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5]。兼收并畜、标新立异、开拓创新是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海派文化在绒线编结时装中所体现的内涵是摩登、精致、融汇与爱国。这些内涵是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在服装领域的沿承与折射。 绒线编结时装是近代上海女装的主流之一。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绒线是地道的“舶来品”。不论是单独穿，还是搭配旗袍等中式服装穿，都被认为是时髦的装束，此为摩登;自古以来中国女子就有擅女红的传统，绒线编结技艺传入后，延续了中国女红技艺精巧细致的特点，此为精致;绒线编结时装是西洋工具材料传入国内，经近代中国妇女了解、借鉴、创新并发扬光大的产物，此为融汇;同时，倡用国产绒线并以此支持中国民族毛纺织业的发展，则为海派文化赋予了爱国主义情怀。
1.1 摩 登
“摩登”一词是从英文“modern”音译而来，其中文解释为“现代”“时新”“时髦”[6]。20世纪的上海处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裂变之中，英美租界的畸形繁荣，一方面为其迅速发展经济文化提供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使其攀附奢风浮气[7]。作为思想外化的服装明显地感受到了这股西风浪潮带来的影响。与所有西洋“舶来物品”一样，穿绒线衣被认为自带时髦属性[8]。《方舟》杂志曾刊过一篇名为《给摩登小姐太太们》的文章，其中提到毛衣是很欧化的东西，理应在国内得到提倡[9]。时装界默认“西式时装以巴黎为时尚，中式新装以上海为马首”[10]，模仿国外时装的最新款式成为国内女子追求时尚的突破口。绒线编结时装作为“洋派”的代表之一，其服装造型与结构均受到西方时装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领部结构和肩腰造型的西化。
1.1.1 从整体形象来看
旗袍代表了东方审美意蕴与时代风貌，是近代中国女性的外在象征。从传统旗袍到改良旗袍的变化是摩登的体现，其形制变革小，结构变革大，肩、腰及胸部趋向于合体，且玻璃丝袜、高跟皮鞋、绒线背心或开衫与改良旗袍的搭配方式将摩登体现得更加外化，是时髦女郎的必备装扮。绒线编结的开衫、披肩等西式服装与旗袍的经典搭配是海派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笔。这种中西结合的着装方式，刷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引领了海派服饰的新风尚。
例如，有绒线开衫与改良旗袍的配伍。图1是一件深色印花长旗袍与赭色长袖绒线开衫的装扮，绒线衣前襟的纽扣穿着时不扣紧而作装饰之用，开衫表面具有凹凸有致的肌理感，整体造型挺括，与曲线流畅的旗袍相搭配，体现气质的优雅[11]。同时亦有绒线披肩与改良旗袍的配伍。图2这件开
襟式绒线披肩是在衣领处由一颗纽扣连接两襟，披肩长度在腰部以上，与长及脚踝的改良旗袍搭配，丰富了着装的层次与相应的比例关系，具有修饰形体作用[12]。
1.1.2 从细节样式来看
首先是衣领装饰与传统的中式立领不同，绒线编结时装流行西式领形。常规的西式领形表现为绒线外套及开衫的翻领、西装绒线背心的鸡心领，以及套头式绒线衫的圆领和船形领。在此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将花结、领结等配饰应用在绒线衣的衣领装饰中，花结大小根据服装款式造型需要进行变换，花结形状则与系结方式有关。图3是一件深色套头式绒线衣，领部由蓝色花结做装饰，花结覆盖到胸前位置，其形状工整精致[13]。或将绒线编结成领结装饰在衣领部位，精致端庄，如图4[14]所示。另外一种装饰花边在绒线编结的童装与女装中十分流行，是将花瓣形的装饰花边在领口周围编结一圈，与西式服装中的荷叶边相似，尽显摩登气息，如图5[15]所示。
其次是肩腰造型。西式服装以立体裁剪为主，结构上利用省道表现服裝造型;中式服装是平面裁剪，形制上强调宽衣博袖。当时上海女性受西方文化影响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勇于表现自己的身段，具体体现在对女装结构中肩、胸、腰、臀等部位的重视。中国近代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16]在1941年观察到“现在市上最风行的大衣要算高肩膀大袖口的式样”，
又认为“细细的束腰，犹似柳腰，更显动人”。图6是她用绒线编结的一款典型的宽肩收腰款式。这件绒线外套的肩膀略宽成与手臂成直角，是利用编结技巧达到的垫肩效果，至腰部收紧，造型挺括可与呢大衣媲美[17]。
1.2 精 致
近代上海女装时尚延续了江南传统服饰文化中细致精巧的风格特点。中国传统的镶滚、缘边、刺绣等装饰工艺在服饰中的运用已达臻境。绒线等“舶来品”的传入使中国传统女红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传统的镶、滚等装饰工艺依靠叠加层次的复杂程度到达高贵华丽的效果，绒线编织则利用巧妙的技法和高超的手工技艺创作出新颖时尚的花型。民国时期，以冯秋萍、黄培英、鲍国芳等为代表的绒线编结大师工艺巧妙、技艺精湛，为绒线编结界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
1.2.1 “工巧”的特征
冯秋萍擅于编织各式各样的花型图案，她用钩针编结的野菊花、珍珠花、美人蕉、麦浪花、金奖杯等花型精巧美观，在女装中广泛应用。她将图案花型与具体服装部位结合，以达到新奇巧妙的编结效果。图7是用钩针结成的一顶风车形式样童帽，花型从帽顶中心向四周成放射状发散，儿童跑动起来帽顶会有风车形旋转的视觉效果，颇有童趣[18]。冯秋萍将不同工具组合运用编结出新奇的花样、又将不同针法巧妙运用编织出曼妙的肌理，体现了她编结工艺的巧妙之处。鲍国芳用深浅两色绒线与花型搭配编织出了具有镂空效果的春季短袖开衫，如图8所示。衣身完全由菊花勾连而成，黑白两色菊花深浅相间，内搭深色旗袍，视觉上具有镂空、轻透的效果[19]。
1.2.2 “尚精”的追求
冯秋萍对于绒线编结技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她潜心研究，利用高超技艺使绒线编结达到一种“仿呢料”的效果。1942年，冯秋萍创造性地编织出了一件赛方格呢绒线旗袍，如图9所示。她综合运用了棒针、钩针和刺绣针等工具与上针、下针、平针和桂花针等针法，其创新与独到之处是用刺绣针将条格中的直条纹绣上，再用浅色线穿过，隔一针穿一线，形成深浅相间、横竖相交的格呢花样，编结方法平整紧密，最终达到仿毛呢织物的效果[20]。黄培英在绒线编结花形图案的创作上亦极尽繁复。她用钩针编结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牡丹花样式，每朵花需钩50针短针，共盘绕4层，第5层将其拉长，再用线将每5针拉长穿起、系紧，共系10股成花辫如图10[21]所示。 1.3 融 汇
民国时期长期的“华洋杂居”使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交流，最终西洋“摩登”与本土“精致”的文化内涵在上海得到不同程度的融汇。民国时期，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妇女服装掺杂一些西洋的意思在内，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讲究的服装，比如旗袍上面穿着西式的毛衣。”[22]中西元素结合在绒线编结时装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形制，二是工艺。
1.3.1 从形制来看
绒线衣本是西洋舶来之物，中国女子精通编结技艺后，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在绒线编结时装中加入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结构元素，编结出时尚潮流的绒线时装。
云肩式。将绒线编结的披肩与旗袍搭配是民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装扮，披肩的形式通常有斗篷式、半身式和全身式。图11是一件半衣身形式的披肩[23]，造型款式以中国古代传统的云肩样式为原型，故称云肩式。其领口高度与旗袍立领相当，衣长至胸部，前后片无接缝，纹饰图案讲究对称性。这种云肩式披肩主要用来装饰肩部，兼具保暖作用。
袄褂式。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以大襟右衽、连袖直身为一般特征。图12是一件绒线编结的女式短袄[24]，在形制上既保留了大襟右衽的传统，又结合了西式服装紧身、紧袖的特点;在装饰上既保留了本民族的祥云纹样与沿领、襟、摆进行缘边装饰的传统，而这一切又是以外来的绒线编织工艺来实施的。
1.3.2 从工艺来看
将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运用到绒线编结中，是中西结合的又一种体现。具体做法是在已经编结好的绒线衣上，用鲜艳颜色的绒线在服装上加绣植物、动物等图案。冯秋萍曾将中国十二生肖图案用绒线刺绣工艺刺绣在童装上，具有民族符号意义的生肖图案与具有肌理感的绒线衣实现了完美融合，如图13[17]所示。冯秋萍又于1948年用传统刺绣工艺塑造了一位西洋美女形象，同样应用于她的新款绒线衣中，如图14[17]所示。黄培英则是将中国传统的忍冬纹、梅花纹等植物图案刺绣于绒线衣的前襟和裙摆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古典美。
1.4 爱 国
近代上海既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桥头堡，也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20世纪30—40年代，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力抗争，塑造了上海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城市形象。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界人士全力支持抗战并积极开展爱国救援活动，广大市民自发组织进行募捐及在淞沪会战中对八百壮士孤军奋战时的物资支持。
面对外货不断倾销而中国民族工业几近凋零的低潮，上海民族工商业也开展了一系列自救行动，即所谓“实业救国”。一方面，大批爱国实业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纷纷投资设厂，国内绒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安乐纺织厂和上海毛纺织厂。另一方面，广大市民提倡使用国货。使“英雄牌”“双猫牌”“小囡牌”等国产绒线得以迅速占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进口绒线的持续输入。国产绒线的普及，减轻了国民经济的负担，也让绒线编结时装成为时尚热潮。使用国产绒线编结的时装，既符合“摩登”的时代需求，又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并成功塑造了爱国的、海派的摩登女郎形象。
2 海派文化与海派绒线编结时装的渊源
2.1 海 派
上海坐落在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植江南地区传统吴越文化的底蕴，在与西洋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
“海派”的渊源之一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近代上海开埠后，租界文化成為海派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浓重的商业气息及开放的社会环境，吸引大量移民与外来文化的进入。租界文化的兴起使上海从一个原本“重农抑商”的城市发展成为“以商兴都”的城市。西洋文明不仅影响了上海人的物质观念，还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上海人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商业竞争模式和金融贸易，促动了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一直以经营传统劳作为主的家庭妇女转为追求经济独立和个性独立的职业女性，并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与社交礼仪;同时西洋文明带来了另外一种审美观念并通过租界这个“橱窗”得以展现，使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含蓄的一面逐渐转向开放、勇于表现的另一面，对于女性的容貌与身体也由遮掩转向适当地展露，这一点在种种新款绒线衣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成就了海派文化中摩登的新内涵。随着租界文化不断向上海其他地区的渗透，于是租界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与融合，交织而成一种新的文化特征。
“海派”的渊源之二是对本土江南文化的延续。江南文化是上海丰厚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来源。本文所谈论的“江南”，主要指当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开埠前的上海是江南松江附属县，属于江南的一部分。开埠后十年，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租界的开辟、经济贸易的发展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展，加速了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区域向上海的转移[25]。据统计，近代上海人口的构成中，苏浙两地的移民占有一大半之多，他们带来了传统江南农耕社会中的勤劳与敬业精神，也延续了江南地域文明中精致典雅的风格习俗。“苏样”是对苏州传统工艺美术制作和技艺的称谓[26]，制作精细考究、擅于以小见大;苏州园林与苏作家俱都以占用较少的面积、材料来取得精美大气的效果，这一点已成为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传统、工艺水平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正是这种传统、精神与艺术追求随移民来到了上海，才形成了海派文化精致的内涵，并与外来文化合二为一，形成海派文化独特的气质与内涵。
2.2 海派绒线编织
20世纪20年代，绒线编织作为一种西洋时尚在中国普遍流行。绒线编织的材料、工具和技艺均由西洋“舶来”，在与中
国本土的女红传统相遇后，开出了近代海派绒线编织的绚丽之花。
绒线编结技艺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传入国内。光绪12年（1886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河、漕河泾等地设立传习馆，教授当地妇女编织用于窗帘台布的织带花边，再运往西欧销售，并以此形成一种产业链。这是西方手工业和工业美术在国内的初次试探。到了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物资大量倾销，有英商在上海开设博德运绒线公司生产“蜜蜂牌”绒线，为推广销路，其售卖时附送绒线编结说明书与竹制的棒针编结工具[27]。这样，绒线编结的材料、工具和技艺传到了上海，传到了普通市民手中。 中国女子自古以来就有擅“女红”的传统。明朝时期，上海便以顾绣闻名于江南一带，其特点是将绘画与绣法结合，绣作精巧细致，品格高雅。尽管清末顾绣日渐消亡，但其细腻传神的工艺技法始终影响着上海本土女红技艺的发展。形成于明代晚期的“苏样”，是中国江南地区精湛手工技艺的代表，不管是服饰刺绣还是工艺品的制作，苏州人都极尽工巧，其自成一体的苏式风格亦成为海派文化中精致内涵的典范。民国时期，绒线编结流行于上海，与中国传统女红一样同属心灵手巧的范畴，共同拥有精致、匠心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她们放下了绣花针，拿起了棒针、钩针与绒线，但改变的仅是手工技艺的一种形式，而工于匠心的内核始终没有变。所以说海派绒线编织是中国传统女红精神与西方工艺技术结合的产物，它延续了传统道德观念中对于女子“妇功”的要求，也使传统“女红”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
3 结 语
绒线编织蕴孕育在海派文化的历史浪潮中。与海派旗袍一样，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也拥有上海独特的时代印记。绒线编结从最初的“舶来”技艺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女红技艺的代表，是摩登时代新女性的一种新女红。其以工巧、尚精与丰富的纹样与针法，塑造了优美的整体造型与领、肩、腰等精致的细节，通过形制、工艺与穿着方式的中西交融成为了海派服饰中的经典装束。由此可得，海派绒线编织技艺是外来的工具、材料与传统的匠心精神相交织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摩登、精致、融汇与爱国的海派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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