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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阶级理论视角下的工人阶级“异化”批判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南燕

  [摘 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尤其是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和工人阶级呈现出的新特征,提出了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相异的阶级观点。他们认为,工人阶级逐渐被新阶级群体所取代,已经失去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出现了“异化”,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已先于资本主义而亡。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出现的新特点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解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消亡,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亦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变化的问题时,马克思阶级理论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关键词]阶级;工人阶级;异化;资本主义矛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4-0045-05
  
  工人階级的“异化”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工人阶级“异化”的论断源于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现状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首先在数量上锐减。一方面,部分工人因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被分流到其他阶级群体中;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分化出了新的阶级群体,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被分化和减弱。
  一、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逐渐被新阶级群体所取代
  (一)“中产阶级”的扩大挤压了工人阶级空间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扩大。这部分中产阶级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被称为“白领工人”,以区分被称为“蓝领工人”的传统工人群体。这一结构的新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关注。一些西方学者用“中产阶级”的概念来模糊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把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部分脑力劳动者都划入中产阶级的范畴,以此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化。
  然而,“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区别和划分人们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等方面的社会层次, 是社会分层理论具体应用到社会人群中的表现[1]”。“中产阶级”学说以收入为标准,除了少数极穷和少数极富人群,社会上的大多数包括广大工人阶级、中等收入群体、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达到一定收入标准的各社会阶层都成了“中产阶级”。据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如马克思所言是两大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依据财富的分配而被划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三个阶级,其中上下两层阶级是少数,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级是大多数。
  不难看出,以收入为划分依据的中产阶级理论颠倒了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回避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将劳资双方混淆为同一阶级。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论工人分配到的收入水平如何,其性质都是“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2]”。无产阶级的判定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少,而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因此,中产阶级仍旧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 他们在本质上还是“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 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 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3]”。
  (二)“新工人阶级”取代传统工人阶级
  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勒在《新工人阶级》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新工人阶级的观点。马勒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分裂,逐渐分化出一个新的阶级——“新工人阶级”。因自动化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水平技能、获得高额报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构成了马勒所说的“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正处于现代化机器化大生产的核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原来在生产线上被机器支配的劳动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机器的发明者和控制者。因此他们比其他人都能更直观、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取代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革命的先锋队。[4]”
  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得到了其他存在主义者的赞同。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就在《劳工战略》一书中表达了对马勒“新工人阶级”理论的支持。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环节的细化,工人阶级被分割成更小的分子,并被不同的行业和岗位隔离,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很难承担起社会革命的重任。而“‘新工人阶级’是从传统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他们的利益诉求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有希望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承担起工人阶级解放人类的使命”。[5]
  “新工人阶级”论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新变化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但是由于其过分强调技术发展对阶级变迁的决定作用,把因现代社会生产分工而衍生出的专门性职能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和确定阶级地位的根本因素,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泥潭。
  (三)工人阶级分化出“新的小资产阶级”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出发,认为社会阶级是根据结构决定的,而阶级的决定结构是一个给定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的组合。普兰查斯阶级学说的研究重点在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直接探讨工人阶级。普兰查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普兰查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称作“新的小资产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属于简单的商品形式,从历史上看,那是从封建的模式向资本主义的模式转化出现的一种形式”[6]。
  普兰查斯认为,新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白领”构成,这些人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文员和服务性人员等。新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大部分属于脑力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属于资本家阵营。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新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但是存在着向无产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新的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分化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力量上的平衡”。[7]他解释,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阶级成员的意志,所以在许多场合,一个阶级很有可能采取与本阶级利益相左的阶级立场。   (四)新社会运动孕育出的多元利益主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走向衰落,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种族运动、环保运动、民族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概念毫无意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带来了多元主体的成长,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社会多元主体正取代工人阶级成为社会运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8]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新社会运动已经褪去了阶级斗争的特点,不属于阶级运动。因为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包括青年学生、女性代表、环保人士及各种特殊利益群体,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主要成员。此外,新社会运动的目的在于价值追求和谋求利益、获得权利,不再是传统工人运动那样为了夺取政权和阶级解放。
  虽然新社会运动越来越表现出“阶级模糊”的特征,但是新社会运动强调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认可多元主义作用和影响,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派和归类,试图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外围找到资本主义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本上是难以取得理想成效的。
  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工人阶级“异化”的论断,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逐渐减弱或正在消亡,甚至出现了与资产阶级相融合的趋势,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已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融为一体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使得阶级对立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以被消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被拘泥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限改良。
  二、阶级结构的变化引发工人阶级的“异化”
  (一)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出现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出现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工人阶级越发满足于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的改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环节越来越细化,工人只熟悉自己的工作而对生产的其他环节不甚了解,因此工人彼此之间对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所从事的劳动生产缺乏整体性认识。“生产全过程因为分化的进一步加深而变得越发的不透明,工人很难从中认清生产的全过程、经济运行的总状况及总趋势,一些时候工人连自己生产的是什么都不清楚。[9]”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使分工细化的同时也使工人的生产工作越发机械和枯燥,只是单纯的重复性劳动而缺乏创造力。高精密仪器更是将工人与机器设备牢牢捆绑在一起。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形容其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10]。工人对这种组织生产方式多以矿工、迟到等形式回应,但却提不出任何建议来改变现状,更无法提出改变自身剥削状况的要求。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受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影响,工人阶级意识逐渐从追求工人阶级的集体解放转變为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自身经济利益。可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逐渐转化成个人意识。因此为了达到个人利益,工人阶级在很多情况下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制度安排表示同意和支持,提出与自己所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左的意见。集体意识的分化和个体意识的高涨,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被瓦解。
  总的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工人也相对满足于现状。资本家在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愿意拿出一部分利润用于收买工人,以期获得工人的持续劳动和对这一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的认可。还有一部分工人虽然对目前的剥削状况感到不满,但是因为害怕失去现有的生活来源、失去现有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家的控制。“他们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把注意力转到对劳动产品中应占的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去了。[11]”
  (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批判意识逐渐丧失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阶级丧失了批判意识。科学技术既带来了工人阶级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接纳和认可资本主义制度,至此,科学技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模糊了两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误以为自己的利益追求与资产阶级是一致的,因为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两大阶级的利益相互依存,意识形态也趋于同一。至此,工人阶级逐渐成了“单向度的人”,不再具备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
  马尔库塞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压抑社会,社会的批判因素和否定因素荡然无存。“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着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提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12]”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否定因素和反抗意见,压制了工人阶级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马尔库塞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技术盲目崇拜导致了工人阶级批判思维的丧失。
  总之,技术的进步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极权社会。依靠技术的进步,统治者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工业产品进行意识形态辐射。技术的进步还使工人阶级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从而满足并止步于眼前的富足。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人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使人舒舒服服地被控制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已经逐渐丧失了反抗和批判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营造的虚假繁荣和自由里迷失了自我。
  (三)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目标的降级
  斗争目标的确立为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和联合行动提供了支持。可以说,判断工人阶级是否依然是变革社会的主体,不在于工人阶级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如何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因为从现实来看,工人阶级的数量远没有减少,但是工人阶级却越来越表现出分化和分散的特点,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使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集体重新聚合在一起。   从现实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内部分化以及工人运动低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斗争目标的分散和降级。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多集中于维护现有就业、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等,其斗争目标局限于工资方面的相对满足。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方面的异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异化、经济方面的异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异化和政治方面的异化。就经济方面而言,列斐伏尔坚决反对把追求经济利益至上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他认为,“对金钱的追求使人的需求‘异化’了,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需要和唯一的品质。当人们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奋斗目标,就把阶级对抗转化成了体制内的竞争和博弈”。[13]
  然而,工人阶级将斗争目标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斗争就会陷入改良主义的旋涡而难以自拔,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根源——雇佣劳动制度。毕竟,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单纯追求工资的增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处境。
  (四)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融合
  高兹在其代表作《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中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资产阶级为大幅度促进生产量的积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日益严格。与之相对,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却不断受到冲击。高兹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增值程度密切相关,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纽带也更为紧密[14]”。这种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否定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阶级对立的本质,强调两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走向融合。
  马尔库塞也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成果,改变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的经济收入,实施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提升了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变了其生活方式, 这一切造成了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的一体化。[15]”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同化,认可资本主义的现行制度,其意识形态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融合,失去了作为变革社会主要力量的历史地位。两大阶级的融合和一体化过程使得两大阶级逐渐褪去阶级冲突的表象,转而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工人阶级开始不断调整自身原有的价值认知,主动迎合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认可、赞同、迎合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
  不可否认,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会作用于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但由于后者具有一定程度上吸纳非激进和非异端价值的能力,因而工人阶级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加入自己的一些价值判断,彼此之间达成一定的妥协。可见,从本质上看,工人阶级的价值体系对资产阶级价值体系而言内含着一种从属性与调和性。
  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形形色色的阶级理论观点对马克思阶级理论提出了种种诘难。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真的消失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马克思阶级理论来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必然会形成共同的、根本性的、與资产阶级利益相对抗的并进而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以及雇佣劳动的意识。虽然伴随资本主义的日趋成熟,工人阶级意识在其形成过程中遇到了阻碍因素,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旧存在,雇佣劳动关系仍然得以维系,工人阶级终将形成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真正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新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的“异化”问题仍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论。
  三、工人阶级“异化”的结果是成长而非消亡
  (一)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异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和阶级对立的消亡
  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阶级意识有弱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失。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划分阶级的时候所依据的多是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工资环境等方面的标准,然而这些内容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仍然存在很大变数,并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衡量工人阶级的唯一标准仍是“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所谓“中产阶级”“白领阶层”“技术精英阶层”“经理阶层”等概念的出现,是对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的认识模糊,也是对工人阶级范畴的误读,从而达到弱化工人的阶级归属感、淡化工人阶级意识的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工人阶级“异化”的论断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良尤其是福利政策的推行使得工人阶级安于现状并自我满足,丧失了阶级斗争的意识。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福利主义政策的本质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的无限积累和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在客观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但是福利主义的视线并不是资产阶级施舍的结果,而是工人通过不断的抗议和斗争争取而来的”。[16]正是由于工人对资本家不断激增的不满情绪和抗议行动,才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适度让步,以缓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并在经济让步的基础上,建立起劳资谈判协商制度,将工人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控范围内,在不触及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有限的经济改善。以集体谈判协商改善经济收入状况、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举行规模有限强度可控的示威游行、政治上的民主参与权利、经济上的福利待遇等工人阶级所赢得的“权利”背后其实还是由资本的“权力”在控制着。还需认识到的是,“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不仅仅是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是让工人阶级成为天然的福利制度的受害者[17]”。福利制度在不同国家工人阶级之间以及一国工人阶级内部制造了隔阂,因此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整体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受益者,反而离间了工人阶级,分化了工人阶级联合的力量,进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认为“阶级已经死亡”“阶级政治终结”“阶级对立消失”的观点, 实际上是“用一个特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现象代替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本质[18]”, 实质上是说两大阶级的矛盾已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了解决,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变相辩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的确为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积极的手段,然而这种阶级矛盾的缓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包含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和争端可以自行在其制度内得到化解,阶级分化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持续存在。   (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劳资矛盾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异化”状态,从深层次来看,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首先,从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角度来看,工人阶级为了保障生活,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有限的报酬,从事着勉强够生活的工作却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其次,工人所生产的饱含了工人劳动价值的商品最终并不归工人阶级所有,却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资本家手中,然而资本家本身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却不为商品价值的增加付出任何劳动;再次,工人通过生产劳动,将价值转移到产品当中,实现了商品价值的增加;最后,工人阶级通过劳动生产的商品反过来却成为工人难以驾驭的魔咒。工人为了生存、为了有能力购买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加大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商品,但当工人这样做时,也为自己锻造了使资产阶级套牢自身的工作锁链。
  总之,工人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劳动报酬远远低于所付出的实际劳动,而资方获得的劳动产品远远大于其购买劳动力的成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因此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这种必然性的时机表现——所逼迫”,进而认识到他们“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9]然而,这并不表明随着“异化”程度的加深,工人阶级就会自然生发出成熟的阶级意识,毕竟“异化劳动把人类的生产活动降格为一种适应性行为,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政府自然的行为”[20]。异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顺从和服从,因此,认清工人阶级的“异化”进而克服这种“异化”现象会经历一个相对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三)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异化”中觉醒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处于异化状态,但这种异化状态是不对称的。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主导着生产的整个过程,并占据着生产成果,他们无论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在其他方面与工人阶级相比都有着明显的优势,有着更为光鲜的一面,因而它们在其中获得了自我满足和认可,获得的是肯定的认识。工人阶级则恰恰相反,它们处于被剥削的一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不具有其他可以维持自我生存的资本和空间。他们不得不忍受枯燥、乏味、高强度的劳动,接受微薄的工资收入,因而他们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获得的是否定的认识,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潜藏着对现存制度谋求改变的欲望和意识。工人阶级这种在“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21],这必然会唤起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因而工人阶级的“异化”状态决定了他们具有产生阶级意识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有效性和有效程度也面临着考验。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中来,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寄希望于开拓新的市场以缓解危机成为空谈;新自由主义盛行之下,资本绑架政府的现象更加突出,通过政府单方面调节工人工资以扩大工人购买力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逐渐受到限制……这些因素都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缓解危机的空间。资本主义矛盾在有限的改良之下越来越明显,这有助于工人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毕竟,“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商品价值就越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2]”。
  (四)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虽然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阶级边界的模糊和阶级意识的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也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包容能力。与工人阶级“异化”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出的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合作经济、社会保障、职工参与管理等“新社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主义奠定着‘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突的线索,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准备越来越充分的社会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缓和社会矛盾与化解阶级对抗提供了积极的解决方案,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以及工人阶级的日渐觉醒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向前推进是大势所趋。由于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地位没有改变,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是未来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从世界范围来看,阶级和阶级对立非但没有完全消失,反而有所转移和扩展。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去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的接力棒转移到了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内工人规模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综合素质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综上,马克思阶级理论是对人类各个历史时期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关系本质的理性认识,为我们认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会自行消除,因此,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也就不会消亡。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无法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亦无法改变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1]连冬生.肯定中否定: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点思考[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
  [4]张元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及“中间阶级”问题[J].天津师大学报,1999(3).
  [5]吴宁,张秀启.高兹新工人阶级论析评[J].武陵学刊,2009(6):19-23.   [6]Nicos Po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M]. London: NLB, 1975: 285-286.
  [7]Nicos Po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M]. London: NLB, 1975: 334.
  [8]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的民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30.
  [9]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48.
  [10]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
  [11]哈里·布雷夫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一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35.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4.
  [13]吴宁.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及其评价[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23-29.
  [14]吴宁.工人阶级的终结——兼析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4):160-163.
  [15]高海艳,祝黄河.论马尔库塞的阶级一体化理论[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3(1):16-20.
  [16]童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7.
  [17]童晉.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8.
  [18]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1(4):39-54.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2.
  [20]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 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8.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3.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责任编辑:青 山)
  [收稿日期]2019-08-08
  [作者简介]张南燕(198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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