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传染病事件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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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同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突发瘟疫的公共卫生事件，给苏区群众及红军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威胁。当时，经济不发达的苏区有四种传染病在蔓延，即疟疾、痢疾、下肢溃疡和疥疮。
疟疾，又叫打摆子，是由蚊子叮咬人后，将其体内寄生的疟原虫传入人体而引起的疾病，以周期性冷热发作为最主要特征，居中央苏区流行的四大常见病之首。据总卫生部统计，在红军中四季皆有许多此病人，每年因疟疾而死的人甚多，在瑞金壬田区第一乡，3个月内因疟疾死了80多人。
痢疾，不仅是四大常见病之一，而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生急性痢疾几天就死，慢性痢疾则一两个月不愈。这种疾病主要是饮食不卫生所致，有很多地方的群众都是吃池塘水，每年因此病而死亡的不下几千人。当时有上报：安远县沙含区因痢疾死亡10余人，宁都县数月中发生痢疾，被传染者有1300余人，固村闵原东山坝等区，因病而死者100余人。
下肢溃疡，当地称烂疤子，是下腿和脚溃疡流脓。这种病表面上看去伤口不大，但感染而溃烂的病灶发展非常快，常波及肌肉和其他软组织，发展成骨髓炎造成残疾，甚至致人死亡。这种病主要是战士平日由于饮食条件差，难得吃上新鲜的蔬菜，每天只凭少且缺盐的竹笋或辣椒下饭，导致营养不良。
疥疮，是虫寄生于人体皮肤表层内引起的一种皮肤病，扰得指战员夜不能眠，长久不愈，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红军建立中央苏区前，赣闽一带的县城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私人诊所和药铺，以及游方郎中和摆地摊的草医草药，大多数县城都没有公立医院。这些错综复杂的疾病，在某些方面考验着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领导者。
政府重视 组建机构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区的卫生工作由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管理。此后不久，就发起了一场卫生防疫运动，这次运动是因应对突发瘟疫的险情而发起的，苏区党政领导人利用排除险情之机，将一场应对突发瘟疫的公共卫生事件，因势利导成一次颇具规模的群众、全面性的卫生运动，有效遏制了瘟疫的扩散。
当时各种传染病的肆意流行和爆发，严重损害了中央苏区军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苏区的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32年2月在瑞金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8月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卫生行政管理方面，军队系统于1932年10月将红军总军医处改设为红军总卫生部。军团和师一级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级单位设卫生员。
为了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军委总军医处于1931年秋创办了向红军和全苏区发行的《健康报》，1933年夏又增办了内部刊物《红色卫生》，专门刊载有关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评论、消息、卫生简讯和卫生知识。
在地方，从中央到省、县苏维埃政府，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乡、村成立卫生小组。医疗机构方面，军委所属的红军后方总医院下设7个后方医院;各军团和军区也分别设立了后方医院和野战医院。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体系由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前线伤病员能很快后送救治。红军中的医疗机构的医生，经常为驻地群众免费看病，传授卫生知识。
为方便地方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看病，1933年初，毛泽东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后改称为苏维埃国家医院;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和一些大的集镇、乡村，建立了医疗诊所。
中央红色医院借用瑞金羊冈的几座祠堂和一些民房，设有西医诊疗室、中医诊疗室、手术室、药房和病房等，门前一口大池塘，便于洗涤。稍远处有绵江河，周围有绵延的冈峦和青葱的树木，利于调节空气和人的情绪。医院成立后就接收了大批伤病员，医院除担负为党政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治病的任务外，还给红军和附近群众治病，在加强医疗工作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苏区的卫生防疫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把改变人们长期养成的不良卫生习惯，当作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3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内务部颁发了第一个苏区防疫法规——《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同时颁布了苏区第一个卫生运动宣传指南——《卫生运动纲要》。
1934年3月10日，中央级机关筹建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并决定于3月16日至23日举行防疫运动周。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刊登了大量有关苏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文章。
教育宣传 防范未然
红军军医学校还编写和翻印了许多讲义，基础理论的、实际应用的都有，内容简明扼要，对培训学员、普及医药卫生知识，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有《病理学》《简明药物学》《实用内科学》《实用外科学》《简单绷带学》《简明细菌学》《诊断学》《处方学》《卫生学》《外科总论》《皮肤花柳病》《眼科》《传染病预防法》《耳科》《妇科》《产科》《内科消化病学》《药物学补录》《生理卫生常识》《生理解剖图》《冻疮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西药学》《实用外科药物学》《临症便览》等几十种。
中革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内务部及其卫生管理局也编印出版了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小册子，既供红军卫生学校使用，也发给地方上作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其中有《医学常识》《卫生常识》《四种病》等。在现存的《卫生常识》封面上，还印有“赠给二苏大会代表”字样。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收藏文物来看，以上讲义、小册子，多数为油印、石印物，少数铅印。
1932年初的卫生运动，具体要求是：每地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男女老少，有组织的分组打扫环境;焚毁肮脏东西，清洗村庄臭水沟;污秽的地方用石灰水消毒;不吃腐烂的东西;掩埋腐尸，并对放过死尸的地方进行石灰水消毒;不与传染病人共吃共用，将病人送医院治疗。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運动》的社论。1932年8月28日的《红报》社论指出，“组织采药队，到各地采办各种草药”。1933年2月13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号召进一步搞好防疫卫生工作，做到“养成他们的卫生习惯”，“注意到别人，注意到公共卫生”。为此，除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如壁报及一切小报，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外，还要求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会在礼拜六义务劳动日，指导和参与清洁工作，打扫环境与个人卫生;对群众进行必要的卫生常识教育，解释各种传染病的来源和预防方法;组织检查卫生和清洁的突击队，经常检查机关、部门及群众家里的卫生状况，好的鼓励，差的批评，促其改正。这些要求和措施，首先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京（金）范围得到贯彻落实。1934年6月12日的《红色中华》详细介绍了用常山、柴胡治疗疟疾的方法。许多有关卫生防疫的法规、条令中都有“禁止吃辣椒”的规定。 瑞京（金）人民热烈响应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在防疫卫生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们以毛泽东带领沙洲坝群众挖井为榜样，积极筹集经费，开挖水井。云集区就在洋溪的造币厂和高级列宁师范所在地村子挖了深井，让军民改掉长期饮用池塘水的老习惯。同时清理下水道，改变人畜混居之陋习;组织卫生突击队，不定期进行卫生检查。
政府主导、群众积极参与的防疫卫生运动，有力地抑制了苏区内各种疫病的发生和蔓延，保障了军民健康，同时对苏区的移风易俗发挥了显著作用和深远影响。
制定法规 有章可循
《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第1、2条，说明防疫对象与范围。凡曾经作战受过敌人摧残，及发生过9种传染病（霍乱、赤痢、肠窒扶斯即伤寒、天花、发疹窒扶斯即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地方，皆须举行防疫。防疫范围以区为单位。
第3条详列防疫办法;第4、5、6条分别规定已经发生传染病的处置方法;确因患传染病致死的尸体如何处置;说明饮用水和饮食物的清洁事宜。第7、8条指出政府须领导群众，春夏捕蝇冬灭鼠;规定各级政府及红军卫生机关要在群众中经常作广泛的卫生宣传。
《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要》内容，分为关于组织领导方面、关于诊断施药方面、关于工作检阅方面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稱：中央内务部曾购买一部分药品，专为供给江西灾区之用，各前往江西灾区之指导员可携带少许日常需要之药品（如碘酒、仁丹之类）到时应用。各乡村、街市需用之石灰水及捕蝇器具等，由乡政府领导群众集资购置。对一些平常病症，各指导员可就近施药;遇危重病症，病人家属无法诊治的，可就近介绍到政府或红军医院诊治。
内务部颁布第一个苏区卫生运动宣传指南《卫生运动纲要》时，是1933年3月，当时正是细菌容易滋生的时节，对造成苏区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有关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说。《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地政府全体群众动员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愚昧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造成一个普遍的卫生运动。
《纲要》指导群众讲卫生，要通光、通气、通水、煮熟饮食、清除污秽、消灭苍蝇、隔离病人;着重说明怎样做卫生运动：要有卫生运动的组织;要做卫生运动的宣传;要举行卫生竞赛;要规定卫生运动日;要做卫生检查。总之，要动员、依靠群众，和政府一起来做。
培训人才 重视实践
为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的问题，中央苏区办起了卫生材料厂，唐义贞任厂长，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生产酒精、纱布、绑带等敷料和中草药丸剂。中革军委还发布训令，要求由军委总卫生部统一采购和分配药品。国家外贸局和各外贸分局克服困难，从白区采购回大量紧缺的药品器材。
发展苏区卫生医疗事业，最要紧的是要有人才。仅靠中央派来和争取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为红军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32年2月，中革军委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学校由贺诚兼任校长，彭真（彭龙伯）兼教务主任，起初只有2名业务教员和1名政治教员。第一批学员共20余人，他们克服文化程度低，教材、教具缺乏等实际困难，于1933年4月完成学习计划。随后又招收了2批学员。1933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扩大了规模，学员发展到四五百人。教学条件也有了改善，有了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培养室和检查室，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这所卫生学校先后培养军医200余名，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此外，1931年冬，傅连暲在长汀创办了红色医务学校，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这些红军自己培养的医务人员，缓解了红军部队和苏区地方的急需。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
以前，这里农村的农民不讲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早婚等陋习根深蒂固。红军部队由于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也存在许多不讲卫生的习惯，严重影响部队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党和苏维埃政府认真总结了苏区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确定卫生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红军各级领导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注意教育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破除陈规陋习，讲究卫生，坚决同一切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1932年毛泽东在指示建立中央红色医院时强调，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据傅连暲回忆，1932年毛泽东曾与他探讨过一个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问题：他们看到很多松树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泽东在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颇有兴趣地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傅连暲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才最重要。自然，预先增强红军战士的体质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也是当时苏区大多数领导人的思想。
全民齐动 群众热情
党和政府的号召，得到了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一个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在苏区城乡热烈开展起来。家庭之间、村组屋场之间、区乡之间乃至县之间、红军各部队之间，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励。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对群众卫生运动写道：“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 “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儿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并将其公共卫生工作经验向全苏区推广。红军中卫生防疫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促进指战员们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次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中，中央苏区公共卫生领域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俗。
1932年3月2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河特委发布公函，指示各级团部开展个人与公共卫生运动，并在有关公共卫生的要求中号召团员“培植森林以新鲜空气”。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苏区的西药十分缺乏。中央苏区在《红色卫生》上发表《我们目前的紧急任务》，倡导“在敌人封锁下，在药品困难的环境中，更应该采用中药，加以制造或者配制”。各级苏维埃政府、医疗机构克服种种困难，通过采集中草药、自制中药，通过合作社筹办中药材、开办药厂生产中药、积极研制新中药。1933年6月，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的陈义厚撰文呼吁，要“遴选技术人才，加紧制造药品材料……关于中药要耐心试用，因为中药的用量过少，绝少发生效力，试验的结果请通知《红色卫生》编辑部以便登载，使各卫生机关采用，或请卫生材料厂配制分发”。
1934年3月13日，周恩来发表《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中提出：“如卫生方面，我们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自制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要好些。同时我们的药能及时地赶上部队的需要，如在今年我们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正是中央苏区自力更生创办自己的制药厂，解决了革命根据地军民药品筹措的困境。
惩教结合 效果显著
中央防疫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注意与防疫联系的几项工作：一是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众的迷信观念造谣，破坏防疫工作;二是要把卫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一，建立最低限度的经常卫生工作。
1934年春，瑞金黄安、武阳、下肖等区疫病流行。“有些反革命藉此造谣，谣传壬田区有‘观音菩萨显灵’能‘医治百病，保佑人口平安’等，鼓動一帮落后的群众去烧香朝拜。”而事实是壬田区竹桐乡草鞋坪高八仙地方，在头年夏历十月崩下一块岩石，涌出一股山水，几个和尚、道士即趁机进行迷信活动。不但汀州、博生、石城、会昌等数县的群众前往进香、输捐，甚至连隘前、合龙、云集等区乡负责人也只身或带队去礼拜祈福。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侦破了此案，中央教育部派出专员到壬田去指导反封建迷信的斗争。司法部也考察了合龙等区裁判部工作，严厉惩处了那些向封建迷信投降的区乡苏工作人员。
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抓疾病防治，同时在群众中加强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发动群众科学防病治病，组织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到卫生防疫运动中。他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防病治病，收到明显的卫生防疫的效果：既在整个中央苏区革命时期防止了恶性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保卫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安全，保障了苏区革命的发展;又对今后的卫生防疫工作积累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经验。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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