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学者的台湾女性文学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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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彩霞
摘要：迁台女作家的入史问题是重写台湾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各版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大都是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存在不客观性。台湾女性学者致力于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以纠正现有的台湾文学史对女性文学特别是对迁台女作家的偏见。应凤凰和张瑞芬属于“史料派”，分别致力于20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史料考索和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耕耘，邱贵芬和范铭如属于“理论派”，分别在台湾女性文学史的探索和空间理论的应用上卓有建树。她们共同将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推向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台湾女性文学史;迁台女作家;应凤凰;张瑞芬;邱贵芬;范铭如
作者简介：程彩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E-mail：cx-eheng0728@qq.com;江苏南京210023）。
中图分类号：1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2-0064-12
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问题一直是许多台湾女性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而作为台湾当代女性文学起点的20世纪50年代迁台女作家更是她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949年前后的迁台女作家为考察中心，探讨两岸各版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问题以及台湾女性学者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企图，以期对这一波重写台湾文学史的风潮中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特别是迁台女作家的入史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
一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
就笔者所见两岸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而言，对迁台女作家存在着迥然不同甚至互相抵牾的评价，台湾本土文学史家与国民党文学史家评价不同，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又看法各异。这些不同的评价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角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不同的变化，概而述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台湾本土与国民党文学史家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不同。台湾本土文学史家的代表人物叶石涛将五十年代看作是女作家辈出的年代，在分析女作家辈出的原因时，他认为：“由于时代空气险恶，动不动就会卷入政治风暴里去，所以社会观点稀少，以家庭、男女关系、伦理等为主题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这是站在与国民党对立的台湾本土立场来看问题，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反共文学”表示不满，认为女作家作品盛行的原因是出于对险恶政治的回避。国民党一派的文学史家刘心皇肯定了迁台女作家的创作成就：“她们的优点在于感情丰富、思想细腻、描写心情和事物，都能人情入理，而且用词美丽。”但却批评了她们的创作主题：“可惜的是，她们所写的差不多是身边琐事。读她们的作品，仿佛不知道是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时代里。”他认为女作家的创作没有回应“反共文学”的大时代，这是不应该的。他对迁台女作家写身边琐事提出了与叶石涛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解释，叶石涛认为她们是为了回避“反共”潮流而寫身边琐事，刘心皇则指责她们不应该不呼应“反共”潮流而只写身边琐事。可见，台湾本土和国民党文学史家的政治立场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秉持着国家叙事的男性史观，所以对写身边琐事的女性创作颇不认同，这也导致了女作家的创作在这些人书写的文学史中不受重视，评价较低，成为边缘甚至无声的存在。
二是台湾本土文学史家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不重视到逐渐重视的过程。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对迁台女作家评价极低，将迁台女作家的创作看作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台湾的复活，他认为：
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压根儿缺乏了现实生活的依凭，漠视社会性观点，只留下一些模糊的道德规范，层次很低。但是从五〇年代为起点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直持续到八〇年代，在文化素质较低的民众中流传甚广，发挥了深湛的影响力。
他还认为五十年代的散文包括女作家的散文大多数“皆为‘风花雪月’的作品，怀乡情绪的忧郁与伤感充塞于中，只提供民众茶余酒后的一时消遣”。显然这是将迁台女作家作品的畅销与通俗文学挂钩，又将通俗文学贬为层次低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风花雪月”的作品，表明了精英学者对通俗文学的偏见，并且对迁台女作家创作的认知也不够全面，迁台女作家的创作并不能全部以通俗文学来涵盖。彭瑞金在稍后出版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中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有所提升。他虽然也批评艾雯、张秀亚等女作家针对青少年学生所写的青春散文“只以丰满的情来看所有的事与物，而不去探触是与非，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颇能迎合还不太会思考的中学阶段的青年学生”，但笔锋一转，对她们又多有肯定：“平心而论，她们柔美而优雅的文字，充满感情的心和笔，倒是唯一真正保留了一点散文的血脉。”他认为导致迁台女作家的散文产能高、质地优的原因是“她们不属于反共文学的正规部队，拥有较多的发展空间”，这是承继上述叶石涛的观点，认为对“反共文学”适当的疏离，使女性文学发展得反而更好。陈芳明是一位难得的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他认为“撑起台湾男性沙文主义旗帜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主义、传统儒家思想，与政治保守体制”，女性在这三大支柱下备受压迫，几无能见度，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这种男性沙文主义必将被打破。从1987年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问世到2011年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出版，仅以台湾学界而言，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女性文学、女作家与台湾文学生产场域的关联研究已经成果凸显，陈芳明受此研究背景和成果影响，关注到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中特别强调：“女性作家的书写在过去都一直被刻意忽视，本书将予以审慎评价。”他对迁台女作家的创作也颇为重视，在《台湾新文学史》一书中把大陆迁台女作家的群体创作现象纳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背景和文坛环境中考察，着力发掘其与当时主流文坛的异质性艺术表现。他认为“反共文学”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她们的细腻书写，以及与社会现实的接触，让一九五〇年代文学的政治色彩获得了稀释……她们的思考方式在反共体制内部已逐渐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发酵作用。”他认为女性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对“反共文学”的疏离，它还反过来对“反共文学”起到了瓦解作用，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比叶石涛和彭瑞金更进了一步。他还特别强调聂华苓和林海音分别在主编《自由中国》文艺栏和《联合报》副刊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文学生产者角色。由上可见，从叶石涛到彭瑞金再到陈芳明，台湾本土文学史家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呈现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展现出由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女性主义在台湾逐步获得认可的一个见证。 三是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又呈现出与台湾不同的风貌，迁台女作家在大陆的台湾文学史中一开始就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和评价，但这些评价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颇，呈现出时代的烙印。周海琳认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对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论述“个别作家之‘点’多而总体状况之‘面’少”。其中林海音是在北京长大的台湾人，这样的特殊身份，使她成为最早被大陆学者关注的迁台女作家，早期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大都以林海音为评论对象。黄重添等人的《台湾新文学概观》聚焦于林海音的婚恋小说，强调她小说的反封建性，同时聚焦于林海音对北京和台湾两地的描写。王晋民在《台湾当代文学》一书中分析了《城南旧事》的思乡和离愁主题，并对林海音所描写的三代妇女（即她母亲一代的妇女、与她同时代的妇女、她下一代的妇女）的婚姻故事进行评析。这些论述对林海音的研究具有拓荒性的开创意义，但仍难免有论述不当之处。第一，这些研究存在一些史实的错误，多本文学史都沿袭说林海音曾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其实林海音小学就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中学就读的是私立春明女中，中学毕业后进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并未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过，可见早年的台湾文学史研究存在资料不足、史实错误的严重情形。第二，多本文学史都强调林海音的写作具有现代派的特征，使用了意识流、象征等手法。之所以这样论述可能是觉得林海音会受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实认为林海音的创作具有意识流等特征无论如何都是非常牵强的。第三，对林海音作品的分析也有不当之处，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例如王晋民对林海音长篇小说《晓云》的分析，认为该书表现了“资本社会中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支配和摧残”，对晓云插足别人婚姻的行为极力进行辩解，认为晓云是在大胆追求纯洁无私的爱情。这一段分析显然留有严重的大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烙印，凡事都得分出姓“社”还是姓“资”，任何的批评都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上。王晋民为晓云的辩解也显得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林海音在晓云身上倾注了很多感情，但对她的行为也绝非只是赞扬，而更多的是警示。王晋民对《晓云》的评析显然已经过时了。第四，对林海音的文学史定位也有待商榷。古继堂对林海音的定位是“奠定台湾女性小说第一块基石的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學的开山人林海音”，这样的定位显然过分抬高了林海音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林海音是迁台女作家中的一份子，她的文学成就不能说明显高于其他迁台女作家，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她具有台籍的身份，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将她封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可见古继堂过分强调林海音而忽略了与她同时代的其他迁台女作家。随着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这些早期学者论述的不当之处已经逐渐得到修正。综观大陆学者刘登翰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它对林海音、孟瑶、郭良蕙的小说和张秀亚、琦君的散文皆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较高的评价。而差不多同时期台湾学者叶石涛、彭瑞金所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对这些女作家评价甚低或是不够重视。为什么两岸的文学史家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如此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的。迁台女作家温婉细腻的怀乡情调符合大陆的意识形态，大陆学者认为迁台女作家的怀乡书写表现了“全体台湾人民怀念祖国大陆的思乡情绪”，而台湾文学史家则从本土立场出发，外省籍女作家的作品大都以怀想大陆为主题，自然不入他们的法眼。
二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企图
无论是国民党一派的学者，还是台湾本土学者，抑或是大陆学者所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论大都是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来论述迁台女作家，其地位的边缘性或是论述的不客观性可想而知。台湾的女性学者将女性文学放置在论述的中心，以对抗政治的、国族的、男性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企图建构台湾的女性文学史。
（一）应凤凰对20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史料考索
台湾女性学者对五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史料考索工作，这是建构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基础和前提，是水之源、木之本。应凤凰在这一方面所下的工夫最深，贡献最大。
五十年代距今时日已远，迁台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因处于边缘位置，整理归类工作做得更少，散佚尤为严重。目前迁台女作家出版全集的仅有张秀亚、艾雯、郭良蕙，《张秀亚全集》的出版是在官方的主持下完成的，而《艾雯全集》的出版却得不到台湾文学馆的支持，其出版过程更为艰辛，“郭良蕙著作典藏版全集”的出版仰赖她的后人，但仍有散佚未收录的作品。其他重要的迁台女作家都无全集出版，像林海音、琦君这样重量级作家的全集至今也未见整理出版，这对作家的整体认知和研究极为不利。孟瑶是和郭良蕙一样多产的小说作家，她的作品散佚的尤为严重，至今对她的研究还很少，这与资料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应凤凰有感于五十年代资料的不足，致力于五十年代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她认为“过去因公私机构对‘台湾文学’这一领域较少留心，加上一些人对白色恐怖年代的刻板印象，使得战后初期十年的史料、书籍，在目前图书馆搜集与典藏上相当不完备”，所以要抓紧时间抢救第一手资料、整理、建档，“为台湾文学史的建构、书写，打好扎实坚固的地基”。她从1984年到1987年对已经停刊的11家重要出版社进行采访，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现已结集成《五。年代文学出版显影》一书，此外还有对五十年代作家进行访谈的《笔耕的人：男作家群像》等多本重要的文学史料著作。应凤凰后来在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领域，而研究的重点依然是史料整理和研究都相对薄弱的五十年代，可以说她将五十年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了很好的结合，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可观的。
而五十年代的女作家始终是她关注的重点，她与这些曾见过面或赠书给她的五十年代前辈女作家们有着奇妙的缘分。早在1994年她就在大陆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五十年代的台湾女性作家林海音、张爱玲、潘人木、孟瑶、张秀亚、琦君、艾雯、徐钟巩。她深入探讨林海音、聂华苓的文学创作和编辑成就，挖掘出潘人木的新疆题材小说，对郭良蕙的“《心锁》事件”进行精辟的分析，这些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史料考索的功夫。她著有《文学风华——战后初期13著名女作家》一书，对五十年代的女作家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她们“凭着丰厚的才情与细腻的特质，在台湾文坛开发出专属于女性的文学空间，比同时期男作家更注重眼下这块土地，题材更多元，视野更开阔”。 由于早期对文学出版的关注，后来去美国留学又接触到许多西方理论，其中包括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这使应凤凰格外关注五十年代整个“文化生产”领域，而非仅仅就作品论作品。她关注到林海音和聂华苓在五十年代的“文化生产”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所处的编辑位置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方天地。她详细铺陈五十年代的文艺副刊、文艺杂志、文艺社团、文艺出版社的发展情况，并借用西方理论将五十年代的文艺杂志划分为“主导文化”“反对文化”“另类文化”三种结构。她的博士论文《195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再考察》是以“场域”理论来考察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学生态。她的著作《五〇年代台湾文学论集——战后第一个十年的台湾文学生态》是她2001年到2004年在各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的结集，是“场域”理论的实际演练。可以说她是将“场域”理论广泛应用于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位实战者。虽然她后来反思“场域”理论也有漏洞，在使用这一理论时也并非都称为“场域”理论，有时亦称作“文化研究”“文学生态”“文学社会”“文坛”等，无论名称为何，她都强调应将文学作品放在五十年代的时代环境中去考察，將五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生产的过程当作一个研究整体。而将迁台女作家放置在五十年代整个文学“场域”中考察，才能显现她们的重要性，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女作家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角色。另外，她对台湾文学场域中的文艺刊物、社团、出版社等的详细考索本身就有补白文学史料的重要意义。
最后一点，应凤凰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指向了台湾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她认为：‘文学历史’虽存在于过去时空，但‘文学史’却是由眼下‘现代人’来撰写。也因此，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观点‘叙述历史’时，即使面对同一时段或同一作品，也有全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诠释。”她对两岸不同的台湾文学史书对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的矛盾诠释格外敏感，将台湾本土学者、国民党一派的学者、大陆学者三种不同的观点加以比较考察。她强调五十年代研究的丰富矿脉以及研究现状的荒凉，认为五十年代是一段“充满迷雾”的文学历史，从而强调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研究非常具有迫切性。她所有的研究大都指向对现有的各种台湾文学史论述的不满，具有一种“重写台湾文学史”的倾向。她对台湾五十年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质疑了现有的台湾文学史的偏见和不见，甚至主张用“女性意识”代替“台湾意识”来建构台湾文学史，认为以资格来论，用“女性意识”建构台湾文学史，“至少不会输给目前的‘台湾意识’”。
应凤凰对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整个研究都带有一种史料考索的底色，无论是对女性文学的研究还是对文学杂志等的研究都是如此，即便是对西方理论的应用也是很好地结合了她史料考索的特色，正是这一特点使她的研究能见别人之所未见。而她对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关怀则显示出一种对文学、对历史的强烈使命感。
（二）张瑞芬对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耕耘
就文学的文类而言，小说、诗歌和文学思潮的关系较为密切，因而受到较多的关注，而散文与文学思潮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因而是一个研究相对较少的文类，张瑞芬有感于散文研究的薄弱，长期致力于台湾散文的研究，特别是对女性散文的研究用力甚深，卓有建树。
张瑞芬认为“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处于四重边缘的地位，台湾相对于大陆、当代相对于古典、女性相对于男性、散文相对于小说与诗都处于弱势地位，台湾当代女性散文不受重视集中表现在文学史书写的空缺、选集的寥落、研究人力及成果薄弱这三个方面，因此她致力于耕耘这块亟待开拓的处女地。张瑞芬一直强调她对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研究是策略性的阅读和阶段性的任务，而非优位性的研究。因为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研究最为急迫，她要先爬梳文学史中资料最欠整齐的区块，在基础研究方面下工夫。她的研究也并非出于女性主义的动机，写完了女性散文家的评论，她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男性散文家的评论了。然而无论研究的肇因为何，张瑞芬已在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树立起一根鲜明的标杆。她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五十年来台湾女性散文·评论篇》和《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史论》两书之中，作者从2002年到2006年耗时五年而成，这两本书是一体两面、互为补益的研究。前书精选出51位台湾当代女性散文作家，将她们的作品和有关她们的研究进行系统的阅读，然后做出整体性的评论，后书分为七章，对几位重要的台湾女性散文作家进行详细的评析。在这两书所涉及的女作家之中，1949年前后的迁台女作家占有重要的比重，张瑞芬自己也承认她选取的作家是“详前略后”，她对徐钟珮、钟梅音、琦君、张秀亚、艾雯等五十年代登上台湾文坛的重要女作家进行了非常细致与综合的研究，可以说张瑞芬在这两本书中勾勒出迁台女作家的整体轮廓并对重要作家进行工笔细描，对全面深入认识这一作家群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张瑞芬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她对作家的作品和相关研究搜集得非常全面，阅读得非常细致，并且能融会贯通，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种扎实的搜集整理工作加上“脉络阅读”与“延伸阅读”后而写的作家作品评论是“钩沉补佚，还原面目，唯一能给予作者尊荣的方式”。她在《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史论》一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如同在新文学中做‘考古学’，以缜密的历史资料与文本考察建立论述基础，挖掘出许多几乎被遗忘的重要作者与作品，尽可能呈现较为接近原貌的半世纪女性散文完整版图”。张瑞芬的这一研究特色与她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她硕士与博士都就读于中文系，从事敦煌学的研究，2000年人到中年时才转行从事台湾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文系扎实的文字训练和书堆考古的耐心”为她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使她在台湾文学研究中依然遵循着这种苦干实干的务实的研究方法，正如她自己所言：“从敦煌石窟考证到五十年代的散文集，同样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样都是考古学。”正是这样基础扎实的研究方式使她取得稳固厚实的学术成果。但凡事不可求全，张瑞芬着意的是“最基础的文本整理与诠释”，因此对西方美学理论稍欠发挥，并且她对“扦格难人的西方理论”并不太以为意。 张瑞芬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她的研究与台湾文学史的书写相观照。散文一向被视为“文学史之余”，她选择台湾当代女性散文作为研究对象，就是抱有厘清台湾文学史上的盲点、填补文学史的空白之目的。她的《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史论》一书“以史观和理论串联成散文史论的叙述”，暗含了一种构建文学史的企图。她更试图为被忽视的台湾女性散文作家建立文学史的定位。她认为：“‘台湾女性散文’史观的开展，将有助于女性议题的拓广，边缘文类的凸显，进而促成台湾当代文学史的完整呈现，并与大陆文学互为参照。”
张瑞芬对文学的期许达到了生命关切的程度，她认为：“不管我们做任何研究，事实上是跟我们的内在生命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这也是她从敦煌学转向台湾文学研究的一大原因。但同时她也认为文学创作和研究，“基本上也都是个人行为，只能在孤立状态中进行，满足自己置身他方（to be elsewhere）的欲望”。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就为她提供了一个与自己生命关联又置身于已经逝去年代的契合点。在强调文学与个人生命体悟的关联时，张瑞芬也不忘文学的社会功用，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自己身边的人与土地有确切的影响”，她也写通俗的文学评论以供社会大众阅读。可以说，文学不仅是她的专业，更是志趣乃至信仰，这也是支撑她从事文学研究的动力。
（三）邱贵芬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尝试
应凤凰和张瑞芬侧重于台湾女性文学基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属于“史料派”，还有一派学者侧重于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理论的建构，可称之为“理论派”。邱贵芬就着重于台湾女性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
邱贵芬最初站在台湾本土的立场，运用后殖民的理论来研究台湾的女性文学，著有《中介台湾·女人：后殖民女性观点的台湾阅读》一书。在此书中她以后殖民观点为理论依据，以语言政策为分析对象，一方面抵制强势文化在台湾所建立的文学典律，另一方面则认为一种纯粹的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并不存在，强调台湾的语言与文化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性。但后殖民的观点无法将为数不少的与本土派观点不一致的台湾女作家的创作纳入其中，像1949年前后迁台女作家的创作、八十年代兴起的“闺秀文学”以及朱天心等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创作。邱贵芬因而表现出一种对本土立场、后殖民理论的焦虑，她坦言：
由于把在地文化和殖民文化对峙起来，企图挑战并进而颠覆殖民文化的权威性，因而很难去谈即使这样的文化交流过程，也有可能对在地文化产生一些不全然是负面的影响。以女性文学场域为例，单单从后殖民的立场出发，要谈五〇年代大陆来台女作家对当时女性文坛的一些非负面的影响（如：当时这些受五四影响的女作家如何改变了原先相当贫脊的台湾女性创作生态……），实在无从谈起。
邱贵芬既要持守这种本土的立场和后殖民的理论，而又不得不对其力有不逮之处进行调整和反思，《后殖民及其外》一书就显露出这种焦虑与反思。书中认为以殖民抗争为主轴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无法容纳女作家，因而此书对台湾文学史可能的书写方式着力进行探讨。邱贵芬提出以“现代性的追求”取代“反殖民”来作为台湾文学史叙述的主轴，在她看来，“现代性”是“台湾不同位置观点的创作的最大交集处”。她进而提出以“全球化”取代“现代性”来叙述台湾文学史，“全球化”更注重空间，“现代性”更强调时间，要以空间的论述来取代时间的论述。可以说邱贵芬对于怎样书写台湾文学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只是這些想法还不能说臻于完善，像“现代性”“全球化”这样的文学史书写标准还缺乏可应用于实际操作的方法，并且不少作家的创作也无法纳入“现代性”“全球化”的论述之中。
除了在理论上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方法进行探索之外，邱贵芬还在实践上积极尝试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她感慨于“在这众多的台湾文学史里，台湾女性创作的面貌却十分模糊，也未曾出现过一部以较宏观的视野来勾勒台湾女作家创作历史轨迹的著作”，因而排除万难组织编写了《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和《台湾小说史论》两本书，以期填补台湾女性文学史书写的空白。《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一书摒弃了传统的线性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借鉴福柯的“考古学”，强调历史的“不连贯”“断裂”，采用作家作品和学者导读搭配的结构方式，选取日据时期以来二十篇台湾女作家的小说，并同时请二十位学者进行导读。这本书已经暗示了某种史观，但是孤立的作家作品的评述毕竟不能成为一部文学史，邱贵芬本人也觉得“夙愿未了”，“有失之取巧而避免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嫌疑”，因此她又组织编写了《台湾小说史论》一书。此书是她组织陈建忠、应凤凰、张诵圣、刘亮雅，加上她本人五位学者合力完成的，最初是想撰写一部《台湾女性小说史》，但因为感到把《台湾女性小说史》从《台湾小说史》中独立出来撰述有实际的困难，后来就调整思路，写成《台湾小说史论》一书。但撰述者们仍不忘初衷，特别观照女作家的创作。此书试图探讨一种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摆脱一般‘小说史’的撰述规矩限制，让各章节撰述者就所长发挥，而不以‘统合’为最高准则”，此书的断代亦与传统的文学史不同，比较灵活，各章节之间有重叠之处。《台湾小说史论》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表明台湾女性文学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台湾女性小说史》应该融入《台湾小说史》的大框架内来书写;其二，“理论派”与“史料派”资源整合、取长补短的合作模式的探讨;其三，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观点的并置观照，避免女性视角的“画地自限”;其四，发掘被遮蔽的女性文学创作，在台湾小说史的脉络中有意识凸显女性文学或隐或显的发展史线;其五，透过各章节的撰述方法差异来凸显“文学史不是只有一种写法”的可能性。
邱贵芬自剖她对历史的关注、对文学史的探索源于她对时间既恐惧又迷恋的心态，《落后的时间与台湾历史叙述——试探现代主义时期女作家创作里另类时间的救赎可能》一文就明显表现出她对时间的焦虑。而笔者揣度她对时间的恐惧感的祛除方法是她把时间“空间化”，这得益于福柯“考古学”的启发，她不仅在台湾文学史叙述中强调“非线性”“不连贯”“断裂”“多元化”等理念，在台湾文学史的书写策略上也应用这一方法，《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和《台湾小说史论》两书都是组织多人合作而完成，把时间“空间”化，以减轻对时间的焦虑。 总之，邱贵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有诸多思考与尝试，对1949年前后的迁台女作家也有精到的论述，她的研究对于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四）范铭如从女性到空间的理论探索
另一位致力于台湾女性文学理论建构的学者是范铭如。范铭如早年主持淡江大学“中国女性研究室”，主持了两届“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1999年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许多具有先锋性的观点，尤其是范铭如本人运用空间理论提出的“台湾新故乡”观点和张诵圣引介到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场域”理论，拓展了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域，对之后的台湾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铭如致力于台湾女性小说的研究，著有《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一书，这是一部具有史观意识的台湾女性小说专论，此书共收录八篇论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女性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发展演进，试图勾勒出台湾女性小说史的初步史观，体现了她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企图。除了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企图之外，范铭如还试图从多个角度探讨性别与国族之间的复杂纠葛。她指出林海音的《烛芯》反映了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翻转传统的政治小说书写模式，以女性立场直捣家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纠葛核心，戳破男性中心论述的谎言，甚且质诘历年批评定见里闺秀与政治文学的界线”。《从强种到杂种——女性小说一世纪》一文先考察自辛亥革命时期到1949年的女性书写，举秋瑾、谢冰莹、胡兰畦、萧红、丁玲、关露的创作和经历谈性别和国族论述的矛盾，指出在亡国的巨大阴影下，强种还是最明显的主题，女性依附在国族的论述下，可是国族不是她们的庇护所，甚至会吃人;接着考察台湾从日据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与国族的关系，从国族认同的不断调试，到超越国族，杂种杂交，可是女性的处境依然悲观，她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身体做出选择。在台湾女性小说研究方面，范铭如除了致力于性别与国族关系的探讨之外，还对迁台女作家的创作有精到的分析和深入的挖掘。她在《如何收编林海音》一文中从性别的林海音、族群的林海音、解严的林海音三个角度来探讨对林海音定位的误区和难度。她在名为《我观察·我思味·我同情》的《张秀亚全集》的小说卷导读中对张秀亚一生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整体的俯瞰，这篇导读对了解张秀亚的小说创作颇有帮助。她还在《京派·吴尔芙·台湾首航》一文中梳理出吴尔芙、凌叔华、林海音与张秀亚这样一条传承的线索，并以精细之笔辨析了林海音与张秀亚的文本里具体移植了怎样的京派及女性文学的特质。范铭如不仅关注林海音、张秀亚等这些比较知名的迁台女作家，甚至还挖掘出张漱菡、徐薏蓝、康芸薇、王令娴等不被文学史注意的五六十年代的迁台女作家，对文学史的书写起到补白缝缀之功。
然而，范铭如研究的最大特色是运用空间理论来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研究台湾女性文学，尽管她说她从女性文学批评转向空间批评只是她个人研究兴趣上的偶然，但是这种女性研究与空间理论的结合却给台湾文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研究视域。首先，她提出逆政治怀乡潮流的“台湾新故乡”观点，这一观点对台湾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将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台湾这块土地，也证明了女作家非常关注台湾、关心台湾本土上的性别及省籍议题，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并非像之前的台湾文学史描述的那样不关心现实。其次，她运用空间理论中“身分地理”的概念来论证五六十年代女作家的前卫性和对主导文化的颠覆性，呈现出在大我的国族意识下文学史中被隐没的“小”女声，与张诵圣所认为的五十年代的女作家依附于主导文化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形成了对五六十年代女性文学认识的多面景观，促使以后的学者对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再次，她还注意两岸女性文学的沟通，这在《京派·吴尔芙·台湾首航》与《两岸·女性·酒吧里的愿景》两篇文章里有最鲜明的体现。最后，她深受她的老师美籍学者苏珊·弗瑞蒙的著作《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的影响，此书启发她开始认真思索文学批评与空间概念的关系。她运用空间理论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一书中。此书分三类来探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第一类是文学里的空间，探讨文本里空间的象征或是再现的意义，第二类是比较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异同或关联，第三类是探讨空间性与文本的综合交互作用。
总之，范铭如将女性批评与空间理论相结合，对迁台女作家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对之前的台湾文学史关于女作家的偏颇评价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也开拓了新的理论视角。
三余论
应凤凰和张瑞芬主要是从史料发掘与梳理方面来建构台湾女性文学史，而邱贵芬和范铭如则是从理论阐释上来进行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文学史料和文学理论是建构台湾女性文学史互相补益、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四位学者主要是从小说或散文方面着手来建构台湾女性文学史，在诗歌方面对台湾女性文学史卓有建树的学者有钟玲和李元贞，钟玲的《现代中国缪司：台湾女诗人作品析论》，李元贞的《女人诗眼》、《女性诗学：台湾现代女诗人集体研究1951-2000》等著作着力于台湾女性诗歌史的建构。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其他女性学者的研究也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颇有帮助，尽管她们建构台湾女性文学史的意图不如上述学者那么鲜明。齐邦媛以她经历流离苦难的切身感受来评点迁台女作家的作品，张诵圣运用“文学场域”的理论来开拓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梅家玲关注国族与性别的论述，王钰婷的《女生合唱——戰后台湾女性作家群的崛起》一书对20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进行了专门研究。郑明蜊、许俊雅、张素贞、彭小妍等学者也对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多有关注和评论。除了女性学者之外，陈芳明等男性学者也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大陆学者也关注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问题，樊洛平著有《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一书，林丹娅集合众人之力合编《台湾女性文学史》。可以说，两岸学者共同努力，使台湾女性文学史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尤其对1949年前后的迁台女作家的认识越发全面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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