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全球化重构与国际传播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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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毓强
讨论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尹海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副院长
赵瑞琦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刘 朋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
刘 俊 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现代传播》编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逆全球化”浪潮。始于新大陆的开辟，因应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逻辑展开的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态势与病毒似乎相伴相随。作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其国内政治和族群情绪的变化，更是令人担忧。加之国际组织的领导力下降，科技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链持续出现断裂的痕迹，有人便据此判断，“全球化已经终结”，“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已不再可能。
然而，人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自由活动的数百年历史，是否会因一场疫情而中断？全球市场是否会因为一种病毒的蔓延而持续断裂？民族国家是否会因此彻底放弃对于国际体系的依赖而闭关锁国？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在一个交通与通信技术高度发达、技术意义上人员流动仍旧便宜的时代，各个族群都应该意识到，人类真正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理性的交往与沟通，以直面人类共同的未来。
但是，全球化的确又在现实意义上呈现出强烈的动力不足态势。那么，这次疫情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会出现一种调适，并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比如区域性的强化？而这种新型的全球化又在沟通的模式与路径上出现哪些新的特征？中国又将面对什么情势和承担何种责任？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方式会发生何种变化？就这些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全球化动力的衰减与失调
张毓强：人类有史以来，一直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突破种种空间因素影响，以获得更好的生存体验。在现代性视角上，全球化是资本和贸易驱动下的物质利益全球化获取和交流的过程。如果暂不对这种趋势作价值判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进程一直在持续进行过程中。尤其是冷战后约30年时间里，它似乎是获得了充分的延伸而不断发展。而疫情发生之后，从全球产业链可能的断裂，到民粹主义的新发展等，都使人们看到，全球化动力在衰减。
尹海涛：传统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有完整的工业部门，这正是工业供应链在全球重构的结果。国际贸易使每个国家都专注于本国最优比较优势的产业。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封闭起来从事生产活动，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动力。资本是逐利的，总是要流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
最近反全球化的运动，是国际活动中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重新抬头。这次疫情更是火上浇油。首先，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使得西方国家产生某种中国依赖症，这使得他们感到威胁，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所以一个可预见的动作，是把供应链转向其他国家，不是彻底抛弃中国，而是更多样化。其次，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他们不再把中国视为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存在威胁的、有着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发达国家。
刘朋：传统全球化的动力是多元的，例如经济因素、科技因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政治因素。如果不是1500年以来始于欧洲的激烈的现代国家的竞争，那么，国家及其君主或政府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动去鼓励海外冒险和寻求财富和资源。这些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动力当然不会因疫情而消失，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如果没有人员在全球层面的频繁流动，疫情不会发展如此之快。虽然疫情之下，国家的人员和经贸往来受到阻碍，但疫情也提醒世界各国，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遭遇的问题，并非因疾病大流行而出现，可以说疾病大流行只是凸显了这些问题。之前，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反全球化举动已经得到了美国大量民众的支持，世界许多地区也持续出现反全球化抗议，很多国家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被裹挟进来的不得已之举，这些都暴露了原有的全球化的内在问题和不协调。实际上全球化并非普遍受到欢迎。全球化肯定是要进行调整的。我们不能认为传染病大流行导致全球化失调，这种说法其实假定了原有的全球化模式是协调的。
鉴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的内在动力，人类再也无法退回到1500年前的世界了，人类已经被整合在一起，那么，一种能至少惠及大多数世界民众的全球化模式就尤为关键。不过，现实的困难是，世界首要大国美国的总统及其团队实际上并不具有领导世界调整“全球化”形态的能力，美国甚至连调整全球化模式的沟通意愿都没有。
赵瑞琦：全球化是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历时性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其发展态势是无法一概而论的。不过，基于群体社会化的倾向、勇于探索未知的本能和技术创新提供的可能，人类全球化的脚步一直未曾停歇。
当然，不同阶段全球化的表现和成果是不同的。同时，全球化与区域化和本土化等不同层次上的人类发展也是并存不悖甚至是相互支撑的。因此，人们熟悉的或者说表层的全球化可能会因为全球性问题暂时无法解决而失速，但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只是暂时被压制了。等到限制措施解除，反弹的动力就像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越厉害。
实际上，当前全球化动力的失调是有很多原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有着如“灰犀牛”般存在的全球性趋势的变化：
其一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传染病、毒品、移民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扩大，正在挑战既得利益者熟悉和舒服的生活方式。然而，要想让西方国家和公民放下高人一等的感觉回归合作常态、放弃习惯的高消费来由奢入俭，即便不是不行，也会像割肉一样难受。
其二是全球权力转移问题。自1500年直到冷战时期，在外部层面，西方通过欺诈、征服和掠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物质生活。但这种西方优越的格局缺乏正义，既非历史的必然，亦非历史的常态。面向21世纪非西方国家崛起导致的权力转移、财富分散和制度重构，西方国家依靠对高科技或既有全球地位的垄断来赚取高利润维持高福利，已经是此路不通。西方要化解制度性危机，重塑平衡、再探出路，绝难一蹴而就、平稳过渡。 其三是全球政治觉醒问题。进入21世纪，大国战争已很难想象，“流浪地球”仍属科幻。在缺乏宏大叙事的情景下，以“团结在国旗下”为口号让人民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而忍耐，已经不再现实，西方的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对传统国家治理实践的抗争，会越来越多。
其四是作为全球新边疆的互联网的普及化。在传统媒体时代，缺乏领袖人物或政党，沙粒化存在的普通民众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乌合之众，想要活下去就只能忍着。但社交媒体改变了这一切。在“黄马甲运动”内部，不同的抗议主题自成一派，并没有组织化和政党化的迹象，全靠社交媒体来形成议题、发动抗争。
如上四个层面的全球性趋势，导致了传统全球化动力的失调，不过，可以预计，新的动能正在酝酿之中。
冷战后全球沟通：模式与诉求
张毓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沟通，应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主要是因应资本全球流动的诉求产生的，相应的带动性模式似乎也更应该是合作性的。然而，在模式上，其实一直存在着竞争性或者对抗性的实践。
刘朋：人类的整体交流模式，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加以概括。仅就国家间的政治沟通模式而言，冷战后，世界迎来短期的自由国际主义的传播模式，其主导力量是美国和其西方盟友，诉求是将“历史的终结”变为现实。不过，这种过于乐观的野心，首先遭遇了中东等各类力量的反弹，随后又在俄罗斯等大国那里遇到挫折。美式制度的全球推广实际上造成的问题更多。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的传播观念存在内在的理想性，忽视或贬低其他文化、传统和本土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企图，必然遭遇激烈反弹。
美国力量的过分扩展以及国力的相对下滑是导致这一模式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美国民众将特朗普推上前台，基本放弃了伍德罗·威尔逊开创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给世界带来了“自私”且“不负责任”的气氛。如果说之前美国还讲究“软权力”的话，现在的美国政府对此全无兴趣。
尹海涛：冷战之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的，是为了降低国际货物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壁垒而出现的。中国在其中获益很大。
赵瑞琦：冷战结束以后，传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藩篱被拆除，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并迅速成为连接全球的便利与便宜手段，人类开始前所未有地接近。在全球化的繁荣景观之中，美国拥有成熟而发达的传播媒介系统，其影响力和创新能力都无可匹敌。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环境已经扁平化，媒体传送的政治地理限制日益减弱，美国媒介对他国媒介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构成单方面强大压力的媒介帝国主义现象呈上升态势。
这种媒介帝国主义式的信息不平衡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影响：一是美国文化对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威胁；二是消费文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对傳统社会的冲击；三是现代化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更加严重的是，英美发达国家基本垄断国际社交媒体上的重大事件的信息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设置了国际社交媒体舆情的议程。美国掌握着面向全球新闻网络的超强竞争力、扩张力和渗透力，关心自己的国内主张超过关心世界的呼声，常用自己的尺度去恣意裁剪别国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心。
刘俊：冷战之后全球交流、国际传播的繁荣局面，既有传播本体的内生动因，也有传播外部的促发动因。从外部的促发动因来说，传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经济全球化下的裹挟产物，不可避免地深度依附于整体上的政治态势和经济诉求。从内部的内生动因来说，互联网的崛起带来了互联互通、无远弗届、同时同刻的互联网基因的全球渗透，这不可逆转地破除了相当多的交流阻隔，构筑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传播大联结的全球性机制。一个全球性的前所未有的全球交流、国际传播的繁荣格局，必然是多种促发因素恰好在一个时期同时出现甚至勃发的结果，对于人类漫长的发展史来说，这极为罕见，也极为难得，是经过了人类漫长的努力和等待的闪耀时刻，我们需要倍加珍惜。
全球化与国际传播的新可能
张毓强：个人认为，全球化发展到现在，不可能因为一场疫情戛然而止，但是其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一种可能是再中心化和多中心化，另一种可能是复杂的、多样的全球化。因此，过去全球交流中的结构性的稳定要素也会随之调整，从而出现复杂的斗争与竞争并存的新可能。
尹海涛：全球化的速度会慢下来，但不会终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需求存在，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赵瑞琦：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在传媒领域的态势可能会延续美国霸权的局面。媒体全球化超越了媒体自身的建构，通过所携带的信息，直接促成了社会变革，改变了民族意识、社区文化和国家身份。这不仅会引发发展中国家国民的“身份焦虑”产生新的社会裂痕，更重要的是让部分国家继续认同美国生活方式，进而认同美国的行为方式和对外政策。
约瑟夫？奈说过，如果一个国家能使自身的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的意愿便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争相效仿；如果它能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准则，那么，这一标准变更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这样的规律，不会因为疫情的发展而改变。
刘俊：在新的全球化态势下，因为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迭新，国际传播、全球交流的领域必然会相应变动，这个因果逻辑在上面已经提及。例如，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的分野，会引发大量“由传播本身带来的传播障碍”。正如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西方国家的一些主流或主要媒体，变本加厉、面目狰狞、渗透式地抹黑中国，不惜公然以不平衡话语甚至歪曲事实等绝然违背所谓“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播，不断加剧着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不断设置着人类自由交流的障碍。在这一逻辑之下，极可能越是进行所谓的信息全球传播，就越容易让传播壁垒万劫不复。再如，随着疫情之后可能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替代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出现，在一定时期内，区域传播的正常度、通畅度、紧密度、有效性、内驱力等可能会超越全球传播。 刘朋：全球化的未来受各种因素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接下来全球化模式难复从前了。二战后的世界是建立在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全球化进而得以飞速扩展，但目前，大国间对全球化的收益和支出出现了严重分歧，原有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了。
尽管人类被整合到了一起，但并不代表人类世界就注定全球化。还在几十年前，政治和意识形态就让很多国家相互隔绝。如果从大历史看，相比人类历史的长期疏离，全球化实属特例。也许全球化会退回类似重商主义时代的世界。运气好的话，也许经由大国协调，达成另外一种新状态继续运转。更可能的情况，是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混乱和紧张。全球化的未来，考验的是人类的智慧，还有人类的运气。
以往国际传播中的多元结构可能陆续被调整。如果没有达成稳定的国际秩序，国家因素在全球活动中会越来越显著，个人、企业、国际组织、媒体的角色会趋弱，他们都会更多受限于国家和政府。当前，一方面企业的跨国生产和经营越来越明显寻求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遭遇到严重的政治羁绊，这恰恰是国际秩序不稳定的结果。
在国际传播层面也是一样。无论是地球村、“全球都市”、“世界是平的”，都可能充满国家色彩。在无政府状态下，个人、企业甚至国际组织，只能依赖各自的国家力量来提供支持。在建立起一定规则和制度的国际体系下，个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将能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但是，在规则和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个人、企业和国际组织的跨国行为就不得不寻求国家的支持，倾向国家主义。
中国全球沟通的不确定性未来
张毓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强化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不确定性要素。在一些议题上，似乎要进入“新冷战”状态，在另外一些议题上，似乎又必须强调全球性合作。这种不确定性是否會成为一种常态呢？
尹海涛：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正视这些作为事实存在的变化。首先，要以更开放和更自信的态度展示中国形象和制度优势；其次，要正视重塑中国形象，像瑞幸咖啡这种为了个人私利而严重损害中国形象的事件，要严厉惩罚。类似事件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国形象，加大了政治成本，使得丑化中国的政治宣传更容易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
刘俊：疫情的全球暴发，通过高密度地抹黑中国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经济风险、社会矛盾、文化疑虑，成为不少西方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刚需。这使得原本就深陷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中国和中国形象雪上加霜。同时，中国不断有效贡献于全球防疫的事实与西方趁机倒打一耙、向中国倾泻仇恨的现状，一正一反，二者之间必然会形成越来越强的矛盾张力，这会导致中国国内的对外心态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致使“外对内”与“内对外”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互相对峙、彼此坚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常常是全球交流和国际传播中最难攻破的障碍，对此我们需要保持充分的警惕。
刘朋：中国未来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会更加艰难。如果以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元化的西方世界和相对多元的非西方世界，那么，今后，中国在国家的沟通和传播上，则要面对一个凌乱的世界。我们在国家层面的对外宣传和沟通上，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对象是谁？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如何看我们？例如，就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来讲，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在中国，还在于我们的传播对象。对不同的对象，我们才可以谈论“我们是谁”。对象越多元，形象传播工作越复杂。
我们还可能面临另一个变化，即公众外交可能越来越不容易开展。公众外交的旧模式是建立在原来的国际传播秩序上的，原有的国际传播相对自由开放，但是，这种秩序开始被打破了。任何一国修改规则，都是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各国只得竞相修改规则，最后达成的是零和博弈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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