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批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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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魂，他的创作直接跳过白话文的萌芽期，一出手就让世人看到白话文的臻熟形态。散文诗集《 野草 》是鲁迅的灵魂低语，用学者夏济安的话说，《 野草 》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文学经验。1924年至今，近百年来“《 野草 》研究”的话语变化之“快”，花样翻新之“多”，是当下学界深为头疼的批评本体性问题。如何有效抟塑杂乱零散繁多的批评话语，并把它们作理论化的概括，是一项极需学识、智慧和勇气的学术挑战。
崔绍怀的《 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 》正是一部细致研究“《 野草 》研究”的学术专著。借用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他的《 中国的文学理论 》一书中对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史等概念之间相互包含交错的关系的说明，该著是对“《 野草 》批评”的批评，其性质应为“批评的实用批评”，即在阅读和梳理大量《 野草 》批评文献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批评文本和话题进行阐释，进而实现对近百年来《 野草 》研究的整体性评价。
该著共分7个章节，分别从诗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政治伦理学、比较诗学等研究视域来对数量庞大的《 野草 》批评文献进行主题化归置。作者梳理、检阅几千篇文献的过程，也是审视近百年来“《 野草 》研究”之“快”、之“多”症候的过程。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本书不仅探讨鲁迅、《 野草 》、《 野草 》研究文献资料，而且也探讨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并将这些基本知识与《 野草 》文献史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多维视野中《 野草 》研究概论的基本体系。将个案批评、专题批评、批评史、文学理论相互交替、相互论证地纳入结构宏大又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中，这足可见作者的学术野心。
阅读这部著作的感觉，就像参观一栋雄伟拙朴的建筑，甫一入门，先被它庞大的结构规划震慑，随着一步步深入，就会被它每一小节每一步骤扎实的匠心所折服。该著的研究视角看似常规，实际上每一章节主题的选择都内含着作者特定的学术价值判断。以第一章“诗学视野中的《 野草 》研究概论”为例，此章基本按照時间线索梳理了几代学人有关《 野草 》作为散文诗的诗学特征的研究成果，这实际上是开门见山地直面了《 野草 》研究中最本质又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对《 野草 》进行到底是“诗”还是“文”的文体定性，不仅涉及到对鲁迅个人艺术成就的判定和阐释，而且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作者通过探索不同研究者的批评话语路径，试图找到一个批评话语共同体，将散乱的个体研究进行联结，从而形成有力的话语系统，并使其构成一幅较完整的主题研究地形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该著通过建构性的谱系研究实现了对近百年“《 野草 》研究”价值标准混乱状况的理性判断。
要对近百年的《 野草 》批评面貌做准确、全面的概论，研究者必须具有宏阔的整体性批评眼光，在对上千篇成型或不成型的批评文献史料进行择选归纳时，“史”的意识不可或缺，没有“史”的支撑，《 野草 》研究的整体形象难免会流于凌乱。“历史性”正是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继“建构性”之外的第二个最明显的特点。如果说，诗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研究视域构成了这部著作多声部的研究格局，那么“历史性”就是贯穿每一声部的主乐律。以第二章“美学视野中的《 野草 》研究概论”为例，此章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基本以十年为一个单位考察了1925年以来《 野草 》研究者的批评话语特征。我们看到，即便面对同一文学对象，不同时代研究者的观照态度和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可能截然不同。《 野草 》发表之初，鲁迅的学生章川岛“觉得写得很漂亮，很美”;1940—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统领文艺界，孙玉石的“战斗的美学”观点成为《 野草 》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90年代之后，批评话语共同体急速裂变，有关《 野草 》的艺术审美评价趋于个性化，批评话语中的“现代性”特色日益突出。有了“史”的支撑，《 野草 》研究近百年的思想流变过程清晰可见，同时我们看到作者崔绍怀在对《 野草 》研究整体面貌进行研究概括时，不是先预设一个整体性批评格局才依图索骥，把某一个体批评教条地归置于特定位置，而是充分展现了个体性批评话语对整体性批评格局的积极建构功能，这一点恰是《 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 》的“论”之内涵。
文学批评反过来被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院派学术研究转向而兴起的，文学批评史论研究更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该著作为《 野草 》研究的第一部史论性著作，其学科价值意义不言而喻。另外，该著独特的建构性与历史性并重的史论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与习见的追求片面性深刻的个性化印象主义批评不同，它是漫长的学术积累的结果，其中渗透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学科规范和学科逻辑。
正如该著作者所说，受研究方法所限，不能将更多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纳入写作中来，是其一大遗憾。实际上，要完成一个追求意义确定性的建构式研究体系，自然要遮蔽或舍弃一些个性化的难以归队的材料，这是注定的无奈之选。我们期待作者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寻找到更加多元的路径，让读者看到《 野草 》研究更加多样性的形态，比如近百年《 野草 》研究历程中不同时代学人研究核心点的发生、扩散、变迁以及衰减的情况;比如跨越大陆，囊括“两岸四地”甚至日语、英语世界的全球性的 《 野草 》研究话语，等等。该著展露出来的作者的学识和勇气，让我们相信上述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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