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爱乐乐团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本文以陕西爱乐乐团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乐团在发展过程中与陕西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陕西省以财政、文化政策和城市公共音乐空间等外部环境和优秀的地域传统文化影响着乐团的发展,乐团又以其独特的形式参与和丰富着市民生活和城市建设。最后立足于陕西爱乐乐团的现状,对其今后的发展提供建议与思考。
  [关键词]陕西爱乐乐团;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7-0001-03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祥和集散的重要空间,其不仅是一个地理环境概念,还有一层文化空间的含义。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基础的差异,形成了多样的地域文化空间,城市音乐作为生存在这一文化空间的客观现象,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和城市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了解地域整体文化环境、城市文化的历史沿革,把握其与城市音乐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城市音乐文化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会产生进一步认识。
  
  
  一、陕西当地对陕西爱乐乐团的发展建构
  关于“城市音乐”洛秦先生曾进行了这样的理解:“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1]因此,城市音乐并非是一种音乐体裁或种类,它是特定空间中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交响乐在陕西的发展完全符合这个定义,而陕西省爱乐乐团以这种表现形式所依托的载体同样参与着陕西省的城市音乐文化生活。
  陕西爱乐乐团在发展中离不开当地地域、社会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因此从当地社会综合全面的角度衡量对陕西爱乐乐团的文化影响,才能理解其对陕西爱乐乐团的文化建构作用。
  (一)社会环境对陕西爱乐乐团的运营影响
  我国的交响乐由于起步晚,运营时间短,在发展条件上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对于扎根在西部偏远地区的陕西爱乐乐团来说,要想成活与繁荣,更是艰难。1957年,陕西爱乐乐团在国家“双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正式成立,六十多年来,乐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动态变化下不断地进行适应和调整。发展至今,离不开一代代团内乐师们的付出,与陕西经济文化政策的变化更是息息相关。
  首先,政府在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持是陕西省爱乐乐团多年来正常运转的外部动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扶持建立的乐团之一,乐团的建设发展受惠于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近十年来,得到政府重视后,相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力度明显提高,乐团运营经费曾一度增至1000万元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项的经费补贴。也因此在2013—2017年间,陕西爱乐乐团成功推出了四个音乐季,邀请国内外著名音乐家来陕参演,并多次赴一线城市举办专场音乐会。在我省大力支持的这一阶段,陕西爱乐乐团的作品创作、音乐会演出的数量、质量方面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实质性地促进了乐团的运营活力和效益。
  其次,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人们对高层次、高质量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呈大幅度提高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现代群体对音乐生活的参与度提高,这为陕西爱乐乐团的演出提出了更多新要求,这些要求是乐团在面向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中不得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乐团在运营中的另一个驱动力。
  进入21世纪,随着进一步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需要,我省在城市音乐文化空间环境建设方面不断努力,其中以2009年建成的西安音乐厅和2014年建成的西安音乐学院艺术中心尤为突出。如今这两座音乐建筑不但是西北地区最专业的音乐厅,也以其独特的外形成为西安市的地标性建筑。陕西爱乐乐团进入新世纪以来,除去惠民演出和商业演出,政府庆典演出和自营项目的主要演出都集中在这两所音乐厅,这为高雅音乐在我省的传播和乐团的演出效果提供了一流的硬件支持。
  (二)地域传统文化对陕西爱乐乐团的生产输入
  传统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于城市音乐文化建设来说,地域文化空间的差异,形成了城市音乐文化风格的多样性,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在为城市音乐文化的兴盛和发展提供着良好的艺术基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交响乐团的生产建构主要体现在作品创作方面。当代,我国在交响事业上已经形成了自身的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與欧美交响乐相比,主要的差距不在于创作技巧方面,而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对交响乐思维的把握和发挥也是当代世界交响艺术研究中一个特色的组成部分。陕西,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和重要人物活动的舞台,遗存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经过世代传承、广泛吸收,涵养着这一地区所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
  关于陕西爱乐乐团的本土创作,从建团至今,团内作曲家对本地音乐文化素材的挖掘和运用,一直都未停下脚步。
  50年代末,受“整风”运动影响,乐团全体乐师赴陕西省榆林市的三岔湾农业社劳动锻炼。其间,团内作曲家创作了一系列“陕北”题材的管弦乐作品,如《三湾之春》《庆公社》《陕北音画》。“文革”期间,由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爱乐乐团当时属于下设单位)作曲家采编、创演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更是开阔了乐团的演出内容和影响力,其中最受欢迎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部极具陕北“信天游”风格的作品,作曲家以收集整理到的陕北民歌《二姐担水》和《兰花花》为音乐素材,深度加工改编,成型排演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反响。到八九十年代的管弦作品《秦始皇·兵马俑》《昆仑回声》以及进入21世纪后,陕西爱乐乐团形成了以作曲家崔炳元为核心,青年作曲家付明、程小荣构成的一支极具陕西地域风情的创作队伍,例如作曲家崔炳元的交响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是以我省陕北一带在祭天祈福、避灾避邪活动中的“转九曲”秧歌为表现内容,将陕北特有的音调构成新的音乐语言,最终运用交响手段勾画出的一幅热烈淳朴的景象。[2]还有交响作品《大唐》《丝路长安》等,都是利用严肃音乐的多种体裁,在作曲技法越来越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使用传统文化素材展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质的优秀作品。   无论是团内老一辈作曲家还是现代中青年的创作作品,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影响,人们在欣赏过程中会因为某种熟悉的旋律或题材产生兴趣和关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这种阳春白雪艺术形式与听众的距离。地域的传统文化不但灌溉着陕西爱乐乐团的艺术生产,也为乐团的艺术发展定位提供了方向。
  
  
  二、陕西爱乐乐团对陕西省的文化建构
  在整个地域、社会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对陕西爱乐乐团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陕西爱乐乐团的艺术生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同样也建构着这座城市音乐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推动了陕西省的城市文化建设。
  (一)对当地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参与
  自1957年建团以来,陕西爱乐乐团积极主动响应着整个城市的政治、文化事件,并以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参与其中,曾策划、参演过影响较为深刻的活动有:每年的国庆音乐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周年音乐会、公祭黄帝陵大型祭祀活动、中国东西部贸洽会开幕式等。在这些城市大事件中,陕西爱乐乐团担任着传播城市音乐文化、展示城市精神内涵与风貌的任务,用音乐活动建构起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城市文化。
  在具体的音乐活动中,特定的审美价值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对陕西爱乐乐团在事件参与中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和传递的精神内涵有着不同的要求。文中通过对收集来的音乐会节目单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在政府纪念性主题音乐会中,乐团的演出主要以西贝柳斯《芬兰颂》、冼星海《黄河》、贝多芬《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等这样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为主,这些作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为争取解放、独立的颂歌。在对其余政治和文化事件的参与中,诸如贝多芬、莫扎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一些耳熟能详的作曲家作品上演频率比较高,考虑到我省城市居民对交响音乐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也多是以这些作曲家众多作品中被国人所了解、具有代表性的曲目为主,如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在兼具听赏性与普及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呈现交响音乐的艺术魅力。
  (二)对当地市民素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交响乐能够世界范围内被追捧,究其内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其丰富的声音色彩使得交响乐管弦乐团的表现力已进入了其他音乐形式无法追及的高度;二是数百年来众多作曲宗师创作的音乐作品给交响乐管弦乐团的表现提供了现实的依托。李岚清曾在1997年高等院校提倡交响音乐的讲话中提到:“音乐的美育功能不只是陶冶情操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它对人的智力开发,特别是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音乐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3]所以欣赏交响乐不但会陶冶性情,获得情感的共鸣,由于其在创作和演出时需要考量乐曲横向结构(乐曲起承转合的走向)与纵向结构(音乐语言的组织和安排)的对立与统一,因此,这种具有较高形式规范的音乐艺术,更会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使人懂得布局与合作,获得规则与突破,限制与创新等更多的启示,在人格塑造等美育功能方面,有着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深远的作用和意义。
  笔者曾引用社会学家阿多诺对音乐听众分类的方法对陕西爱乐乐团的观众群体进行分类,即分为“自觉型听众、良好型听众、情感型听众、消遣型听众”四种类型。乐团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听众推出了相对应的音乐演出内容,满足不同市民阶层对艺术和市场的需求与定位,以最好效果的普及交响音乐,尽最大能力提升我省市民音乐文化素质。
  陕西爱乐乐团作为陕西省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我省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陕西爱乐乐团无论从演出场次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对陕西省的音乐事业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交响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适应社会精神需求的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交响音乐作品演出作为精神产品,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可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社会风气、审美追求等,同时对社会道德、伦理、政治等方面也起着一定的倾向和引导作用,推动着音乐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城市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陕西省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对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围绕2020年陕西省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做了具体的部署,明确强调打造文化“八大工程”,其中提出“打造韵律陕西品牌,唱响时代主旋律”的要求,陕西爱乐乐团积极响应号召,以“传播世界经典音乐文化、继承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发展目标,利用交响乐团打造当地音乐文化品牌,承担起阐释城市文化的载体,成为我省积累文化软实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结 语
  目前,我国职业交响乐团的数量大约有六十余支,除去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数支由政府拨款大力扶持的乐团外,其余乐团在经营中均面临困境。总结原因,有以下几点:1.中国交响乐艺术起步晚,运营和组织管理模式尚不够成熟;2.交响乐在国内发展时间短,且艺术形式、内容相对复杂,听众接受度不高,群众基础薄弱;3.政府重视度不足,财政投入力量较少;4.乐团缺乏准确的自我定位,在运营策划、宣传和公关能力方面有待提高。
  一个交响乐团的成活与繁荣,不能只寄希望于市场化,政府和财团的政策、资金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完全的自负盈亏难以实现,即使在当今发达的欧美国家交响乐团中也很少见。中国自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高雅音乐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国家密切关注和极力解决的问题,尽管在探索道路上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规定,但国民意识观念和总体力度与西方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具体落实到GDP只居全国中等水平,并长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陕西省更是显得关怀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文化政策的实施尤其是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比较落后,具有高雅音乐欣赏能力的群体在陕西社会文化艺术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这也造就了当地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比较薄弱,常常等待着免费演出观看的机会。因此树立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培育、发展古典音乐消费市场是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爱乐乐团肩负的文化使命。只有这样,交响乐艺术才能对陕西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形成较强的影响。陕西作为教育资源大省,有着百万在校大学生和数以万计的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者,这是一批具有良好教育基础的团体,他们也许不能完全地从音乐技法或结构方面把握交响乐,但积累的教育资本和经验可以使他们从整体角度听赏音乐。在当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潮流,必然对音乐消费市场有着倡导作用。因此,在陕西爱乐乐团日后的发展中,应广泛组织乐团进行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普及高雅音乐的审美教育,维系和扩大这一听众群体的质量和数量,同时通过多样的媒体宣传方式扩大传播途径和层面,吸引人民对高雅音乐的关注,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发展。
  现如今,中国的交响乐团以雨后春笋之势扎根各地,在当地政府看来,地方交响乐团的存活价值如何,主要因素在于该音乐团体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表现和传承如何,以及對当地文化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所以古典音乐市场中如何建立迎合不同阶层听众群的消费品牌同时走“特色道路”,兼顾对自身地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是面临机遇与挑战时需要平衡的关系,这也要求团内所有的作曲家和乐师只有更深一步了解城市传统文化的基础与内涵,才能诠释其音乐文化的精神与意味,所以,交响音乐的本土化是陕西爱乐乐团今后一条任重而道远的征程。
  
  注释:
  [1]洛 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2):41.
  [2]夏滟洲.1949—2009:新音乐在西安[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02):46.
  [3]李岚清.关于在高等院校提倡交响音乐的讲话[J].人民音乐,1998(03):2.
  
  
  (责任编辑:张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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