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外交成就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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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顾维钧一生追求平等，坚持外交独立，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他主持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期间，先后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以及中苏建交谈判等重大外交场合奉行独立外交原则，辛勤奔走，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追求平等原则，改变了列强眼中中国总是“始争终让”的外交形象，用他过人的智慧和外交才能为中国争取了最大程度上的权利。
　　关键词：顾维钧;外交独立;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苏建交谈判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4-0123-03
　　一、国际舞台的出色外交
　　（一）出席巴黎和会
　　1918年11月，顾维钧接到指派其为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电报。会上，日本代表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会上发言，他准备充分，“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1]17。顾维钧在演讲中说，“尽管深怀感激，但是中国代表团认为假如他们通过出卖其同胞的天生权利，借以对协约国表示感恩，这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并因此播下未来混乱的种子”。[2]12听完顾维钧的一番慷慨陈词，各国代表都对他表示赞赏和鼓励，让他觉得“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这次演讲是中国代表团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作的，不仅为我国收回山东主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大大提升了顾维钧的国际知名度，奠定了他在中国代表团中无可争辩的地位。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了《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益之直接归还说帖》，这是由顾维钧起草的，详尽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国务院致电代表团成员道，“我国抱定宗旨将中日问题交会解决，所有中日各项密约当一律交会，照来电办理。东邻在华尚无特别举动”。①可知北京政府的态度是不直接与日本交涉，打算将山东问题提交巴黎和会解决。3月下旬，顾维钧两次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会谈山东问题。威尔逊问，“是否日本之意一旦胶澳交给日本，彼可与中国直接交涉将租借地交还中国，而铁路则据为日有”，顾维钧答称，“恐日本之意尚不止于铁路，即租借地之内，亦欲照‘二十一条’要求将要紧地段划为日本专管租界，所谓交还云者，有名无实。……以租借地与铁路比较，铁路尤关重要，日人可借此扼中国之喉，于中国生存及东亚和平，危险更甚”。②威尔逊对顾维钧的观点表示赞同。
　　在顾维钧的辛勤奔走下，山东问题到4月中下旬再度成为了和会的讨论焦点。中国希望胶州湾直接由德国无条件归还中国，可先由五大国暂收，一年内交还。日本则坚持在对德和约中将胶州湾交给日本自由处分。4月22日，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英、法两国受限于战时密约而选择帮助日本，美国则想维护日本的尊严。22日下午的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讲述了最高会议同意的解决方案：日本将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利，之后再由日本将德国租借地还给中国，但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享有包括胶州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可见该方案并不能使中国夺回山东主权，这个结果让顾维钧和代表团表示无法接受。威尔逊总统让中国代表团仔细考虑，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此时威尔逊已背离了原本的主张，没有他的支持，中国毫无胜算。
　　最终，巴黎和会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国争取山东权益以失败告终。会后，中国代表团全力修改方案，但各协约国表示和会通过的已是最优方案。顾维钧于是明白，“这个令人不满的决定实际上是日本和‘十人会’内其余四国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直到6月下旬，顾维钧还在为争取实现保留签字作最后的努力。在凡尔赛签约的早晨，得知中国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了拒绝，顾维钧意识到拒签是代表团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中国代表团最终选择了拒签和约，此举维护了国家尊严，也改变了列强眼中中国总是“始争终让”的外交形象，而顾维钧想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懦弱外交的目标也达成了。
　　（二）出席华盛顿会议
　　1920年10月，顾维钧被改派为驻英公使，兼任国联代表。1921年10月，顾维钧收到外交总长颜惠庆的私人电报，委派他为出席华盛頓国际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认为，“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3]218对于中国政府最关心的山东问题，中日采取在华盛顿会议外交涉、同时由英美两国派代表列席旁听的方式进行。1921年12月1日至1922年1
　　月31日，中日关于山东问题共展开了36次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是胶济铁路问题。日本态度强硬，坚持继续给中国贷款并取代德国在贷款协定中的地位，中国则提出偿还贷款来反对日本的立场，但日本坚持让中国继续做其债务人，双方还就铁路三个关键职务由哪方担任产生了激烈争论，顾维钧不得不请英美出面调停。
　　1月中旬，在美英两国提出的四种调停方案中，日本将第四种方案改为“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但中方坚持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日本人担任副职，谈判陷入僵局。最终，中方同意了日本的方案，双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了日本将德国在胶州的旧租借地还给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华盛顿会议也随着九国公约的签署而结束。华盛顿会议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在不丧失更多权利的情况下争回一些权利的外交活动，这个成果与顾维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一开始向中国政府建议有条件地与日本直接交涉，到请求美英干涉中日谈判，再到代表国家签署条约协议，顾维钧顶住了国内群众的舆论压力，冷静审慎地思考局面，用他过人的智慧和外交才能为中国争取了最大程度上的权利，堪称外交第一人。
　　二、优秀的外交总长
　　（一）在处置中外旅客绑架案中维护国家主权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顾维钧奉命回国报告会议情况。1922年8月5日，顾维钧确定在王宠惠组建的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一职。改变中国屈辱外交是顾维钧一直以来的目标，出任外交总长后，他靠行动捍卫了中国政府官员的基本尊严。 　　顾维钧为人原则性很强，凡事按规定办事，不徇私情。民国初年，中国政府都是派人到驻华使馆与外国使节商讨问题，而顾维钧上任后，只在自己办公室会见各国使节。在顾维钧第二次就任外长期间，新任日本公使芳泽抵京，但他并未按照惯例先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确定日期递交国书，而是直接照会外交部提出交涉。顾维钧说，“既然他不来拜访，我们外交部也就不能承认他具有任何身份。我们不知道他来京的身份，当然外交部也就不准备与他打交道”。芳泽拜访了内阁其他几位总长，面对几位同僚的劝说，顾维钧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他表示日本公使“可以来访并送交国书副本，至于递交国书的日期，则应由中国政府决定。如果有总统在，此事即可由总统府决定，如果没有总统在，摄政内阁将决定是否立即确定递交日期”。[3]325芳泽不得不让步，拜访顾维钧后递交了国书副本。经此一事，外国使团都明白了中国外交总长是一个有规矩的人，再也无人敢怠慢。
　　顾维钧始终将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1923年5月6日凌晨，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山东临城境内被劫，车上中外旅客被绑架，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立即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了解案情真相，各地也均派出救济团体。驻北京外交使团于8月10日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提出每日给每位外国旅客赔偿100至500元不等的无理要求，并且开列了一份山东省相关负责官员名单，要求中国政府据此对他们予以惩办。除此之外，驻华外交使团要求中国对路警队进行改组，且由外国武官负责监督，此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同意对被绑架的外国人予以一定补偿，但顾维钧强调“我们做事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3]328
　　9月24日，顾维钧答复外交使团的联合照会称，中国政府有赔偿责任，但他坚持“凡惩处中国官吏人民，皆须由中国政府依照中国法律办理”[4]158的原则。列强坚持联合照会的各项要求，并威胁中国政府，如不照做，外交使团将不出席总统就职仪式。在此情况下，顾维钧只得接受列强开出的大部分条件，但他仍拒绝了列强关于中国路警由外国武官监督的条款，改为“由中国政府自订护路办法”，尽可能地减少对中国主权的伤害。
　　可见面对各方压力，顾维钧作为外长还是有着很多的身不由己。
　　（二）在中苏建交谈判追求平等原则
　　顾维钧认为交涉时唯一要考虑的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抑或是个人的政治得失，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参与的中苏建交谈判中。十月革命后，苏俄为摆脱外交上孤立无援的困境，于1922年8月12日，派遣特使越飞来华商谈恢复中苏外交。俄国提出愿放弃所占中国的土地和领事裁判权，并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以此表明愿与中国建交的诚意。但顾维钧坚称解决两国问题的基础是苏俄军队从外蒙古撤离，他坚持“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3]317之后顾维钧与越飞进行多次会谈，都未达成共识。顾维钧担心苏联会与日本勾结起来对付中国，因此寄希望于中苏之间能够和平谈判，但最终越飞选择与孙中山联盟，中苏谈判由此中断。
　　1923年9月，苏联政府派加拉罕来华接替越飞的工作。加拉罕提出谈判的前提是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他在中国发表演说，“有了苏俄的友好合作和援助，中国将会成为维护东亚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能把自己从损害其主权的桎梏下，像治外法权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日本之间的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解放出来”。[3]332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迟迟不能开展表示不满，北京政府设置中俄交涉事宜公署负责对俄交涉，由前外交总长王正廷督办，顾维钧负责出谋划策。王正廷向加拉罕提出的解决双方悬案的草案遭到拒绝，谈判僵化。
　　1924年初，国际上掀起了与苏俄建交的热潮，国内开始呼吁在谈判前恢复中苏邦交，加拉罕甚至威胁称将要与南方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各方压力迫使中苏谈判加快了进程。顾维钧一直主张慎重行事，多次召开内阁国务会议讨论中苏谈判的“大纲协定”。3月14日早晨，王正廷与加拉罕在协定草案和附件上签字。顾维钧仔细审阅草案后，认为必须修改草案中关于外蒙条约、外蒙俄军撤退以及在华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的内容。但加拉罕坚决拒绝，威胁3日内不签署正式条约则后果由北京政府自负。
　　此时国内各界要求北京政府与苏俄签约，认为此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3月20日，北京政府令顾维钧负责与苏交涉。顾维钧照会加拉罕，提出三点草案修改意见，即“苏俄与第三国签订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一概无效、苏军从外蒙古撤军不应附有条件、在華俄国教堂产业待将来详议”。[5]108他告诉加拉罕，“以上三点本国政府愿与贵代表商榷，俾得圆满之解决。如贵代表果有建立中俄邦交之诚意，本国政府深信贵代表当能予以同意”。[6]264顾维钧态度平和，加拉罕则希望能尽快打破中苏交涉僵局，于是双方通过私下里多次秘密商谈，最终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相关附件。中苏谈判的顺利完成，是两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依靠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的开端。
　　顾维钧一生追求平等，坚持外交独立，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外交官，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党派和政治利益。他担任外交总长期间，国内党派政治之争四起，但他孑然一身，不加入任何一党，他的超党外交思想一直贯穿于他的外交生涯。无论是日本公使的故意轻视，还是西方列强的恶意索赔，抑或苏俄代表的多番为难，顾维钧都能淡定从容，据理力争，维护好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他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出色外交使他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威望，也使他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在南京政府时期继续从事外交工作。
　　注释：
　　①《收国务院删电》（1919年2月17日），《外交档案》03-13-006-02-001。
　　②《发外交部电》（1919年3月26日），《外交档案》03-13-011-02-001。
　　参考文献：
　　[1]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M].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2]顾维钧.顾维钧外交演讲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中华书局，1983.
　　[4]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金光耀.顾维钧传[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6]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徐昕（1994—），女，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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