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与环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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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对于环境质量与环境专业学生就业的趋势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统计上的联系不明确，基于文献资料预测模式存在的不足，构建基于DIF-GMM和SYS-GMM方法对2004—2018年环境类毕业生就业调查估计。结果发现，环境质量与环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关系并不冲突，与环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正相关;环境质量与环境类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受区域、环保、人才培养模式和政府投资政策等影响。走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通过环境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环境质量，政府政策应动态调节环境污染与高校环境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搭配，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加强保护环境与提高环境专业人才就业双赢目标。
　　关键词 环境质量;环境类专业毕业生;人才培养;就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 S-01;G 6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7-0262-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7.06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Environment
　　WANG Ji xiu1，LI Zu ran2，ZHAN Fang dong1 et al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650201;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650201）
　　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is an obvious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trend of environmental majors.Du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iterature prediction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mployment survey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graduates from 2004 to 2018 based on DIF GMM and SYS GMM method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was not contradictory， bu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talents.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of environmental graduates was influenced by reg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policy.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as the primary tas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government policy should dynamically adjust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environmental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win win goal of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mproving employ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quality;Environmental major graduates;Talent training;Employment;Impact
　　2018年中國民生调查综合研究报告中民生关切和诉求排前3位的包括环境污染、就业，而社会对专业认可度也更多集中在就业率指标上，就业率不仅反映某一阶段社会、高校、专业毕业生的市场供求关系，同时也可以折射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社会经济与就业结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而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存在密切相关性，那么环境质量与就业的关系如何，近30年的文献资料显示，环境质量与就业机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因素复杂多变，不同国家、区域、行业就业机会呈现趋势不同。在理论上，环境质量与环境专业就业率应呈现相互促进作用，但从经济理论研究角度分析，环境质量政策、标准等对就业的影响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研究发现环境质量对不同产业就业存在差异，总而言之环境因素与就业存在以下的3种现象，即降低作用[1-4]、促进作用[5-9]和不确定[10-15]。 　　1990年国会通过《新洁净空气法》后，估计该法的成本和其他对汽车工业的标准将使汽车年销量下降3%，导致就会机会损失6 000个[8]。相反，阎现章[9]通过静态和动态理论分析认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就业机会减少是错误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地区环境的改善最终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经济活动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李国平等[14]研究指出，地方环保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仍依附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易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而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实施，最终导致环境专业就业率受牵于经济的发展。郭启光等[16]分析指出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减少工业污染排放，降低了行业就业水平，与清洁型行业相比，环境质量标准对污染型行业就业的冲击更大，特别在工业行业层面难以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那么如何构建环境质量和就业水平内在的关系，并评估环境质量变化与就业效应亟待探索。
　　针对就业率预测研究已有许多模式，如假设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一种线性变化特征的多元回归分析[17]，而实际毕业生的就业率受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区域环境质量、社会资本输入、国家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标准和大学生就业政策、大学生专业素养、身心健康等影响，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变化模式，因此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就业率预测准确度不高。随着现代统计学以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出现基于AHP和BP神经网络模式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层次、就业结构、人职匹配等复杂的就业率预测估计[17-18]，该神经网络结构模式复杂，对大学生就业率历史数据相当多，预测结果易出现“过拟合”现象，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率预测的实际成本[19]。针对这种“过拟合”提出了灰色系统的就业率预测方法，通过灰色系统对就业率变化特点进行拟合，建立就业率预测模型，采用就业率数据进行仿真测试[17]。上述模式对于就业率统计的滞后性影响因素缺乏全面分析，柳剑平等[12]利用空间面板模型DIF-GMM和SYS-GMM方法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就业的影响，证实3个假设：①降低能源消耗会增加就业;②加强环境保护在短期内会降低就业;③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深化、工资水平也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单纯利用DIF-GMM或SYS-GMM方法模型均不能保证进行无偏差的参数估计，此时，利用DIF-GMM和SYS-GMM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分析影响就业的滞后因素。笔者在各种调查基础上，基于DIF-GMM和SYS-GMM从理论分析环境质量变化对环境类专业就业趋势的导向作用，指导高校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环境专业人才。
　　1 资料与方法
　　1.1 DIF-GMM和SYS-GMM理论模型构建
　　（1）假设一国或省市区域有I个院校具有环境类专业，每个院校环境类专业毕业生设定为i，且i∈I ，Yü代表t时段院校i的输出学生数量，在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处理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环境类专业就业函数，则Yü的就业函数中影响要素包括环境污染程度Eü、社会对环境科学专业人才需求Tü、院校培养模式Aü、生源结构Sü、就业去向EPü[20-21]。
　　（2）假设社会对环境类专业人才需求通过内因（民族、性别、学习成绩及获得技能证书等）和外因（区域差异、专业相关度、课程设置、学校投入资本、用人单位需求）渠道影响产出就业率，内在因素Tfü和外在因素Thü共同构成人才需求Tü。
　　（3）假设环境污染面积越广，污染程度越严重，院校所投入培养环境科学专业人才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越高，院校毕业的人数和质量都有上升趋势。高校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当前报考环境科学专业的人数能够给学校缴纳的学费资本，而教育回报则取决于完成环境科学专业教育后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岗位技能要求和工资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环保法越来越严格，各行各业对环境类具有高技术含量人才的需求逐年呈上升趋势，这一假设与该研究就业调查所取样本的实际符合。
　　（4）假设环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具体函数设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22]：
　　f（Eü，Tfü，Thü，Aü）=（Eü）α（Tfü）β（Thü）γ（Aü）θ（1）
　　其中，对环境污染程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使Eü∈[0，1]，以反映社会对环境类毕业生的需求程度;参数α、β的取值满足0<α<1、0<β<1，参数γ 、θ取值有可能大于0，也有可能小于0，原因在于：第一，在国家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政策落实下，一方面政府资本投入到新技术、高端人才引进的情况下，企业减少就业岗位，提高专业人才的待遇;另一方面，企业吸纳低技术劳动力应对环境污染治理，增加就业岗位。第二，不考虑环境质量演变因素情况，Eü=1，表明学校培养的人才与某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所需人才相等，Eü<1，其中，当环境质量较差，学校培養的专业人才不愿意到该区域工作，此时θ>0，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可能从非专业人才或低成本的体力劳动获得，如果国家政策倒逼企业采用新技术，能在提高产出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此时θ<0，由此可知θ取值会随环境政策力度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5）假设Pü代表i院校第t期代表性院校毕业人数，类似地，Wü、rhü、rfü 分别代表毕业生工资待遇、学校投入资本利息以及学生投入资本利息。
　　依据上述假设，代表性学校的产出函数为：
　　Yü=Aüf（Lü，Khü，Kfü，EPü）=Aü（Lü）α（Khü）β（Kfü）γ（EPü）θ（2）
　　其利润函数为：
　　πü=PüAüf（Lü，Khü，Kfü，EPü）-WüLü-rhüKhü-rfüKfü-θuEPü（3）
　　则代表性院校利润最大化需要满足的条件如下：
　　πüLü=0 即f（Lü，Khü，Kfü，EPü）Lü=Wü（4）
　　对方程（1）等式两边求关于Lü的偏微分如下： 　　f（Lü，Khü，Kfü，EPü）Lü=α（Lü）α-1（Khü）β（Kfü）γ（EPü）θ（5）
　　将方程（5）的结果代入方程（4），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
　　lnLü=11-∞lnα+11-∞lnPü+11-∞lnAü+β1-∞lnKhü+γ1-∞lnKfü+θ1-∞lnEPü-11-∞lnWü（6）
　　安徽农业科学2020年
　　1.2 DIF-GMM和SYS-GMM计算模型构建 基于方程（6），考虑值θ可能存在的动态变化，该研究构建计算模型如下：
　　lnLü=λ0+λ1lnPü+λ2lnAü+λ3lnKhü+λ4lnKfü+λ5lnEPü+λ6（lnEPü）2+λ5lnWü+δi+εü（7）
　　其中，参数δi反映各个农业院校环境类专业学生培养差异的非观测效应，参数εü为随机扰动因素。
　　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就业刚性现象，每年环境类毕业就业人数规模可能会受到社会环境质量变化引起社会需求的影响。因此，在方程（8）中引入被解釋变化因素的滞后性，将静态面板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lnLü=λ0+λ1lnli，i-1+λ2lnPü+λ3lnAü+λ4lnKhü+λ5lnKfü+λ6lnEPü+λ7（lnEPü）2+λ8lnWü+δi+εü（8）
　　为进一步调查就业分布状况、环境质量改变对环境类毕业生就业效应的影响，该研究进一步根据就业分布状况、课程设置培养目标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方程（8）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固定效应方法的参数估计是非一致的。因此，该研究分别运用差分广义矩（DIF-GMM）方法和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进行估计。
　　1.3变量与数据处理说明
　　1.3.1 变量说明。该研究观察的变量包括就业分布、院校教育培养模式的资本投入、环境质量标准、毕业生工资收入及环境保护技术改进。具体分析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水平。
　　1.3.2 数据处理说明。由于样本数据来自某高校，该校环境科学从2001年招生，2004年7月才有毕业生，因此分析数据是某院校2004—2018年7月共15年毕业人数为研究样本。各变量数据来自问卷调查，该校就业处提供的就业统计数据，教务处培养科提供的人才培养方案。
　　2 结果与分析
　　该研究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某高校环境科学就业分布与环境质量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应方程（8）。由于SYS-GMM方法的预测效率更高，为此，该研究以此方法的估计结果为主，并选用Stata 12.0软件进行分析。
　　2.1 基于省级层面环境质量对某高校环境类专业的就业效应
　　某高校环境类专业包括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学3个专业。表1显示对省级层面某高校环境类专业就业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Sargan检验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同时，AR（1）、AR（2） 检验均显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从省级某高校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质量标准差异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估计系数为正，均通过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环境质量与就业分布趋势之间存在 U 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随环境质量标准改善的力度不断增强，环境质量标准对环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呈现先抑制后促进作用。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将增加企业投入生产的成本，对2014—2018年环境类专业问卷调查显示42.15%的毕业生进入各类大中型企业，这部分毕业生的待遇将面临环境质量标准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反随着严格环境质量标准的出现及国家环境政策的颁布，公务员、事业单位对环境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陆旸[23]从宏观角度分析污染问题，增强环境标准可能产生“棕色”就业损失和“棕色”就业创造，即双重“门槛效应”。“棕色”就业损失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企业通过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效应平衡投入成本;“棕色”就业创造是在改变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清洁生产涉及到更多的检查和维修，或减少对燃料和物质的投入，出现“要素替代效应”，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0.383 3，严格的环境标准对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有积极作用[8]。
　　高校毕业生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决定了就业的可能性结构。环境保护在损失“棕色”就业的同时创造了“绿色”就业机会。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生源结构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环境类专业招生的生源结构对就业区域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力。调查发现，30%左右学生都希望在本土从事家乡的环保事业，多次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表1发现环境类就业调查变量滞后一年的估计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一年毕业生就业分布对当年就业区域存在明显的正面效应，因此，该研究适合选择DIF-GMM与SYS-GMM动态面板数据进行问卷调查估计。
　　2.2 环境科学专业不同人才培养模式对就业趋势的效应
　　为了考察某高校15年间环境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改进对就业趋势的效应差异，该研究按某高校2001和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下的毕业生为样本进行估计，然后对应方程（8），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2001和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下毕业生就业数据进行分析（表2）。从估计结果来看，2001版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2010版的一次项估计系数和二次项估计系数与环境类面板数据估计相吻合。结合调查问卷结果情况来看，2001版人才培养中缺乏学生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从事环境相关专业25.89%的同学认为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开设实验课时学校校方投资力度小，导致实验面积、实验器材不够，一般3～4个同学一组玻璃器皿，基本只有一个同学能动手操作，走上工作岗位基本不会实践操作，都是现学现用，导致面试中失去很多就业机会。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独立的综合性实验课，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中工作的大多数毕业生能持续几年工作在同一岗位上，并且待遇随着技术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工资待遇及福利相应增加，有稳定就业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环境科学就业的关键因素除了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环境质量标准变化等因素有关外，还与来自高校资本投入和地方政府经济的干预有关，该研究局限在某高校环境科学的模型中调查，可能会导致就业系数的估计偏误。 　　从调查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2001和2010版人才培养模式中调查变量内因的一次和二次项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0.01的显著水平，外因都为负，只有2010版一次和二次项估计变量在001的显著水平，滞后一年就业调查的估计系数在0.01的显著水平，这说明环境类专业就业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一步调查分析是合理的，环境质量引致的人才需求导致本科生专业知识趋向于复合型。
　　3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运用2004—2018年某高校环境类毕业生的动态面板数据，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就业效应进行调查估计发现，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与环境专业人才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正面促进效应，高校环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就业分布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尽管理论分析认为环境污染面积广、成分复杂等导致治理难度大，需要更专业、技术含量高的人才，但在我国现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投入成本短期难以实现普及高端技术人才，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增加可能让企业出现的现象：一方面运用低成本技术劳动力治理末端污染，另一方面，运用高成本挖掘技术人才研发清洁化技术，由此可见，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力度有利于就业增长，但不一定促进环境类专业人才就业的正增长。
　　真正意义上解决日益污染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质量标准化执行力度和环境专业人才的培养，避免高校培养的环境类专业人才与社会环保就业需求脱节所导致的人才资源浪费，引起环境污染治理治标不治本。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技术转化率，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对高校环境类人才培养和环保进行未来研究的一种重大挑战，即平衡就业与生态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GREENSTONE M.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ial activity：Evidence from the 1970 and 1977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and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110（6）：1175-1219.
　　[2] KAHN M E，MANSUR E T.How do energy prices，and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ffect local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dynamic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R].2010.
　　[3] WALKER W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labor reallocation：Evidence from the clean air ac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3）：442-447.
　　[4] STOKEY N L.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39（1）：1-31.
　　[5] SCHNEIDER K.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The double dividend hypothesis[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99（1）：45-59.
　　[6] MORGENSTERN R D，PIZER W A，SHIH J S.Jobs versus the environment：An industry-leve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2002，43（3）：412-436.
　　[7] 陳媛媛.行业环境管制对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基于2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3）：67-73.
　　[8] 闫文娟，郭树龙，史亚东.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效应：线性还是非线性？ [J].经济科学，2012（6）：23-32.
　　[9] 阎现章.就业机会与环境质量相互排斥吗[J].地理译报，1996（4）：16-21.
　　[10] YAN W L，CARR D A.Feder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mpacts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13，27（3）：179-192.
　　[11] 王勇，施美程，李建民.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3（3）：54-64.
　　[12] 柳剑平，郑光凤.生态文明建设对就业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J].资源科学，2014，36（11）：2361-2369.
　　[13] BEZDEK R H，WENDLING R M，DIPERNA P.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economy，and jobs：National and regional analys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6（1）：63-79.
　　[14] 李国平，张文彬.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0）：24-31.
　　[15] 赵连阁，钟搏，王学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5）：70-82.
　　[16] 郭启光，王薇.环境规制的治污效应与就业效应：“权衡”还是“双赢”——基于规制内生性视角的分析[J].产经评论，2018，9（2）：116-127.
　　[17] 亓红强，张福堃，高大鲲，等.基于灰色系统的大学生就业率预测[J].现代电子技术，2019，42（11）：174-177.
　　[18] 杨昱梅，李继娜.基于AHP和BP神经网络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5（S1）：148-149.
　　[19] 刘海滨，杨颖秀，陈雷.基于AHP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227-232.
　　[20] 李珊珊.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135-143.
　　[21] 朱金生，李蝶.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吗？——基于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9（8）：1-13.
　　[22] MORGENSTERN R D，PIZERW A，SHIH J S.Jobs versus the environment：An industry leve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2，43（3）：412-436.
　　[23] 陆旸.中国的绿色政策与就业：存在双重红利吗？ [J].经济研究，2011（7）：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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