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再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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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峻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启蒙开启了近代理性文明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然而，主客二元对立架构下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滋生，工具理性单向度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观念、基督教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关键词〕 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生态智慧，历史唯物主义，感性活动，存在论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4-0005-06
　　古往今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经久不息，这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使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肆虐，这表明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惩戒人类，向人类的不当行为进行报复。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而生态文明观念、基督教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多个面向，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深邃和丰富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一、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
　　为什么在人类自诩无所不能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却愈演愈烈？为什么被启蒙之后觉醒的人类却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回到開启近代理性文明的启蒙自身，反观这一问题的缘起。在这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代表了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他们在对启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地探寻了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应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是一切使人类得到自由发展、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本意是祛魅。启蒙意图通过知识的力量来反对和破解神话，使人们获得洞察力，能够意识到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摆布的独特个体，亦毋须匍匐于上帝的脚下，在这种不断地自我觉醒当中可以打破无知和迷信的束缚，从而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识、祛除神话、唤醒世界，成为启蒙的纲领和信条。
　　启蒙始终贯穿着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无知和迷信的被启蒙的人类，为什么最终又重新坠入到一种野蛮状态之中呢？面对这一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彻底的省察。
　　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性，人类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就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投影到神话当中去，神话的世界复制了人类的现实世界的等级、权力关系，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外在力量。启蒙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足以破解人类对神话的恐惧和崇拜，将原本属于人类自身的世界交还给人类，因而试图借助于知识将人类从神话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获得自由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启蒙的发展却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被滥用。在人类拿起理性的武器认识和对待自然的过程中，并没有恰当地运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为我所用的姿态去对待自然。因为启蒙在发展过程中，启蒙理性发生了扭曲，单向度为工具理性而丧失了其中所包括的价值理性的丰富意义。启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技术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识形式，体现着知识的本质力量。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被视作是纯粹的被征服和宰制的客体，它理应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服务，自然的价值只是在于它可以为人类提供资源、谋取利益。
　　人类由于过度地迷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进一步运用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贪婪地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由此，知识最终演变成剥削自然的工具性存在，人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品。所以，启蒙洗礼之后，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目的” 〔1 〕2。
　　人类对待自然的原初态度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所遗忘，原本自然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存在，人们通过祭祀来表达对它的崇拜与虔诚，祈求自然护佑人类的发展，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存于地球之上。然而，经历了启蒙之后，人与自然非但没有保持这种平等的关系，反而演变成了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的不平等、不和谐的关系，自然界在遭遇人类肆无忌惮破坏的同时，人类亦承受了自然界的报复。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在一个进步的时期，一个发挥人类力量和争取个人解放的时期之后，在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有了巨大扩展之后，当今社会最后要阻碍进一步发展，并把人类趋向新的野蛮状态。” 〔2 〕216
　　启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几乎驱除了全部传统的神话和外在权威时，人类却没有真正实现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人类支配和统治自然的同时，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当中。因而，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即全部症结要归因于启蒙理性单向度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道：“造成社会理性化过程之吊诡的理性，或者说造成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 〔3 〕 　　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批判的一条主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积极的应答。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呢？我们进一步借助更多视域的分析，试图发掘出可供借鉴的有效资源。
　　二、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关系多视域的省察
　　除了启蒙批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家都曾对这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究和阐发，汲取他们的宝贵生态智慧，为我们继续去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是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大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一词，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西方可以从伊林·费切尔那里找到源头，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宇宙》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的文章，其间他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基本观点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因其生物本性和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两个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然并不是人类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人。人类如若获取自然资源就必须爱护自然，人有着照料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面对自然，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顺从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类取得的进步并不必然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借助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攫取、控制所取得的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或许会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真正的进步乃是以创造和保护人类生活条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的质量进步。其三，要想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径就是人类应摒弃历史线性进步论，树立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把文明看成一个地球上的子系统，以此纠正人与自然二分的错误观念，将文明与自然融为一体 〔4 〕。其四，任由人类征服支配自然的时代终将结束，人类必将开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承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征服、剥削、破坏自然，而科学技术的真正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强对自然的征服。生态文明或将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的基督教有其独特的阐释。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上帝决定论，其主要的观点有：其一，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维关系的核心角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上帝定义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帝指示人类可以统治自然，因为人与自然都可以通过物质交换延续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人的“统治”角色却不是任意的，统治是“有限的”统治，更恰当地说，是一种“管理”。人首先应当履行维护、看管自然的责任，方才享有对一切动植物利用与控制的权利。换言之，人类相对于自然的权利和地位，是由于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而确立的。其二，人类是地球上的独特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只有人类是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破坏性的矛盾统一体。恰恰是人类的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更应该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上帝面前，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类有时无法认清这一点，无知或狂妄地把上帝赋予的守护自然的职责理解为可以肆意妄为地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权利。事实上，人类之外的一切不仅不是可以为人类支配的，而且还具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性。人类世代都在掠夺破坏自然、与自然对抗中来获取自身的价值，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其三，人类对自然应有的态度是，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宠和启示中，人类才能拥有智慧。只有在谦卑中，人类才能领会到上帝赋予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究竟是什么，用谦卑去弥补自身的缺陷，才能最终获得与自然正确相处的智慧 〔5 〕。
　　中国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近于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伦、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导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着“物无贵贱”“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个向度的内容。具体而言：其一，关于明确人在世间地位的“物无贵贱”。老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间，无高低贵贱之差别，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万物彼此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二，关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贪图享乐的消极生活，告诫人们须摒弃不必要的過度消费，理应合理有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讲究适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态善为而不去妄为，方可成就大为 〔6 〕。其三，关于人对待自然方式的“效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7 〕63，人理应与天地万物一起遵循和守护自然而然的法则，不可背离，不可妄加干涉，应努力将自然之法通过人类的智慧转为生存之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潮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生态危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我们列举几位代表人物来深入阐释这一问题。高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结于资本主义对利润无限追求的经济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不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就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下的出路就在于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用遵循生态规则的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8 〕249。奥康纳则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有着反生态的本性，因而，资本主义的生态体系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当中，就势必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日愈严重。福斯特强调科学技术是资本家谋取利润的手段，如若将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之上定是徒劳的。当前全球生态的破坏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诱发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三、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诸多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认识和理解大致有三种角度：一是有的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二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是资本逻辑导致;三是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而造成的。就解决路径与方案而言，他们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观点：一是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遵循万物法则，担负守护自然的职责，达到文明的发展与自然有机的融合;二是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三是要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独特价值，合理有度地使用自然资源。 　　以上这些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予我们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以深刻启示。另外，我们也从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个主题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根本的重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对峙、失衡，并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诸多的因素所导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当地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理应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之中，这里蕴藏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动原则中提供了人与自然达成辩证统一的重要规范和标准，为我们科学地解答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何谓“感性活动”呢？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它指的是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劳动，对象性、社会性、历史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正是感性活动的这些特点规约着人与自然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二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马克思认为，正是基于感性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统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感性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联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纽带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识的活动，而是感性意识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感性、感性意识、感性活动是同义词。论及感性意识，它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不一致，“不再从人的先验的认识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识主观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再是个体的属性” 〔9 〕125。换言之，它虽然表现为人们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这并不属于个体独特的情感范围，而是一种类的属性，它应被理解为“领悟并造就人类社会性的交往意识，同时也是建构着人类社会的感性活动” 〔10 〕。这种感性活动即是发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关系呈现的是“对象性”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互为对象的一种平等关系。
　　其一，这一“对象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自然于人类而言，它是人类劳动和生活的前提，为人类提供了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为了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类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而人对于自然来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这样说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11 〕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11 〕89。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无”。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11 〕89。这种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和人的自然界的属性，指明了人与自然应然的和谐关系，突破和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关系中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感性意识，这当然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种独特的“主体性”，他这样说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现实、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11 〕105这段论述中的“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这里的“主体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有“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 〔11 〕105，这种主体性才会成立。“一方面，展现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证明了自然对人的先在制约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是表征着人的这一本质力量的存在，这两方面共同印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 〔9 〕121-122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的感性意识是一种主体性，然而它绝不是在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体意识。这是马克思在告诫人们，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去谈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决不能凌驾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夺和破坏的痛苦之上，这就有力地回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态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原因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这里也已经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性。他认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不只是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呈现出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感性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与他人、他物相联结的交往意识，感性活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这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的生产关系。他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表达生产关系的涵义，当生产关系被理性所确认和固定下来就是社会制度。这样，“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前者决定了后者，而后者对前者亦有所影响。因此，倘若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要考量“人与人”对“人与自然”的影响。我们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方案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这里亦有所呈现。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感性活动中提供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应遵循的所有应然准则。至于实然状况中，例如：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被滥用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当然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动的异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与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同一部历史。在这其中，还蕴含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终极路径 〔12 〕。马克思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落脚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上。 　　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以达到和谐共生的一种新局面，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的产生，而对这种新关系的需要，是在生产力的变革中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里，生产力的变革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生产力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因而，生产力的变革并不是从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艺学意义上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发展，还包含了人与人对社会关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识的变革。因此，其真正的变革意义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人的感性存在的生产，由此引发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识的变革。感性需要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物质欲求的增长，这种需要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它的不断增长是感性意识变革的原因，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中对新的社会性的发现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意味着新的社会属性的降临 〔9 〕126-127。换言之，当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新关系的需求和渴望时，新的社会关系变革的发生也就来临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感性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就迎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谐共生。马克思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11 〕81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当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结束了人类史前史的阶段，感性活动的异化得到扬弃，人不再被异己的规律所支配，能够运用自然生存法则进行合乎规律的自由活动，开始了自由人的创造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史，人与自然才真正达成和解，实现和谐共生。
　　总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诠释和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我们努力达成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对联接人与自然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有充分的体认。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平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人类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独特价值。人的主体性是在互为对象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因而，绝不能继续抱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工具理性进一步蔓延扩张、科学技术被不当地运用。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能只是认识态度上的转变，在这种意识的背后是作为根据和基础的社会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来的异化了的感性活动的存在。我们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理念，落实在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感性活动上。我们在感性活动中应遵循万物生存法则，担负起守护自然的职责，在逐步带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产力进步中，增进个体的对象性本质力量，从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创造的理想境界，推进共产主义这个“人与人”之间崭新社会关系的诞生，最终彻底扬弃感性活动的异化，从而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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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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