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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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建军
【摘要】数字经济的区域响应机制，可进一步区分为市场响应机制和区域发展机制，前者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活力，创新创业的氛围，不断完善的市场结构，以及强劲有力的市场主体带动和外围空间的产业集群的存在;后者突出强调了区域的开放性，人才集聚的机制，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的產业政策和由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形成的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机制的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快对内外开放和改革，激发市场的活力，打造和培育全社会创新创业动力，推进以数字经济的创新龙头企业为引领，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完善，加快新基建和人才集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空间。
【关键词】数字经济 区域响应机制 长三角 浙江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7.004
数字经济有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广义的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包括数字信息的产业化应用，也包括信息技术与传统各领域相互融合带来的传统领域的转型变革，并由此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指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包括数字服务业、数字制造业和软件产业，其中数字服务业包括基础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数字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制造;软件产业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新型计算等新型的技术服务以及基于其他网络的新型信息技术服务等。产业数字化包括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及其催生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等。数字经济的演化与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发展应用，如国外的谷歌、脸书，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从互联网服务起步，从信息服务业获得突破，形成数字经济的产业链;二是从信息制造业开始向数字制造业转化，如美国的IBM、苹果公司，中国的华为、中兴等，是从传统的信息制造业向数字制造业，进而向数字服务业转型;三是传统产业与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展现了空间不平衡的状态。毫无疑问，一些信息技术和信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常常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如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加州地区，依托IBM、苹果、惠普公司等信息设备制造业，以及谷歌、脸书等互联网企业的成长，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集聚区。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在长三角，浙江的数字经济发展似乎有独特的意义。浙江并不是一个传统信息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但是，依托互联网的应用，以及其和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浙江快速发展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先行地区。毫无疑问，信息设备制造业发达地区一般会比较自然地形成数字经济先行区和数字产业集聚区。但是在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工业化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跻身数字经济发展的前列，其隐藏于数字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区域社会环境因素是什么？特别是其应对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响应机制是什么？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状态的研究，国内比较前沿的是智库研究报告（21世纪经济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2020;阿里研究院，2019），这些研究报告主要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的现状和愿景的梳理和描绘。近期关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或空间特征的研究，包括空间经济学理论（任少波、陈建军，2014），区域创新的理论、区域品质理论（杨开忠，2019）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产业集群、地域文化、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然而，区域属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目前似乎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当前在国际上似乎并不是很热门的话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有稳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数字经济的地域社会环境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区域的创新体系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型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状态，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具有较大自主决策空间的区域和城市地方政府及其政策选择，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和数字经济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区域响应机制
所谓区域响应机制，主要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对新技术革命的反应状态，包括反应速度、推广和再创新能力，新技术革命对区域社会的渗透程度及其背后存在的体制机制因素。这和区域异质性属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联结和协同治理架构，地方和企业的创新和学习能力，要素禀赋的特征，对外开放程度，对外部新生事物的接受、学习和再创造的能力，效率和绩效等因素相关。许多国家和地区可能并不是新技术的原创国家和原创区域，但是对于接受新思维、新技术革命却迅速有力，后来居上，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创新成果的应用、体制机制集成创新等各方面，具有较高的行动效率，获得较好的成果，从而带动了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晶体管半导体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在美国出现后，日本迅速作出响应，将大量的国际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带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升级，日本也因此较快成为上世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1世纪后，韩国对数字技术革命的快速响应，也使得韩国迅速成为数字经济大国。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城市群，特别是加州地区，在对数字革命的快速响应方面居于全美前列，加州城市群也因此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最快的地区，并全面超越了美国中西部城市群成为全美第二大城市群。近年来，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在这些区域的快速推进，而形成对新技术革命的高效率区域响应机制。在中国的语境下，本文将区域响应机制进一步区分为市场响应机制和区域发展响应机制，市场响应机制主要见诸于微观层面，由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作为响应路径，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並快速成就了一系列新创企业，成为数字经济的龙头企业，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带动，推动了全区域的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响应机制，指的是区域整体层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响应能力和善治能力，主要表现为区域指导集团（区域决策层）对新技术革命的前瞻性预判、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在数字经济的场景下，主要包括区域数字人口的规模、数字经济人才、民间对数字经济的接受能力和偏好、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等。 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响应机制
对数字经济的区域响应是以市场响应机制为基础的。笔者结合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以浙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经纬来剖析和诠释市场响应机制的内涵及其作用机理。
市场的创业创新活力。一个具有创业创新活力的市场和对此支持、包容的社会生态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数字经济在浙江的发展可以用异军突起来形容。异军突起，曾经是邓小平同志形容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词。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南斯拉夫访华代表团的时候说，我们没有想到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2]从广义的信息经济来讲，长三角特别是长三角北翼的上海和江苏，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就涌现了一批以国有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与信息经济、电子科技紧密相关的企业，在上海张江工业园区、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形成了数字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集群，从上海华虹、中微电子，到苏州的台积电，等等。但是，数字经济，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却首先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比重偏高的浙江，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1999年，阿里巴巴在其创始人马云的带领下，在杭州城西的居民小区中诞生，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在浙江省和杭州市，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民营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已经非常成熟，如表2所示，在阿里巴巴成立的1999年，浙江每万人的民营（私营）企业数目、民营经济规模（人员）和产出都是全国第一。在这个时期，即便企业初创阶段会有一些不规范行为，也大都能获得社会环境的容忍。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经济是从农村工业化，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起步的。在这一过程中，全社会对创业创新行为的包容和支持，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创业创新活力对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产业的兴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市场危机的挑战和应对。浙江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受益于市场活力和社会对新生事物和新创企业的包容，也受益于市场危机的挑战以及市场和政府、组织和自组织契合纠错功能的存在，这显示了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给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出口导向型企业占有重要份额的浙江经济带来了重大冲击，许多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面临出口市场的萎缩、劳动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下，陷入了危机。当时政府的对策是加快推动以中小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所谓的“四大”方向转型，即“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4]这一转型策略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构建了一批大产业集聚区，推动企业的空间进一步集聚，形成了产业发展的大平台等，但是，在引进大项目、发展大企业、形成大产业方面，特别是想在短期内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和重化工业方面，似乎进展並不顺利。然而，危机却给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民营数字经济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也给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等数字化销售和支付平台的出现和快速成长，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开创了新的路径，推动传统产业首先在销售环节开始实现数字化。如作为浙江消费品终端产品主要批发市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2008年推出了“义乌购”线上平台，2012年义乌小商品城又和阿里巴巴签订了战略合作协定，一些陷入困境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终端制造业，借助淘宝、天猫等线上平台，产品的销售环节获得数字化突破，进而激发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的新思路。曾经有政府部门认为，浙江在劳动力成本、市场环境成本以及国际市场的危机面前，除了快速向高科技产业方向转型，没有其他出路，但是，由于率先实现了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进一步压缩了传统的消費品终端产业的全产业链成本，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深耕和拓展了消费品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面，开拓了线上市场，由此带来了浙江传统制造业的复活和新生，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开拓了新路。
基于市场需求的数字经济响应机制。数字经济在浙江的突破性发展，是从传统的消费品终端产业的销售环节开始实现的。首先是实现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销售环节的数字化，由此推动了数字服务业，或者说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其实现路径是：首先，发展电子商务，构建网上的销售平台，把实体经济的销售环节转变成数字化的销售平台，线上线下混合发展，有效地降低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销售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产业链的成本，使之重新焕发了市场竞争力;其次，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深掘了消费的市场，扩大了市场需求，优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纵观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选择路径：一是从数字信息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发现和应用切入产业化，推进了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二是由高科技产业发展，包括数字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引领走向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从互联网的应用开始构建互联网平台，发展数字服务业，进而向传统产业链环的信息服务环节渗透，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消费等，如互联网销售、互联网金融、智慧健康、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共享经济，等等。而浙江选择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就是从互联网产业入手的第三种路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浙江的要素禀赋特征，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再次验证了浙江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功能以及由此派生的对数字经济的市场响应机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力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如果没有一大批民间的创业创新人才，以及相应的社会对创业创新的包容和激励机制，数字经济要在浙江获得突破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响应机制。
市场结构的演变和龙头企业带动的创新资本市场推动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市场响应机制的变化还表现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区域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反过来影响资本市场的发育成长，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以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结构是一种原子式的、完全竞争型的。这种市场结构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发挥了较好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使得浙江区域经济形成了中小企业林立、市场竞争充分、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小老板多），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发展状态。这种市场结构带来的主要负面因素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基本上只能保持低水平的市场利润，没有更多的资本和充裕的人力资源去进行研究与开发，以加快产品迭代、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所以，市场主体尽管具有较为充分的竞争活力，但是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冲击之时，缺乏转型升级、加快技术进步的现实动力和资本支持。这也是浙江经济在应对国内外金融危机，以及市场变化冲击时陷于被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在互联网产业兴起之后，开始有了决定性的改变。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出现、成长和壮大改变了市场结构。阿里巴巴首先从构建电子商务平台开始，以为中小企业服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企业发展目标，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销售环节获得了技术突破，实现了产业链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淘宝、天猫等在市场销售的线上平台领域改变传统的区域市场结构，使之从原来的原子式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开始向垄断竞争，乃至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转型，迭加了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市场呈现了新的格局：从平台之间的竞争格局看，市场是垄断的，但是平台上店家之间的竞争则是完全充分的。这种新经济状态下的市场结构，使得拥有数字平台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收割商业创新的成果，积累起强大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推动社会创新资本市场的形成，从而为社会民间资本主导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打开了通路。在阿里巴巴等数字经济创新型大企业的风险资本支持下，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开始涌现，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的杭州市，成为全国独角兽企业的集聚区，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资本数额都在全国领先，由此可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载体独角兽企业在杭州和长三角地区的集聚产生，是受益于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在改变了传统的完全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之后，形成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市场竞争体系，进而为创新型独角兽企业的诞生[5]提供了社会资本和民间风险资本的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成长提供了资本和人才支持。正是在这种数字经济市场响应机制的影响下，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起步，以风险投资为支撑，以独角兽企业为载体，开始向数字经济的全产业链拓展。在阿里巴巴创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推动下，一批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领域的企业得以涌现，之江研究院、达摩院等数字研发机构，阿里云、平头哥芯片开发公司等一批数字制造业企业和软件生产服务企业也得以涌现。从数字销售平台到数字金融，到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软件服务，再向数字监控设备制造、芯片设计制造进军，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销售环节出发，但其延展轨迹与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並不重合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开始成型延展。由此可见，市场结构的变化激发了市场响应机制，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数字经济和数字企业的成长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市场结构的变化，同时在更高层面上改善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加快了技术迭代和进步以及产业升级，并有力地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延伸和成长。 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响应机制
审视数字经济在浙江区域空间上的分布，可以发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在地县一级城市，如温州、台州、绍兴、金华等地获得突破和发展，这些地区民间工商传统悠长，企业家资源充裕，市场经济活跃。但是，数字经济首先是在中心大城市杭州获得突破並发展起来的，如阿里巴巴、大华、新华三等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尽管其开始发展基本上都是依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是作为浙江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上的数字化链环出现的，但其在空间定位上却更倾向于区域中心大城市。由此可见，仅仅以市场响应机制来解释数字经济的发展，似乎并不充分。
与浙江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区域相比，杭州的特点是城市化发展水平更高、内外开放程度更高、有数字经济人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政府政策资源更加充裕，我们将这些因素归纳解释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响应机制。
第一，区域的开放性。区域发展响应机制的首要功能为区域的开放性，不难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区域和城市，人口流入量居前的区域和城市，都是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新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参见表3）。开放程度的高低，其实也显示了区域和城市的包容性和治理水平，及其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区域和城市的开放程度越高，其对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反应速度就越快，接受程度就越高。
第二，人才的集聚能力。即拥有或能够吸引一大批数字经济企业家人才的区域品质。在浙江乃至长三角，最先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企业家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民企业家之间，共同之处在于都有敏锐的市场嗅觉，有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有排除困难的毅力和决心;不同之处在于数字经济企业家们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宽阔的全球视野，以及更大的事业抱负，同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大。浙江和长三角的现实表明，这样的企业家群体更容易在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出现并形成集聚。
第三，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更为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对交通通讯设施的网络化程度、城市化的水平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备性都有一定的要求。无疑，区域中心城市具有较好的禀赋优势。
第四，数字人口的广泛存在和集聚。一般说来，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级越高，城市的数字人口比例也会越大。所谓数字人口，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具有掌握数字产品知识能力，對现代科技的理解和应用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的社会群体，数字经济人才大多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数字产品应用也首先由他们来响应。毫无疑问，在浙江，如杭州这样的中心大城市的数字人口会远远多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
第五，产业政策的支持。数字经济在浙江的突破，特别是数字服务业在杭州的兴起，固然有市场响应机制的作用，包括浙江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终端产业的产业链作为其产业基础和依托。但是，在数字经济发展最初的那些年，当时的浙江省和杭州市的主政领导，对数字经济认识的敏锐性，对其发展前景的方向感，以及给予的政策支持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都在政策层面对发展数字经济进行积极响应，提出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并切实给了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兴数字企业以很大的政策支持。杭州市政府早在2006年前后就提出要将杭州打造成为电子商务之都、国际网商中心，这一定位后来在国家《长三角地区区域发展规划》中得到了体现。杭州市政府还在2011年、2013年分别提出将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作为杭州市的“一号工程”，2014年浙江省政府也提出了将打造数字强省的战略，这对数字经济在浙江杭州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六，政府和企业间基于市场原则的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的形成。这种机制表现在政府将自身的政策目标和实现手段转化为市场需求，推动数字经济的前瞻性发展。在长三角，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发展，典型的如城市大脑研发和应用，就是在杭州市政府推进的智慧城市治理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形成对城市大脑的市场需求，从而带动了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的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了阿里巴巴集团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城市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双赢。数字监控领域的世界龙头企业海康卫视的产品市场需求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城市交通治理和城市安全治理等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市场需求而生成并兴旺起来的。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国家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政策逐渐完善，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中国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局面，在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我国的数字经济产业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第七，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响应机制。纵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近年来，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协同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走在区域一体化前列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而走在最前列的长三角地区毫无疑义地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板块。区域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响应机制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供给面主要体现在要素的供给方面，区域一体化推动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从而为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人力资源和和人才选择空间，以及产业链链环的选择空间。长三角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长三角的要素市场一体化，使得人才和资本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不断弱化，市场的一体化推动了长三角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企业的成长壮大。同样，成长壮大的数字经济企业也为区域一体化作出了自己贡献。如成长壮大起来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阿里巴巴依托区域一体化的政策环境，在长三角形成了密集供应链网络，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阿里巴巴就建立长三角包邮区机制，将长三角江浙沪地区作为单一的淘宝等电商平台的商品直达区域，打破了区域间的行政壁垒;阿里巴巴的盒马鲜生总部、蚂蚁金服功能总部、阿里芯片研发机构平头哥总部等布局上海;阿里巴巴在南京建设了它在江苏省最大的区域总部基地，在安徽合肥也有运营和发展基地。阿里巴巴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其在长三角的创新链供应链以及运营网络，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纽带。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响应机制的形成紧密相关。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市场的活力，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包容创业创新的氛围和社会舆论环境。
第二，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培育扶持数字经济的创新型龙头企业，以此为引领，强化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重视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各具活力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体系。
第三，要培育和形成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推动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风险投资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同时要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形成国家风险投资市场运作的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
第四，强化数字经济的人才培育，包括技术人才和企业家人才，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加快对内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城市化水平，形成人才集聚的良好社会生态。
第五，要推动以新基建为抓手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的一流数字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第六，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的区域响应机制，特别是以城市群为平台的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以数字经济的创新型龙头企业为主要动力源，以数字经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空间活跃地带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控制区域，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一体化的城市发展带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融合发展。将政府的一体化协调机制和以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为引领的，数字经济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契合融合起来，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加快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城市群连绵带的层级体系及协同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070）
注释
[1]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
[2]《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年。
[3]陈建军：《企业家、企业家资源分布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浙江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郭占恒：《扎实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政策瞭望》，2010年第2期。
[5]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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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编/马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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