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事件哲学的解放策略及其内在限度

作者:未知

  [摘 要] 巴迪欧批判现代政治以“计数为一”“共识民主”的“程序正义”遮蔽和掩盖了真正政治的解放潜能。其借助忠实主体对事件的把握和演绎,来生成作为解放政治目标的类的共产主义的真理程序。巴迪欧事件哲学的解放叙事始于资本宰制政治的社会现实,试图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虽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人类解放理论,但在事件、主体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理论限度及其实践悖论。
  [关键词] 巴迪欧;事件哲学;忠实主体;类的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6-0075-07
  作为当代法国激进左翼的代表性人物,阿兰·巴迪欧将柏拉图、马克思、拉康等思想家的观点融入其激进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事件哲学的解放叙事,形成了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的另一向度。巴迪欧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失真”“绑缚”的内在限度,通过主体与事件的联结来生成作为真理的类的共产主义的解放目标。其事件哲学的解放方案构成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历史反映和超越,坚持和延伸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一、“失真的”政治:现代政治的内在悖论
  巴迪欧将政治区分为“阳性政治”和“阴性政治”,阳性政治即政—治,“所谓政—治,是一种明哲保身式的妥协……是按照好的国家、好的革命的哲学标准来衡量的虚构的架构”[1]。阴性政治是直接呈现人民的诉求,无须任何中介性的代议制程序。阳性政治作为“大写的一”(Un),把群众政治等弥散性、异质性、不连贯的政治形式和力量纳入计数为一的程序,整合和还原为既定结构的要素,成为获得某种身份的构成性部分。现代政治作为阳性政治以计数为一的程序规则,将人民群众还原和塑形为代议制民主下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民”。议会是特定身份“人民”的集合,倾向于承认有确定名称的部分为实存之物,否认和禁止没有确定名称的部分,并称其为非实存之物,由此对社会人群进行实存与非实存的二元集合划分。计数为一的标准和法则不仅是制度、尺度,而且是关于实存的决定,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个体一旦不能被计数为一,作为“失声”“非人”的空无(rien),将被排斥于政治体制和国家之外。巴迪欧以空集[?]来表征这种非在,“非在是世界上存在但不实存的多”[2]26。在这里,现代国家及其政治以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合法化有确定名称的集合和个体,作为划分正常与非正常、实存与非实存的标准,成为统摄和支配人们身份象征与权利享有的外部机制。
  事实上,个体并不能自行选择成为“计数为一”体制下有“身份”的人民。“计数”是外在的强制性规则,唯有被“计数为一”才可能获得政治框架下的身份及其权利。“计数为一”是个体免除和摆脱置入不可计数的“无身份”“不可判定之物”的必然通道。“计数为一”的法则“把个体囚禁在国家大写的“一”的框架下,人口统计、身份政治、保险、信用等计数程序成为个体的囚笼”[2]26。计数成为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环境,个体成为计数规则体系下无生命的个体,是“有限性的存在者、被定位的存在者”[2]26。个体经由“计数为一”获得存在,“计数为一”反过来使得个体存在虚无化和漂浮化。经由“计数为一”的政治框架与政治规则,作为多元的异质性的人群及其意见可以被“合法化”地置入“空无”,差异化的政治意见和诉求由此被“遮蔽”,成为一种非在(inexistence)的实存。
  巴迪欧批判作为康德和阿伦特思想解读者的雷诺·达隆妮,其所界定的政治在无对象的对象层面和“发生了什么”的维度上,都属于判断的公共实践。政治仅仅作为关于公共意见的名称而存在,而非为了改变多元情势(或公共空间)的集体行动的原则、守则或指令,因而也就解除和遮蔽了政治战斗性和解放性的维度。“它公开清除掉的是政治的战斗性的明证(对我来说,这才是唯一可以将政治和思想联合起来的明证)。”[3]11-12政治在公共空间作为统合意见的合法地位一旦确立,真理将被排斥在政治之外,雷诺·达隆妮所言说的政治是现代版的智术。柏拉图开启的政治的智术性质,延续了政治剥夺真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种论调维护经济权力主导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威)。政治权威以“意见自由”实施和实现“政治目的”,拒绝和否定任何差异化、异质性的所谓“真理自由”,并斥之为陈词滥调和歪门邪说。
  巴迪欧批判阿伦特“正是讨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的观点,认为“真理与讨论的矛盾(antinomie)是差劲的玩笑”[3]13。以讨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讨论与真理不必然存在对立,这取决于讨论的目的,这就产生了“判断”与“行动守则”相脱节的困境。讨论不同于对话,唯有凝聚为决策的讨论才是政治性的讨论。政治真理必须在讨论及讨论性的决策过程中进行考察,这样真理就与投票性的决策过程直接相关。但问题在于,真理与投票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这种政治从投票的立场上表明了诸意见与政治权力的错误结合,讨论式的政治掩盖了对某一政治(une politique)的哲学辩护”[3]14。经由讨论所形成的共识预设了多元性,并将多元性统合为一(计数为一),由“共识”所设定的标准实际是先验性的判断。统合的一、连贯性的一(un)消解了多的差异性和彻底性,并宣称这个“一”是有保障的合法性存在。这是当代议会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开辟一致性(consensus)的致思理路,也是遮蔽和禁锢差异性的真实的人民意见和解放诉求的操作机制。
  作为哲学范畴的民主关涉平等,“民主就是让任何限定词不会作为政治上的指令来运转,或者说不会作为一种在形式上违背平等观念的政治范畴来运转”[3]82。现代协商民主赋予通过共同协商所形成的意见、共识以“真理”和“正义”的合法性。通过普遍性维度的“民主”来裁切任何基于特殊的、少数人立场的政治命名和陈述,由此将其演绎为一种“非民主”“非真理”的“非法存在”。此种运行机制使得实质“非政治”“非民主”的不平等陈述与诉求获得“民主”“真理”的合法表象,而将真正民主与政治的陈述和命名斥责为“坏的”非实存。“民主”成为“专断意见”的残暴代名词,以“民主”之名贬斥和暴力压制“非民主派”,以“先在的”“不证自明的”民主标准衡量任何政治的民主程度。据此否认和拒绝“相反”“相异”的政治形态或政治样式,由此割裂民主与政治的联结。以程序正义消解和掩盖了“真理原则”的实质正义,“毫无原则地为谬误和谎言赋予权利的协商成为了政治哲学的本质”[3]13。“唯一恰当的评价政治的哲学词汇可能就是‘平等’,或者‘共产主义’,而不是‘民主’。”[3]71现代民主仅仅是国家形式,而非哲学范畴的政治本来论概念。以民主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标准来评介“政治”既颠倒了政治形式与政治本质,亦是对解放政治真实本质的遮蔽和僭越,关闭和封堵了通向人类平等的致思取向和现实通道。   二、忠实主体与类的共产主义:事件哲学的解放策略
  齐泽克认为,当下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对抗仅表明了共产主义作为解放理想的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共产主义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未知数”,需借助和利用政治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解放价值。在这一点上,巴迪欧与齐泽克持明显相异的观点。巴迪欧视域中的现代政治作为“失真的”阳性政治,并非关乎和指向平等或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整合、统摄和掩饰多元差异性诉求的意识形态机制,掩盖和遮蔽现代政治缝隙中所存在的解放潜能。国家作为大写的“一”,凌驾于“差异的多”之上,并主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命和具体生活,整合和消解了群众政治等政治形式和解放力量,完成了国家层面的政治整合和意识形态统治。因而,承载战斗性与解放性内涵的真正政治唯有远离和脱离现代政治的“束缚”与“绑缚”,作为“非—联结的能指”才是政治性意义上的能指。
  巴迪欧将这种脱离和远离政治“束缚”的解放政治称为“空无”,它承载和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内涵及其诉求。事件“召唤出在由计数程序所掌控的情势表面所无法命名的中心的空(devidecentral)”[3]103,是对既定秩序的打破和中断。“它是一个纯粹的异常,一个偶然从另一种情势中产生的东西,或者情势自身的怪异的产物”[4],不仅要成为“其所是”,更要成为“其所不是”。群众运动作为“空的边缘上的多,历史的事件点”[4],是反省和批判现有政治“计数为一”的整合规则和统治程序,呈现并再现“存在点的空”所蕴含的解放潜能的中介,呈现和证实了解放政治的始终在场和真实性,但“绝不意味着,群众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也不意味着国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并非如此”[3]62。群众运动作为事件所召唤出的“空无”和“杂质的多”,必须解缚、解构政治的“束缚”,剥离“至高的存在”(上帝或国家)的束缚和管控,并反过来批判和解构政治国家的统治和支配,让“空无”获得和成为事实存在。
  事件打破和突破既有情势状态而召唤出解放政治的“空无”,但“空无”并不能自觉显示和呈现解放政治的内涵,而需借助主体的作用。拉康把真理视为对既有知识的“打洞”,主体是被真理“打洞行为”所召唤的边际效应(border-effect)或“碎片”。巴迪欧视域中的主体异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占有或劳资对立而生成和划分的,而是根据主体对“事件”的立场、态度和作用而划分为忠实主体(le sujet fidele)、反动主体(le sujet reactif)和蒙昧主体(le sujet obscur)[5]。忠实主体遵循“消除业已确立的各种差别的存在的力量”[6]的“超越法则”,辨识那些分离、脱离于情势(国家)的再现和组织模式的独特元素(空无),判断其是否溢出既有情势,将之与事件相链接。主体的忠实行为不仅是“分离程序”,同时生成另一种全新的连贯性。这个连贯性是一种普遍真理的生产和实现,也是主体与身体的合体。它“力迫作出决断,取消了不平等的性质,并保留了独特性”[7],即普遍平等基础上的独特性、纯多的多元性。巴迪欧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从情势的规则S扩展为包含非在的新情势S(♀),即从S→S(♀)的类性延展,这种类性结果即是平等共同体或类的共产主义的真理的生成。
  作为真理的共产主义是既有情势所不能命名和分类的非在的实存,超越了情势连贯性的秩序结构,是对情势状态的完全决裂和溢出。它打破了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联结,诸如“工联式、议会制、专业性或交际性”的政治绑缚,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姿态让“空白”(lacunes)“无限的纯多”发挥其反抗性。通过对任何关联形式的物质性批判及对空的边缘的操作,以“同质性的多来对抗国家的异质性秩序(民主)”[3]67。类的共产主义不是既定的国家形式或政治样态,而是过程性的类性延展的真理程序和“新的可能性的名称”。面向情势状态(国家)中被全面压制和否定的“无声的”“沉默的”“不平等表达”,打破和摧毁国家体制对“禁止的”(I’interdition)“不平等陈述”的限制,使之演变为“不可能的”(l’impossible)[3]67真理呈现。作为平等原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世界的普遍性观念,“这个社会的实存原则完全‘减除(subtracted)’了去哪里和财富关系的重负,实行另一种对人类活动的分配方式”[2]59,指明了不再由古典的财富、劳动分工、政治迫害、性别歧视等构造的新的世界,是对劳动分工激烈批判的合理性和荒唐旧世界的终结。
  巴迪欧反对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端恐怖,恐怖仅仅是资产阶级残暴镇压与革命针对恐怖统治的反应,共产主义在其本质上与革命恐怖没有必然的关联。共产主义是当下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忠实主体与事件相联结以突破既有情势的新可能。它的意义不在于即时的再现,而在于作为可能的真理程序,破除既有腐朽政治和实证程序的禁锢和压迫,指向、导引和坚定人类对解放政治的信仰。
  三、巴迪欧事件哲学的解放策略的内在限度
  巴迪欧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源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人们现实生活的深刻影响。“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8]根据朗西埃的分析,财富增长叙事和权力寡头的联合统治是当今时代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以政治领域的廉洁掩盖了市场领域权力勾结的事实真相,现代社会的人和物被卷进资本主义平等的消费符号假象中。“剥削关系被置换成表面的平等的统治,商品供应原则下的自由交换下的民主式平等。”[9]26民主作为共识社会的政治程序,凭借财产、专家知识和现代技术来营造消费社会平等的政治假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权共设统治的代名词”和“对人类不断犯下的反人类罪”[9]26。民主作为一种“非政治的”、虚空的生活,造成政治边界的民主无序和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等困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被民主(虚假民主)、被个人、被消费统治着”[9]39。如果朗西埃的这一判断并非虚言,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反民主”的现实存在,确实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巴迪欧从理论层面批判现代政治“失真”“绑缚”的真相,实际是对当下资本主义政治的适时性批判。“要思考并超越资本及其平庸的规定(对时间的一般运算),我们必须从资本已經揭示出来的起点出发。”[10]于此,巴迪欧事件哲学的解放方案是基于当代“资本政治”宰制的社会现实又旨于变革现实限制的理论思考,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巴迪欧揭示阳性政治以意见遮蔽真理、以形式民主僭越作为哲学范畴的民主概念,其目的不在于表象层面的描述性维度,而在于开创一种全新的解放政治学。“今天,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一切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会绝对地把批判的这种传统思路反转过来。今天的大问题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上面,或多或少全世界都同意,当涉及令人震惊的诸种物质性的不正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追溯到资本主义上。这种批判只是希望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温和的资本主义,诸如此类,而不是真的要把它推进哪怕一寸。”[11]在这里,巴迪欧揭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停留于修复性、改良性维度上的口头批判。而是要从根本上批判议会式民主,探索和构筑全新的、革命性维度上的解放提议和范畴。倘若政治哲学的旨趣仍然局限于“更好的共识民主”,传统的解放哲学就无法从根本上被颠覆和超越。超越传统的解放哲学不是现有的政治哲学框架的调整或理论体系的改变,而是对社会现实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以此探索超越宰制性资本力量及其政治哲学的解放道路。
  巴迪欧认为西方学者虽承继和扩展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维度,却模糊化了这种批判的价值趋向和必然取向。共产主义的解放构想既非“坏”的主观存在,亦不是哲学化和文化化的概念,而是一种政治性、革命性的运动。他本人推崇政治的马克思和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的解放指向,“通过在实践上赋予一个老词新的含义,来辨析这个世界及其未来,这个词就是共产主义”[12]。批驳“意识形态终结”“乌托邦幻想”等虚无论,通过“重释”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政治图绘来激活其作为突围现代性解放困境的方案的现实价值。但问题在于,巴迪欧批判现代政治以“形式政治”压制和掩盖了实质政治的“解放潜能”,借助事件哲学与数学集合论来重释解放主体、共产主义等命题,以过于哲学化的解放话语模糊和遮蔽了解放政治的可行性与真实性。将偶然性、不确定的事件作为开启和生成解放政治的关口,不是从生产资料占有的经济范畴来界定和明晰解放主体,而是根据事件之后不同主体对事件的反应和立场来划分主体。忠实主体作为联结和缝合事件所开启的空无与裂缝的解放主体,不具有任何预设性、先在性、可辨识性的特征和规律,是一种居于事件之后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而共产主义作为事件之后所生成的真理程序,是一种平等观念的类性真理和不可能的可能性,“抛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相当于纯粹的平等观念”[13]。借助数学集合论来演绎人类解放的逻辑及其可能,将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放叙事转换成一种纯粹哲学化的话语演绎。这种解放叙事与解放逻辑是一种漠视和拒绝实际行动的理论内部的话语狂欢,漠视和消解掉了阶级对抗、阶级斗争等现实层面的解放行动。奈格里赞同巴迪欧关于政治国家压制解放政治,解放政治需解缚和解构任何国家形式的论点,但认为“事件仅仅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点”[13]。巴迪欧以事件为起点的解放方案并不能生成共产主义的解放理想。人类解放需借助阶级主体的解放斗争及其颠覆性力量,而不是事件之后偶然性的随机主体及其不自觉的临时起意。这种沉迷于理论内部的抽象演绎(事件、数学集合论)是一种不触碰和变革现实生活基础的“哲学解放”,仍然禁锢于西方学者为批判而批判的思维陷阱,无法达成批判性重构现代政治困境的现实基础的理论初衷,局限于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思辨”和“意识空话”[14]的怪圈。
  马克思不是以一种新的理论演绎或理论话语来重构现代政治的解放困境。相反,马克思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了以往一切形式的解放哲学。一方面,从理论与现实的内在同构性出发,揭示人类解放的现实性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意识到思想意识的改变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变革为根基,突破和超越人类解放的困境必须批判和改造其产生的现实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及其解放理论的批判并非局限于民主政治抽象观念内部的演绎,避免了仅解释现实的描述性维度;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深入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根基。以商品概念为基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撬开和揭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层机理和内在悖论,构筑了“改变世界”的战斗性和革命性的解放哲学。
  可以说,倘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及深层的资本“同质化”力量的控制之中,资本以其结构化和内卷化的强大力量宰制和支配现代社会的人和物。那么,巴迪欧一再强调自由、民主、正义等需远离国家程序和官僚体制的干涉,在存在点的空的边缘挖掘和把握政治陈述、政治序列的真理意蕴,以此生成和开启作为真理程序的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这种对“资本主义政治”的疏离策略和思辨理路,无疑彰显出反抗和打破“资本政治”结构化、内卷化的批判姿态和理论旨趣。当巴迪欧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政治以意见遮蔽真理及民主作为哲学范畴的内在悖论,试图以“政治解缚”、忠诚主体来生成类的共产主义的真理政治。这种解放叙事无非是基于“资本政治”的现实,用“与资本相称的术语”思考的理论映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解放维度,它宣示的是主体从资本政治“计数为一”的桎梏中逃离和解放的强烈诉求和激进态度。
  但与此同时,巴迪欧全然抛弃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放逻辑,否认和拒绝对主体做任何预设性、先在性的概念界定或命名,主张开放性的历史过程中事件、主体生成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以哲学演绎消解了马克思经济范畴的解放主体和解放规律。作为主体的人,除了消极等待“天命”的降临(事件的出现),无论是对人类解放的策略抑或未来,皆是事件哲学内部的思辨演绎。这种疏离的、边缘的、抽象的解放叙事虽从事件哲学的角度丰富了唯物史观的解放话语,但无论是从其可能性还是从现实性上来说,都难以反抗和撬动现实资本政治的强大机制及其内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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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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