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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笔下的鲁迅形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郑世琳

摘 要:张爱玲很少专谈鲁迅,总是在谈其他问题时,不经意间提到鲁迅,或与鲁迅隐微对话,唯一一次直面鲁迅,是被特意问了,不得不正面回答。细读文本,会发现张爱玲《童言无忌》的结尾模仿了鲁迅《风筝》的结尾。张爱玲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五四”时几位高山式作家已然定了文学史格局。几位高山式作家应该包括了鲁迅。《小团圆》里两次提到鲁迅,不像书中其他人化名,鲁迅就是鲁迅。庄信正曾把研究鲁迅的文章寄给张爱玲看,但张爱玲没有回应。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那鲁迅会怎么看张爱玲呢?可惜,张爱玲才16岁,还未踏上作家之路,鲁迅就逝世了。鲁迅会像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样严厉而期待?张爱玲与凌叔华写作风格些许相似,参照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也许能推测鲁迅对张爱玲的评价。

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五四”

对鲁迅、张爱玲的研究多如繁星。许子东描述,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王富仁认为,张爱玲是女的鲁迅。王德威写道: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的最高成就。网上,鲁迅爱好者的聚集地叫“鲁迅论坛”,张迷的聚居地叫“张爱玲的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耐人寻味。有人笑称,鲁迅与张爱玲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天秤座。

但是张爱玲自己是怎么看待鲁迅的?张爱玲以什么样的心态,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和接受着鲁迅?甚至与这位高山仰止的前辈对话?

1934年,张爱玲14岁,自传性小说《雷峰塔》记述了年少时她眼里的鲁迅:“中国并不富强。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纪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雷峰塔》英文名《The Fall of the Pagoda》,明显是在呼应鲁迅的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937年,张爱玲17岁,自传性小说《易经》再次提到鲁迅:“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琵琶读到鲁迅写男人也许不抵抗盗匪和蛮夷,然而妇女若是不投井投河以避强暴,倒是痛哭家门不幸。荒淫逸乐的空气里,女子的命却与富饶土地上的穷人一样,比在礼教极端严格的国家尚且不如。” 张爱玲读到的鲁迅的文章应该就是《我之节烈观》:“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人,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 鲁迅之文参与塑造了张爱玲的两性平等意识。

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写道:“我进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姐也已经是半老小姐,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交给我弹的一支,拍子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老师略点了点头,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点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子,上面摆的全是各种小包子,仿佛有蒸有煎有串有烤,五花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紧张过度之后感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呻吟着睁大了蓝眼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肥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情来补助。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队,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张爱玲中学看了鲁迅译的小说,明白了俄国风俗,才明白自己曾经因为年幼闹别扭,错过了美食,更不经意间伤害到了钢琴老师,很懊悔,看了直踢自己。但毕竟是经年之后的回忆,出现了些小错误,把小说的名字记错了,不是《包子》,是《贵家妇女》,也许是因为对包子印象太深,才把篇名记成了《包子》。《贵家妇女》并不出名,作者左琴科当时也不算名家,年少的張爱玲居然注意到了,可见张爱玲对鲁迅的译作还是相当熟悉的。与鲁迅其他译作相比,这篇小说算不上上乘水准,却有一种微妙的讽刺,破落户小姐不顾仪态大吃包子,担心付不起包子钱的男子一脸狼狈,很传神。张爱玲作品里也时常会有这些精微妙绝的讽刺。再者她写《谈看书》是1980年,60岁了,生活在远离中国语境的美国,仅凭印象就写下了鲁迅译作的细节,可见作品的细节和场景活在她心里,仿佛满怀的火光,呼之欲出。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回忆了张爱玲少年时期的阅读史,其中《阿Q正传》占了很重的位置。“姊姊常介绍书给我看,也常和我谈论文学。记得她常常谈起的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 后来张爱玲作品中两次提到《阿Q正传》。在反映土改、“三反”至朝鲜战争等纷纭政治局面和人们生活状态的《赤地之恋》里,被迫参加游行的群众苦不堪言,老陈和同事谈到游行时肯定会被淋雨,因为每次游行都遇上下雨。结果,雨真的下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旧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关于〈笑声泪痕〉》:“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想必找了枪手,模仿得有几分像,才充得过去。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 张爱玲的阅读结构里,“五四”新文学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而张爱玲对“五四”的态度十分暧昧复杂,学生时代她很擅长学习“五四”新文艺腔,从内容到形式,写成了全校有名的小作家。成为职业作家后,她早已厌恶新文艺滥调,嘲讽其是新台阁体,写过戏谑“五四”一代的小说《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喜欢的新文学作品也很少,把“五四”文化比作交响乐,铺天盖地地把人往下压,“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人近中年,她在《自白》中承认,在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新文学深植于自己的心理背景,自己早已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从“五四”,到反“五四”,再到“五四”,张爱玲对鲁迅的理解想必也与之一起变迁着。

而散文《童言无忌》的结尾明显模仿了《风筝》的结尾。这是鲁迅《风筝》的结尾:“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道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别人的新闻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怨,说诳罢了。我还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现在,故乡的春天也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欺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降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是张爱玲《童言无忌》的结尾:“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对我自己的制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他,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得出来,文坛新人张爱玲在模仿鲁迅写作。

张爱玲走上文坛之后,一次偶然看到胡兰成对她的书评:“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 她认为胡兰成文笔学鲁迅学得很像,对比胡兰成过往的文本,有攀附、溢美之嫌,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张爱玲认可、欣赏鲁迅的文笔。张爱玲曾回忆,胡兰成曾算过鲁迅与许广平的年龄差,“‘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永远在分析他们的关系。”《 小团圆》里两次提到鲁迅,不像书中其他人会化名,比如汤孤鹜(周瘦鹃)、荀桦(柯灵)、向璟(邵洵美)等,鲁迅直接就是鲁迅。显然,张爱玲已将鲁迅看作一位久远的历史人物。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中批判中国人的“大团圆”情结,“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 ,张爱玲也嘲讽过中国的“大团圆”,并把自传性小说取名《小团圆》,是一种不彻底的颠覆。

在《天地》的生育问题特辑,张爱玲曾绘制一幅插画,画中孩子眼睛惊恐而悲伤,原型是张子静,父母离婚,母亲远走异国,继母、父亲虐待,这样的童年很难幸福。插画的名字是《救救孩子!》,借鉴的是鲁迅《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张爱玲曾怀过一个孩子,但很坚决地堕掉了。

鲁迅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张爱玲在文章《炎樱衣谱 草裙舞背心》里,提到这次演讲,由演讲转到衣裳:“从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六七年罢,每一个女人都有一条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深红色的居多,下垂排穗。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讲,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炎樱把她母亲的围巾拿了来,中间抽掉一排绒线,两边缝起来,做成个背心,下摆拖着排须,行走的时候微微波动,很有草裙舞的感觉。”张爱玲写的一篇半戏谑的广告文章,对鲁迅文章的引用不确切,鲁迅原文是“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张爱玲凭记忆写下来“诸君的红色围巾”,但能凭记忆写出,可见鲁迅文章在她心里留下了痕迹。张爱玲引用的《娜拉走后怎样》,张爱玲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娜拉,逃离父亲的家,成为职业作家,再没回去过。但有趣的是,这位娜拉引用娜拉之文,是为了做广告挣钱,践行了娜拉之文“钱是要紧的”。

胡兰成回忆道:“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 1947年,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上映,开场的一出戏:

太太:妹妹不是说,妈过生日,她要请妈去看绍兴戏?

婆婆:今天有客人要来打牌,我想改天再去看吧。诶,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让我来看看报纸。不戴眼镜,看不清楚。

太太:妈,您甭查广告,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

婆婆:祥林嫂?没听说过嘛。

太太:诶,听说是一出新戏,挺苦的。

婆婆:嘎,苦戏,越苦越好,我就爱看苦戏。

这段话表明,在普通小市民的眼中,《祝福》只是一出新的苦戏,他们不理解鲁迅,也不能理解中国最广阔的底层,隐含着张爱玲的一丝无奈,嘲讽与悲凉。

张爱玲写《忆胡适之》:“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但“平淡而近自然” 的评价最早是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时给予《海上花》的评价,并非胡适。胡适在为《海上花》作序时,虽引用了鲁迅“平淡而近自然”的评价,但也说得清清楚楚,只是引用。张爱玲却略过了鲁迅,直接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的评价,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记错,或者潜意识里就想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的评价,个中缘由,令人玩味。

1965年,身在异国的张爱玲写英文《自白》:“中國比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更早领略到家庭制度为政府腐败的根源。现时的趋势是西方采取宽容,甚至尊敬的态度,不予深究这制度内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国新文学不遗余力探索的领域,不竭攻击所谓‘吃人礼教’,以达鞭挞死马的程度。” “吃人礼教”是延续的鲁迅语词。

1969年,张爱玲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nslation: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笔者译:汉译:文化影响的载体),张爱玲原本在稿子里写了这一句,“the best Chinese writer 鲁迅 translated [Gogol’s] Dead Souls and the novellas.” (笔者译:中国最好的作家鲁迅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中篇小说。)但后来,她自己删了。

1971年,水晶特地问张爱玲对鲁迅的看法,从来只是偶然提及鲁迅的张爱玲,这才给予了正面回答:“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有几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味道,因为张爱玲自己的作品也多是呈现人性的幽暗面。在谈到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时,张爱玲很不确定,“五四”时几位高山式的作家已然定了文学史格局。她担心,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空,文学史上没有她的作品,就像她从未出现过。几位高山式的作家应该包括了鲁迅。

1983年,张爱玲写作《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赞同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中对《海上花》白描技巧的高度评价,但也辩驳了刘半农的观点:“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许堇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 作为反驳,她引了胡适1926年亚东图书馆版《海上花》所作序文中的辩护。胡适分析许序与鲁迅的小说史,列举二人所记传闻的矛盾:

许:赵朴斋尽买其书而焚之。(显然出单行本时赵尚未死。)

鲁:赵重赂作者,出到第二十八回辍笔。赵死后乃续作全书。

许:作者曾救济赵。

鲁:赵常救济作者。

许:赵妹实曾为娼。

鲁:作者诬她为娼。

但张爱玲忽略了一点,其实许堇父、鲁迅未必尽信这种传说。胡适在他的序文中也承认,对于这一类传闻,鲁迅、许堇父已看出了破绽:“其实这种诬蔑的话头,很容易看出破绽。许堇父的序里也说:‘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鲁迅也说:‘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 从文章侧面可看出,张爱玲对于身为学者的鲁迅亦不陌生。

张爱玲孤居美国时,交往比较深的几位研究者,夏志清、庄信正等都研究过鲁迅。庄信正曾把研究鲁迅的文章《周门朱氏》《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专门寄给张爱玲看,但张爱玲没有回应。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

1994年,张爱玲写文《四十而不惑》,为40岁的《皇冠》祝福:“最初听到祝福这件事,是《圣经》上雅各的哥哥必须要老父祝福他,才有长子继承权,能得到全部家产。父亲对子女有祝福的威权,诅咒也一样有效。中国人的‘善颂善祷’就只是说吉利话希望应验。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得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祭祀祈求祖宗保佑,也只能暗中保佑,没有祝福的仪式。” 47年后在异国,张爱玲再次谈到祥林嫂,不知是否有某种身世之感?也可见她对鲁迅的阅读之深、之持久。

沿着时间线,会发现张爱玲一生中时不时会提起鲁迅,都是张爱玲在谈其他问题时,不经意间提到鲁迅,或与鲁迅隐微对话,但她从未专谈鲁迅,唯一一次直面鲁迅,都是被特意问了,不得不正面答。张爱玲广泛涉猎过鲁迅文章,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专著、译作等,经年之后,一些文章细节依然留在心底。《传奇》增订版封面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张爱玲张看着半新半旧的中国,包括了前辈鲁迅。

那鲁迅会怎么看张爱玲呢?可惜,张爱玲16岁,还未踏上作家之路,鲁迅就逝世了,会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之感,如果他们处在同一创作时期,会不会有惺惺相惜之感?鲁迅会如何评价张爱玲的作品?会像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样严厉而期待?张爱玲与凌叔华写作风格有些许相似,参照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也许能推测鲁迅对张爱玲的评价:“《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鲁迅会认可张爱玲写大家族,因为那也是世态的一角,真实的一角,在鲁迅看来,“真实”具有首要价值,会欣赏张爱玲惊世的才华和越轨的笔致,但也会批评她小处不自私,大处太自私?思绪蔓延开,鲁迅和张爱玲在一起说话会是什么场景?也许鲁迅点了点头,张爱玲点了点头,自此两人擦肩而过。如果鲁迅和张爱玲恋爱会是怎么样,谁会刻薄过谁呢?

参考文献:

[1] 鲁迅. 我之节烈观[J]. 新青年,1918(2):92-101.

[2] 鲁迅. 狂人日记[J]. 新青年,1918(5):414-424.

[3] 鲁迅.陆学仁,何肇葆笔记.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讲演[J].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6):28-34.

[4] 鲁迅. 风筝[J]. 语丝,1925(12):2-3.

[5] 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 语丝,1925(15):1-2.

[6] 张爱玲. 炎樱衣谱 草裙舞背心[N]. 力报,1945-4-7.

[7] 张爱玲.傳奇增订本(第1版)[M].上海:百新书店,1946.

[8] 张爱玲. 关于《笑声泪痕》[N]. 联合报,1967-12-15.

[9]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1版)[M].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

作 者: 郑世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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