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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对于师陀《说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环境描写、文化隐喻等方面，或强调黑暗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压迫，或暗示民间艺术的日渐衰落，较少关注到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及其叙事效果。本文试图从由虚听、实听和静音三种音景构成的话语空间对文本进行阐释，从声音角度廓清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体系。
关键词：《说书人》 师陀 音景 听觉叙事
师陀的短篇小说《说书人》选自《果园城记》，讲述了一个靠“说书”事业维持生计的民间艺人没落的悲剧。借助于听觉的直接性，《说书人》集合了多种声音元素，广袤的话语空间凝结成作者的形象世界，丰富了文本的深层内涵，许多由听觉叙事构成的声音景观隐藏着作者对于社会浪潮下民间艺术和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忧虑。
一、声音景观的象征意蕴
（一）说书声
说书声是说书人的主观输出声音，在文本中采用侧面描写的形式呈现。如《说书人》第一节写道：“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學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呐喊。”a说书人以“说”为生计，声音应不高不低、清楚明了，但这声音“时常咳嗽”，有时候还“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呐喊”。“咳嗽”或许是工作量大使嗓子负重所致，而说书人却不顾身体抱恙，依然尽职尽责地模仿声音情境中的人物，挑选合适的声音体系进行演绎，突出了说书人个人生活之艰、专业技术之高和职业道德之美。接着，小说第六节继续描绘了说书声的演变：“他咳嗽，并且吐血。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喑哑了。”说书人出现了说书音量变小、咳嗽音频变大，甚至是吐血的情况。但说书人依然遵循职业操守，按照习惯用声音模仿人物，只是“比先前更衰弱”，暗示了说书人身体每况愈下，时常发病，无法按时说书。
文本中除了对说书内容、说书人声音的变化和状态的直接描写，还运用类比将说书声与炮声、钟声、云牌声并列，强调说书声在时间上的绵长和空间上的邈远。小说第五节写道：“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作者将说书声与小城里的炮声、钟声、云牌声相提并论，突出了说书在小城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说书声不仅可以起到计时器一样的警醒作用，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寄托。在说书人的表演过程中，炮声、钟声、云牌声如同背景音一般逐次闪过，唯有说书声绵延不绝，在黑暗中照亮听众的精神世界。
（二）炮声、钟声、云牌声
小说第五节提到的“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指的就是小城专用的“晚间计时器”——定更炮、寺庙大钟、鼓楼云牌。在小说中，炮声、钟声、云牌声是作为说书声的背景音存在的，主要功能是报时，以突显说书时间之长与说书状态之忘我。为什么说这些计时器“宏大而为人熟悉”呢？首先，旧时定更炮一般在晚上七点左右响起，用以初更之时报时之用，以禁宵行。有时也会用于军事、火警，如《练兵实纪·卷三》写道：“每要新起一号令，必放炮一个，使人有耳者先共闻之，然后方用旗帜号头等项示行。”b其次，寺庙所响起的钟声应当是晚钟，时间在晚上八点左右。钟声是极具“可听性”的原始声音意象，它将连续的时间划分为若干单位，把抽象的时间付诸听觉。说书场景构成了“夜——钟——静”的模式，“夜”象征着现实世界的凄凉和无奈，“钟声”是说书人和听众得到暂时心灵超脱的象征，“静”则是一种否定世俗生活达到精神解放的双向感应，体现出苍茫的历史意蕴。再者，鼓楼上的云牌指的是“云板”，主要用于“开静”或“开斋”。此处应当特指鼓楼上的报时器，按照时间推敲应该是晚上九点以后响起，同时云板也象征着外界生与死的复杂性与说书世界的不融合。三者象征着时间的短暂和流逝，而外部环境时间的变换似乎对城隍庙月台下面这一小块天地毫无影响。
二、听觉叙事与情境营构
（一）喧闹与静谧
在《说书人》中，各种声音元素集结而成的景观营构出不同的情感境界，或以热闹之声构建和谐之景，或以静谧之声彰显哀伤之情。其中，静音和实听作为叙事声音中的两个音景，在文本中体现为“闹”与“静”的矛盾，两者相互作用营造复杂有序的声音场景，限制真实世界与说书世界的对话。
首先是第五节中出现的炮声、钟声、云牌声与说书声的对比，喧闹的是那些“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静谧的是庙中的“说书声”。这种“闹”与“静”之间的冲突是真实时间与说书时间的冲突，更能带给读者听觉上的刺激，还原叙事过程中复杂而微妙的声音转变。而“说书声”明明应该是“闹”的，作者为什么却说庙里“安静下来”？在这里，作者强调的就是精神与物质、内部与外部两个世界本质上的不相关性，两者永恒、独立地完成相应的使命。将这种复杂的社会意识置于特定的说书背景中，喧闹的是令人压抑的催促声和警示声，人们只有在听书中方能暂时离开世俗的烦扰，使心灵安定下来。在这种并列式结构的背后，是作者对于底层人民贫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于“侠义勇敢”“世人永不可及”的精神世界的思慕。
其次是“我”和两个扛手对话过程中的两次“沉默”。第一次是当“我”发出强调式提问“说书的死了”时，两个扛手认为“我”的话没有意思，“全不作声”。第二次是扛手在埋葬说书人时，“我们全不说话”。这两处沉默都是压抑性的安静。两个扛手或许也曾是听过说书的人，他们也曾享受过精神的自由与搏击，他们对于说书人的死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无奈。面对说书艺术的衰败和小城精神社会的沦落，他们只能欣然接受。将一个沉闷时代中的一抹生气埋进黄土，他们岂能不静，岂能不哀？
（二）自语与对话
自语和对话是视听中常见的形式，在丰富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深化文章主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说书人》中，两次自语和两次对话对于情节的推进和主旨的体现有特殊的价值。
两次自语分别出现在第七节和第二十八节，第一次是说书人对于生活艰难、赚钱不易的抱怨，第二次是扛手对说书人尸体的“嘲弄”。先看第一次自语：“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说书人的这段自语描绘的是说完书收钱的场景，声音的发出者是说书人，接受者是听众。时间定位在说书后期，说书人的收入虽然相对有所增加，但生活却不如从前，可见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艰难。听众越来越少，那些先前的听众老的老，死的死，坚持来听书的，也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自身的生活比说书人更加得不到保障。第二处是扛手在埋葬说书人时嘲弄的那句：“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这种嘲弄看似是对前文营造的温馨、和谐的听书场景的全盘否定，实则更像是一种充满遗憾、惋惜与哀伤的调侃。今后再也没有说书人了，也不会再有人来听书了，说书人带着自己的书长眠于地下，象征着说书艺术的沦亡和下层人民被压榨后精神世界的空洞。这种“嘲弄”的声音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浪潮下民间艺术的衰落和苦难者之间的感情，社会底层人民对于这种衰落是无奈的、无能为力的。
兩次对话双方分别是“我”和卖汤的对话、“我”和扛手的对话。作者屡次提到“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而“我”却尤其被这“贱业”所营构的声音场景迷住了。当“我”最近一次来到已改建成俱乐部的城隍庙时，“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从卖汤的口中，“我”得知了说书人生病的现实，由此而产生了白驹过隙、今不如昔的苍凉感。“说书人”成了“卖汤贩”，小城里仅有的一方自由天地，竟也沦为了充满世俗气的地方。第二天，“我”在散步时，遇见两个扛手抬着灵柩路过，在好奇心和不安感的驱使下，“我”从两个扛手口中得知了说书人吐血而死的信息，小说由此进入高潮。说书人生着重病却坚持穿“长衫”说书，可见说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获得温饱的途径，更是一种执着的兴趣，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和精神上的慰藉。在说书过程中，人、物与环境三者构成的声音社会，是苦难者暂别现实的精神享受。因为听书人想听，说书人便更想说了，他想将这种充满自由与创造的说书艺术传递下去。通过这两段对话，“我”、说书人和听书人的形象从单一、平面变得丰富而立体，由听觉叙事构建的声音社会朝着广度和深度持续发展。
三、结语
师陀通过不同形式将虚听、实听和静音三种声音景观引入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了说书情节，并对各色人物进行了声音素描和形象刻画，构建出一个完整复杂的声音社会。作者运用听觉叙事将一场描绘说书艺术衰落、阶级社会压迫的悲剧和歌颂底层人民之间真挚感情的喜剧融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效果和真实感，从声音角度更加完整地廓清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体系。
a 师陀：《果园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8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明〕戚继光撰，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0页。
参考文献：
[1] 傅道彬.晚唐钟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 周志高.叙事学中的听觉转向与研究范式[J]，外语教学，2008（6）.
[3] 张立兵，徐林祥.“说书人”与“小城”的一曲挽歌[J].语文教学通讯（高中），2014（10）.
[4] 陈瑾.《说书人》的细节与主题[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5（5）.
作 者： 朱琳畅，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