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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不仅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也是推动大学发展、提升大学品质的实践所需。教师作为大学的主体之一，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现代大学的演化发展，教师参与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困境制约着大学教师参与治理的效果。大学要实现有效治理，需要突破现实局限。通过对治理主体身份的确认、公共理性的培育、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合作环境的建构，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大学治理，形塑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治理格局，切实改进和提升大学的治理水平。
[关键词]大学治理;教师参与;治理能力;功利化;文化塑造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6-0084-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6.01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大学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具有同构性。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也是推动大学发展、提升大学品质的实践所需。当然，没有广大成员的认同和参与，也培育不出治理能力[1]，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是大学治理的主体之一，对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大学要实现有效治理就不仅限于治理规则的规范和变革，更在于教师群体对大学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有效的多元协同。同时，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其文化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显著特征。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导引师生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师生的主体行为。在此意义上，现代大学治理的关键在于兼顾大学的文化性和主体性，通过文化的塑造保障大学教师的治理主体角色，提升大学教师群体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动作用，充分汇聚教师智慧，创新大学治理方式。这对于推动大学的科学、有序、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师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文化困境
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其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然而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治理结构失衡、参与主体不足、主体能动性被漠视等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的有效治理水平。
（一）“可有可无”： 教师参与内部治理的理念困境
理念决定行动。大学理念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性主张，全面深刻地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形态[2]，也决定着大学主体的具体行为。随着现代大学的演化发展，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并据其精神、学术、文化、价值等内涵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但是，社会发展中所滋生的官僚主义、工具主义等也越来越腐蚀着大学超然的精神气质和知识创新的文化责任。大学正在失去作为文化性、价值性存在的尊严，大学教师也在这一过程中失落了文化涵育的主体使命。特别是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在绩效导向的影响下过度追求物化指標，通过严格的控制和功利化的评价来追求最大绩效，人本化的治理思想逐渐被虚化。这使得大学以及大学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和传创文化的责任持续弱化，背离了大学作为教育文化组织应有的使命。大学治理人本化的遮蔽以及功利化的追逐，必然造成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对教师缺少必要的主体关照，使学校在很多具体工作环节中弱化了教师的主体作用。教师参与不足，呈现出教师在治理过程中角色与地位可有可无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教师的独立人格，限制了教师的自由空间，背离了大学治理的价值目标，也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破坏了大学教师成长的文化环境。这种影响的持续发展，还会使政府和高校对教师的权利认识模糊、权利混淆，治理取向出现偏移，导致一方权利放大而一方权利受到挤压，这就更加弱化了教师的参与意识，使教师迷失了对治理的价值认同。
（二）“浮于表面”：教师参与内部治理的制度困境
制度本身是一种规范性的文化，建构理性的制度文化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大学的制度文化也在不断地建设和完善，但“与国外先进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仍然处于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最主要的是缺乏大学制度的‘灵魂’——大学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大学治理虽然要重视制度，但其本质却在于文化”[3]。“非升即走”“共同治理”“大学章程”等一些在世界著名大学中普遍适用的做法却在我国大学中失灵，这些都是制度设计与大学文化结构相冲突的结果。可见，很多大学在建章立制的时候过分追求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没有将大学文化融入到制度文化之中，缺少对学校实际问题、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习的反思，缺少教师的有效参与。忽视了对教师作为治理主体的内在需求的关注，就会使新制度难于嵌入广大师生的文化认知图式，从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使制度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此外，权力与制度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我国特有的高等教育科层制管理模式造成的集权折射到高校内部治理，就是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的弱化，教师民主参与和提高质效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尽管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高校教师民主管理的权利，保障高校内部学术与民主管理机构的建立，但是由于相关制度只是给予了宏观性的指导，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及制度保障机制，教师作为高校主体的角色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教师主体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职责随意性较大，在现实治理过程中依然沦为行政人员管理的工具与对象。教师应有的主导空间被行政权力挤压，大学制度文化不能满足大学发展的需求。
（三）“差强人意”：教师参与内部治理的实践困境
从制度到行为，中间的连接点在于文化认知[4]。当下，我国高校内行政权力的主导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教师所处的弱势地位对其参与大学内部治理带来了诸多阻力。在这样一种文化认知下，行政人员为了实现大学的使命，往往把“教师视为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一种被用来定义、操控和部署的人力资本”[5]。这就容易引起双方的相互漠视，教师丧失了选择性，使其主体能动性迅速消退。大学治理结构的相对固化，造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间信息的不对称，不能充分表达各方的利益诉求，使得以技术、绩效、制度等为表征的高度机械化的缺乏精神内涵与感召力的管理大行其道，忽略了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应有的柔性治理手段。当然，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也有很多高校意识到人的主体性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纷纷建立学术委员会和职代会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虽然保证了教师在大学治理和决策中基础性的参与权利，但是在大学发展的很多领域却依然仅仅发挥着建议及咨询的作用，利益代表不充分、回应诉求不及时及回应主体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这样的权力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显得差强人意。特别是涉及到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很多重大发展的资源配置及权力配置的学术事务，也依然遵循行政事务的管理模式，受到其他权力的干预和影响，甚至被行政管理及决策全面代替，这样的治理模式下教师缺乏知识创造的自由空间，背离了大学学术独立自由、自主自为的基本精神。
二、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现实局限
教师参与大学治理，既是大学教师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大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外在需求。这两种内外环境也共同构成了大学教师参与治理的内部、外部影响要素，这些因素彼此联系、互相作用，影响着大学教师对于大学治理的认知与实践。我们深入透视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现实局限，能够为提升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实效明晰行动方向。
（一）效能至上的外部发展环境
大学的发展是大学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检验自身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并据此对大学发展进行调整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大学发展是以满足适应外部社会环境为前提的。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基于“投入—产出”的发展逻辑也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基于绩效，通过发展规划、人事安排、学术评价以及竞争性资源的配置来强化对大学的调控，以期用强大的物化投入换取高校的高速发展绩效。毋容置疑，这种以绩效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实现由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战略任务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唯绩效论的发展模式在促进高校竞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激励的扭曲和治理的异化。大学在外部竞争压力下，为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支持和实际利益，往往通过增强内部激励来加以迎合——分解指标，传导压力，牵引着大学师生的工作学习方式、发展方向，这就必然淡化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应然属性，呈现出经济实体、政治组织、生活社区等多元化功能特征，忽视了捍卫学术自由和追求科学真理的本体意义。为了实现在各种绩效指标指引下的对标发展，大学自然会忽视对公共理性的坚守而选择“管理简便”“效率优先”的治理模式，从权力结构上排斥其他治理主体对权力的实质性分享，以非常规、非理性的手段进行管理，以实现对利益的追逐和既定指标的实现。偏离了大学内部治理所应寻求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合作互动，大学治理过程中就会频繁出现学术权力被忽视，想起来时就用一用，想不起来就搁置一边的现象[6]。
（二）功利倾向的内在角色矛盾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激励制度，这种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主流文化，渗透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大学场域中的教师群体。再加上大学组织一直沿袭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这种管理制度以及背后的文化理念，使得行政人员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行政人员便可以通过单纯的行政手段对其他权力进行限制，本该是平等合作的不同群体就变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凸显出行政权力的地位优势，这强化了不少教师的官本位思想。当然，也正是大学行政人员在大学组织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对其他治理主体的排斥遮蔽了大学教师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从部分参与到大学治理的教师群体来看，由于“经济主义倾向”的治理取向模糊了学术与政治之间、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边界，使得大学教师失去了对大学本真价值的认同，偏离了大學引领价值、形塑精神的崇高使命。为了迎合经济物化的评价取向，很多教师倍感压力，呈现出物质化、经济化的特征。他们在开设课程或开展科研项目时，不再仅仅考虑学科和知识发展的需要，而更顾及成本和产出效益，大学教师内在的基于理想、使命的学术热情逐渐被弱化，基于学术属性的角色意识逐渐消散。在这种治理情境下，大学教师逐渐抛弃了价值理性而崇尚工具理性，甚至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有积极的参与意愿，但对涉及长远的公共事务却可能集体失语。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动机、领域和内容逐渐功利化。
三、教师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路径
大学是创生文化的场所，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内化于大学人的实践情境之中。文化的教化和引领功能更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发挥整合调适作用。可见，大学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柔性力量介入到大学治理之中，并对大学治理主体发挥凝聚治理共识、培育公共理性、增强治理自觉的积极作用，促进大学主体多元参与，协作共治，构建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治理格局，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大学的治理水平。
（一）主体身份的确认
大学的治理效能取决于大学参与主体的治理效能，而人的行动往往会受思维的影响，因为精神所产生的力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大学主体的行为，且会产生稳定持久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治理不应该仅仅依赖制度的强制作用，而更应该通过建构主体性唤醒成员的自我参与意识。可见，身份认知是个体积极参与治理的先决条件。具体到大学治理，个体是否能够正确审视和认知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角色，发展出参与治理的内在自觉意识，直接关系到参与治理的成效。因此，在大学治理实践中，首先要注重培育教师的主体意识。这是个体在大学治理中自我确证的表征，也是个体积极履行治理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涉及教师群体切实利益的问题，应在教师群体中进行广泛协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效集中教师群体的民智、民力，使得教师群体更加有凝聚力和感召力，从而为大学赢得更加崇高的意义和社会地位。另外，在大学教师参与高校治理的过程中，也要通过文化辐射、文化浸润、文化熏陶等不同方式构建治理主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使他们在获得主体性文化身份确认的基础上，强化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以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形成强烈的参与治理的使命感，超越各自狭隘的利益视野，并在治理理念的感召下自觉拟定治理预期，主动适时地调节自我，达成治理的意义取向。
（二）公共理性的培育
公共理性是主体与所处环境有效沟通并获得高度认同的理念与价值[7]，对于形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价值导向，达成正当的共同文化认同并调节、消解矛盾与冲突，最终促成公平正义的实现、维护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治理而言，公共理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成为治理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本质上说，教师应该是蕴含丰富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使命感的职业，也应该坚守“学者的人间情怀”。然而在大学领域私利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等观念的侵扰之下，教师本应该有的公共理性、公共使命不断式微，批判性思维逐渐丧失，教师逐渐从大学的公共领域淡出。因此，要实现大学教师的有效参与治理就要增进大学教师对于公共使命、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解和践行，从观念、行动等多个层面上改造教师的公共观念意识。首先在理念上，要帮助教师树立起对公共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崇敬意识，进一步明晰协商共治的内在价值，从而形成超越自我个体生活和私人利益的价值认同，保持对公共参与的兴趣、热爱，形成稳固的、积极的参与信念。其次在行动上，要引导教师从切实问题出发，以公共理性为切入点，依据各自的知识背景、文化图式和治理能力，提升个体行动的公共内涵。不仅主动开展反思性、批判性的职业行动，而且还要自觉建构能促进公平正义、和谐互动，有利于大学发展以及个体成长的治理格局，从而达成大学的公共使命。
（三）治理能力的提升
治理能力是参与治理的各主体通过互动、协作形成共识，对社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本领，决定着治理的成效，也是推动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驱力。教师作为大学治理的重要行动者，其治理能力决定着大学治理的成效。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大学在人员、资金规模等方面不断扩大，在内部结构、人员分化分工等方面越来越细致，大学治理对于职业化乃至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多，这对大学教师在治理能力和素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根据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大学治理体系中教师的角色要求，大學教师参与内部治理不仅需要具备使命、理念，兴趣、热情，还需要具有变革的勇气、魄力，以及协调沟通不同主体的能力和技术。因此，大学教师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提升正确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既要能正确理解大学治理制度的内在善意，积极构建彼此共同遵守、互相理解的治理自觉，也要能有效辨识大学内部冲突的逻辑指向与意义内涵，有效伸张合理、正向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也要提升表达、磋商和妥协的能力。在治理程序和规则的框架之内，既能妥善协调其他个体在程序和规则的范围内充分表达自我，也能全面客观地听取他人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持续的磋商和相互间的妥协来达成利益分配上的互利共赢，有效平衡各主体间的多重利益关系，从而实现更高品质的教师治理使命。
（四）合作环境的建构
人可以创造环境，环境同样也可以形塑人。在大学中，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氛围以其精神、思想和理念的力量提升大学人对大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上升为责任感、使命感，从而形成蓬勃向上的群体，这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在大学治理过程中，构建合作共治的环境是满足教师表达诉求，实现教师有效治理的保障。一方面，大学要注重制度环境的规范和引领作用。通过建构基于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整合机制，均衡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优化大学内部权力关系的平等互动机制，以及符合学术规律、能保障教师地位的激励机制，形成信任合作的良性运行体系，以保障教师的决策参与，有效拓宽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空间。同时也要加强对治理制度意义的宣传，强化大家对大学制度文化的认同，切实增强大家对顶层设计的信任，促进制度到行为的自觉转化，使教师重新回归“大学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注重营造以人为本的治理氛围。通过整合各类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大会、教师联谊会等，促进大学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大学治理各项事务决策、程序、结果等信息的公开，切实增加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要充分利用新兴的微博、微信、微视等新媒体载体，丰富表达个人意志的通道，保证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增强治理的自觉自为，形成更为顺畅、更具效能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庞庆举.学校变革中的管理、领导与治理：类型区别与阶段转化[J].教育发展研究，2017（20）：8-13.
[2]冯大同.回归文化本质的大学理念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5）：152-156.
[3]王冀生.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J].中国高等教育，2014（8）：8-11.
[4]施晓光.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的转向[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8-9.
[5]罗婷，万春林.文化建设：大学内部治理的必然选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27-131.
[6]李枭鹰，唐德海.中国大学治理的“三元文化”冲突论纲[J].高校教育管理，2018（1）：84-91.
[7]秦德君.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1）：47-54.
（责任编辑：刘新才）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ZHENG Yun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9，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and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re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ut als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universities. 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play a key and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With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the conceptual dilemma， i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dilemma of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restrict the exten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universities need to solve the real dilemma an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reality. Through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subject’s identity，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rationality，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university is promoted， and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formed. A win-win governance pattern will effectively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utilitarian;culture shape
[收稿日期]2021-04-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的文化责任研究”（项目编号：17JYD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的文化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18YJC88147）;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的文化责任研究”（ 项目编号：2017SJB1173）。
[作者简介]郑云（1980-），男，江苏张家港人，博士，扬州大学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