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嵌合：后疫情时代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模式探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范家宝 周俊洋 梅冬丽

　　[摘要]“嵌入型”党建模式在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后期存在若干问题，具体表现为行业协会商会与上级党组织互动不足致使结构嵌入低效，与政府部门互动不足致使功能嵌入低效，与会员企业互动不足致使认知嵌入低效。“互动嵌合型”党建模式强调在多主体的互通互联与协作共享中，实现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商会内部治理的有效互动与融合，因此更有利于破解后疫情时代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面临的困境。通过赋权增能与明确职责相结合，实现行业协会商与上级党组织的互动嵌合;通过购买服务与提供服务相契合，实现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嵌合;通过创新形式与丰富内容相融合，实现与会员企业的互动嵌合。
　　[关键词]行业协会商会党建互动嵌合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2;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120014-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1]，这既为社会公众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格局创造了空间，又为其指明了方向。然而，无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坚持党的领导、接受党的指挥始终是其根本，即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1]。由此可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既要吸引包括公民、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参与，又要高举红色旗帜，通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方式坚定其政治信仰，实现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齐头并进。
　　行业协会商会包含行业协会、行业商会与异地商会这三种经济类社团，它们秉持抱团取暖、共谋发展的建会目的，以自愿性为入会原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从数量上来看，据民政部统计，自2005年起行业性社团就已成为我国第一大类社会组织，且保持着10%～15%的年均增长态势;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得以优先发展，并成为迄今为止发展最为充分的社会组织;从影响范围来看，全国500强企业以及绝大多数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单位[2]。由此可见，行业协会商会在我国经济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而在此过程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的党建活动，不单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更是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牢记初心与使命、实现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现实来看，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因数量众多以及会员覆盖面广等现实特点，其党建工作成为社会组织党建中基础最为薄弱的领域[3];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持续，致使众多行业协会商会的团体性优势受到重创，其党建活动也陷入停滞状态。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当前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模式存在哪些不足？对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提出的新要求是什么？如何进行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模式的创新，以满足上述要求？XUEHUI学会2021年第12期2021年第12期互动嵌合：后疫情时代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模式探析XUEHUI
　　二、互动不足与嵌入低效：行业协会商会党建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嵌入理论（EmbeddednessTheory）最早源于西方经济学领域，由匈牙利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分析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时提出，他认为经济活动的开展并非单独进行，而是镶嵌在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活动之中。随后，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嵌入”的含义也从“镶嵌”扩展为“互动与衔接”。在社会组织党建活动中，党组织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与组织优势等优越条件，通过结构嵌入、功能嵌入、认知嵌入等方式对社会组织成员进行观念的传输与思想的融入，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这种“嵌入型”党建模式已成为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众多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传统经验性模式[4]。然而，尽管该模式在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初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后期存在因互动不足致使嵌入低效的问题。
　　（一）与上级党组织互动不足，致使结构嵌入低效
　　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行业协会商会的内部治理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5]。以地方社会工作委员会为代表的上级党组织具有相对较大的管理权限，是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的重要对接方与管理者，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上级党组织与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互动不足致使政治嵌入低效的问题。
　　第一，上级党组织与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之间互动不足，致使部分负责人产生党建工作会占用企业经济发展工作精力的错误思想。受此影响，部分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对成立党组织的接受程度不高，甚至出现抵触心理。一项对武汉市江夏区商会党建工作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全区共成立26家商会，然而仅有5家商会成立了党组织，甚至某些规模较大的商会也未成立党组织[6]。第二，上级党组织与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之间互动不足，致使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尽管地方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鼓励甚至要求行业协会商会按照党员属地管理原则成立党支部，但对其党支部身份以及权限等未能给予明确界定，而《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试行）》以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法规和文件也未予以明确规定。特别是在独立发展党员的权限上，绝大多数行业协会商会尚未有此项权利，即便个别会员对加入党组织怀有极大热情，也不能被予以确切答复，致使会员对其认可度降低。在此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的作用受限，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例如，2017年长沙市172个行业协会商会仅发展5名党员[2]，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注重从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的提议尚存较大差距。
　　（二）与政府部门互动不足，致使功能嵌入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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