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双高”与“双低”模式: 基于潜剖面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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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牧天 唐�觥⊙σ喾啤⊥趺骰浴⊥跤钔亍⊥趸菝�
摘要当下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流行率较高,本研究旨在通过个体中心方法探讨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模式与关联因素。选取初高中生843人,调查了自伤行为、自杀意念与预测因素,进行潜剖面探索和Logistic回归。结果发现:(1)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存在两个亚组,分别为“低自伤-低自杀意念组”(双低组)和“高自伤-高自杀意念组”(双高组),占比为8932%和10.68%;(2)多因素Logistic回归表明睡眠质量不良、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是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危险因素。本研究补充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有关研究,明确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干预工作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中学生; 自伤-自杀意念; 潜剖面分析
分类号B84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2.02.0031引言
自杀是10~24岁人群的第三大死亡原因,青少年是自杀的高风险人群。中学阶段正值生理、心理发育高峰,是个体面临的“疾风骤雨期”,如果个体不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可能产生心理困扰甚至心理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的极端行为,如自杀、自伤等(郭潇潇, 辜良宝, 周红伟, 2016)。自杀意念是预测自杀行为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自伤是自杀意念的重要关联因素。元分析表明,我国中学生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16.3%(邹广顺,吕军城,乔晓伟, 2021)。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为22.4%(Lang & Yao, 2018),大约10%的青少年在一年之内反复实施自伤(Hawton & James, 2005)。鉴于中学生群体自伤、自杀意念的高发态势,关注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情况,了解其发生模式与影响特点,对改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构建和谐平安校园有重要意义。
自杀意念是自杀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指想到、思考或计划自杀,但尚未付诸行动(罗畏畏, 方杰, 孙雅文, 2018)。 而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个体在不以结束生命为目的的情境下,故意对自己身体组织实施伤害,包括切、割、灼烧、撕咬和抓挠皮肤等不被社会和文化认可的行为(Leong, Wu, & Poon, 2014),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情绪或人际痛苦(Washburn, 2019)。自伤是自杀意念的常见共病,对俄罗斯被监禁青少年进行精神科晤谈和问卷调查发现,31.3%的自伤组青少年曾有过自杀意念并且想过一种具体的自杀方式(Koposov, Stickley & Ruchkin, 2021)。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自伤作为广义上的自杀意念与行为进行探讨(Klonsky, May, & Glenn, 2013; Wilkinson, Kelvin, Roberts, Dubicka, & Goodyer, 2011)。闸门理论认为自伤与自杀具有相同的经验性质,是一段连续体(Gouveia, Duarte, Gomes, Da, & Santos, 2022),自伤出现在自杀意念与行为之前, 并充当自杀的闸门, 自杀行为是自伤不断升级的结果(Chloe, Shannon, & Teena, 2012; Salome, Diane, Michel, Jonathan, & Marie-Rose, 2017)。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自伤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以及自杀意念向自杀尝试转化的风险,进一步佐证了该假说(Gandhi et al., 2018; Kiekens et al., 2018; Ribeiro et al., 2016)。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初始阶段,将自伤和自杀意念共同分析,探索分型或模式对指导学校自伤自杀预防具有实践意义。
潜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探索人群分型或模式的常用方法(刘馨仪, 乔琦, 庄光燕等, 2021; 史滋福, 刘欣, 谢云天等, 2021), 能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归为同一类别, 并保证类别内同质, 类别间异质(邱皓政, 2008)。在临床心理学领域, 潜类别/剖面分析方法基于一些症状或心理病理特征将临床样本分为不同亚组,从而探索具体的共病模式(Chen, Hsu, & Chou, 2020)。国外对有自伤历史的大学生自伤和自杀风险的潜类别分析显示,共存在三个异质性亚组,分别是低自伤-低自杀风险组、高自伤-低自杀风险组和高自伤-高自杀风险组(Chloe & Teena, 2013),高自杀风险个体的自伤水平同样较高,而高自伤水平者自杀风险未必高,这暗示自伤可能作为自杀的前驱因素出现在自杀意念与行为前,从而为闸门理论提供了一定支撑。目前中国学校样本自伤和自杀意念的联合潜类别研究仍然缺乏,将这一技术应用于中学生群体,有助于厘清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亚组)的种类以及不同模式(亚组)所占的比例。
本研究还试图探索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有效预测因子。W界关于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较多积累,但大多基于变量中心视角,分别将自伤、自杀意念作为结果变量,采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探讨其心理过程与作用机制。其中,自伤的整合模型和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是这类变量中心研究常见的理论基础。自伤的整合模型认为早期致病因子(家庭功能)造成后期情绪管理及人际问题(负性情绪、经验性回避、述情障碍、公正世界信念),在压力事件(社会逆境感知、欺凌角色、睡眠质量)的诱发下选择自伤行为(Nock, 2009)。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则指出,自杀是应激因素(欺凌角色、社会逆境感知、睡眠质量、负性情绪)、保护性因素(家庭功能、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素质(经验性回避、述情障碍)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Mann et al., 1999)。本研究据此选取欺凌角色(Kwon et al., 2018)、睡眠质量(郭雅如,黄云衡,林艳婷等, 2021)、经验性回避(Nielsen et al., 2017)、家庭功能(南江,姜红娟,林丽妮等, 2021)、负性情绪(Kraus et al., 2020)、述情障碍(Hemming et al., 2019)、社会逆境感知、公正世界信念(Gu et al., 2021)验证其对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预测效应,旨在补充基于个体中心视角的中学生自伤和自杀的研究,为后续根据不同模式进行干预和预防提供实证依据。
nlc20220424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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