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物元法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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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霞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有必要测度其现阶段发展水平以及分析演进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多层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基于模糊物元模型计算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的贴近度，并结合GIS空间技术来分析共同富裕发展时间演进规律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指数都得到显著提高，九个市在空间分布以及时间增速上存在差距：深圳、珠海、广州2018年已经进入中高级，且历年增速稳中向好;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进入中低等级，11年来均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肇庆水平处于低层次，11年增长幅度约为15个百分点且相对增速较慢。
[关键词]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模糊物元;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2―0074―09
[作者简介]陈晓霞，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进入了历史阶段。共同富裕蕴含着“共同”和“富裕”两层次内涵，“共同”是以“富裕”为前提和基础的，“富裕”意味着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效率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是个长期而艰巨过程，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科技实力，早日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经济的增速提效。“共同”是对“富裕”的框架定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部分人的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全民、全面的富裕才是我们追求目标，共同富裕也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长期性，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对其发展水平、时间演进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的科学分析。因此，对于共同富裕测度显得有必要。目前，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依据、内涵界定以及制度框架研究（薛宝贵，2020[1];李军鹏，2021[2];高帆，2021[3]），也有文章研究共同富裕指标构建原则、测算维度以及具体指标（刘培林等，2021[4];陈丽君等，2021[5]）。虽然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共同富裕定量性研究尚且不足，缺乏经验性文献支撑。推动共同富裕扎实稳步前进，最迫切的就是清晰知晓共同富裕目前发展水平，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客观的对共同富裕发展进行多维度和全方位的测量，找出中国当下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不足和短板。珠三角作为全国最早改革开放地区之一、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国际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研究该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以及普遍性。因此，本文选取珠三角作为我们的测度对象，在准确测度珠三角共同富裕基础上，进而达到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Kremer M et al.，2001）[22]。
同样，要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共同富裕，也有必要构建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对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准确的评判九市共同富裕发展现状以及短板所在，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考虑到珠三角区位、产业以及经济定位上独特性，有针对性地构建珠三角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维度，包括总体富裕、群体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四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赋权、运用模糊物元模型计算2008―2018年珠三角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结合GIS空间技术分析时空演变特点。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核心在于珠三角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界定共同富裕内涵以及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也按照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共同富裕与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共同富裕与机会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的首要内涵是推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张来明、李建伟，2021[6];Piketty et al.，2019[23]）。收入不平等有着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社会的动荡。经济体制在改革的同时也会导致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李实等，1998）[7]，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困境中，作为全球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GNI继续保持在一万美元以上，2021年GNI达到12551美元，距离世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0%差距，刘哲希和陈彦斌（2020）[8]测算到2023年中国就能够迈入高收入国家。经验研究表明，富会愈富、穷国会愈穷，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陈宗胜（2020）[9]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跨越拐点而缓慢下降。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增后降。李强和王昊（2017）[10]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中等阶层占比仍然较小，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城市。刘伟和陈彦斌（2021）[11]认为高收入国家标准不断放宽，从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因此不可简单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判断依据。共享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范从来和谢超峰（2018）[12]计算减贫增长弹性，提出让低收入者从收入增长中获益大于高收入者实现益贫式增长。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关键作用，可以通过调节分配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高帆，2021）[3]。
nlc20220509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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