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知”到“新媒介”：晚清时期的译报实践与媒介新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汤霞

　　【摘要】自林则徐译报开始，新闻纸阅读、办报尝试、报刊观念逐渐进入晚清士绅学子的日常视野和话语体系。译报初兴于官场，在激烈的中西对抗中，官员士绅自上而下翻译西方新闻纸，探察夷情，学习西艺，却参与者少，译报面窄，传播面小。官方译报带有“中体西用”的局限，媒介认识肤浅，西报仅被视作一种“新知”，这种新知既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内忧外患，也未能助产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甲午之后，国事日艰，译报盛行于民间，民间报人自下而上，广设新报，广译西报，参与者众，译报面宽，传播面广。民间报人对西报的认识加深，视报纸为一种“新媒介”，西报的内容、体例与媒介逻辑通过译报得以引进并付诸实践，译报与办报相互结合，参与政治，引领舆论，传播新知，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从官场到民间，从“新知”到“新媒介”，从“译”报到“办”报，西报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需求相结合，成为近代报刊发展的一个起点。
　　【关键词】译报 官方 民间 新知 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5-094-10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5.015
　　戈公振曾提出“所^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1]（1-2）其虽早已为“报学史”定名，但我国报刊史研究一直偏于报刊内容的路数，以其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为主流，较少关注报纸自身。国外学者梅洛维茨指出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媒介本身往往只被当作中性的传送系统。[2]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本身就是一种“讯息”。为了开创报刊史书写新范式，学者黄旦以报刊――“媒介”为焦点，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呼吁“媒介再思”。[3]
　　不同于西方报刊的发展轨迹，我国近代报刊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源头，是翻译西方新闻纸，即“译报”。林则徐首倡译报，第一次把我国传统的新闻载体“报”与外来的新闻纸对应地联系起来，使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接轨。[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林则徐的译报活动开始，论述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发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昔时报纸以译报为大宗材料。”[1]（107）《上海闲话》云：“十数年前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1]（108）白瑞华在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一书中指出，外文报纸对于中国新型报纸的形成发挥着作用，是新报上外国新闻的主要来源，且长期以来是唯一来源。[5]一直以来，各种新闻史、报刊史对报刊早期占较大比重的译报研究大多一笔带过，且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人和报。事实上，晚清有大量的人和报参与了译报，他们在借鉴西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特有的报刊话语、报刊实践与媒介认知，成为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大量的人与报都值得系统深入地探讨。
　　鉴于以上背景，本文跳出以往报刊研究的工具论范式，聚焦于我国近代报刊发生的起点――译报。晚清的译报实践从两个层面铺开：19世纪30年代末，译报初兴于官场，自林则徐创办译报以来，晚清官方通过译报打探西方，却并未解决内忧外困之局面，也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甲午之后，译报盛行于民间，体制外的民间报人把译报和办报相结合，掀起了近代办报高潮，促发了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本文从官方译报与民间译报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以下问题：新闻纸这一迥异于邸报的新媒介在晚清是如何借着译报进入中国的？发展路径如何？译报是怎样影响国人早期的报刊实践的？又是如何构建士绅学子的媒介认知的？官方译报与民间译报有何联结？又有何差异？
　　一、19世纪30年代末始：译报初兴于官场
　　19世纪前期，晚清国人局限于封建生产方式，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面对突然闯入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束手无策。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译外报探察夷情，开启了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历程。自此之后，译报成为部分官员探察西方的惯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地方官员翻译西报探察夷人举动，洋务运动期间翻译西书西报成为“洋务”的重要举措之一。
　　1. 鸦片战争时期译报：探察夷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首译西报，采访夷情。此时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逐步发展起城市经济、航海通商等近代文明，此间中国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人对欧洲知之甚少，甚是隔膜。英国打到广州时，国人关于“泰西”通行的是“地中生羊”等荒诞无稽传说。[6]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他在广州设立译馆，密译西报，探察夷情。其辗转购得《广州新闻》《广州纪事报》《中国丛报》等在华外报及一些在澳门发行的他国报纸，命梁进德、袁德辉、林阿适、亚孟等密为译出，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敌之方多由此出。[7]（2609）一位在华外国人曾提及：“林总督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8]这些译报材料在后人整理时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重点选译了外报有关鸦片贸易及军事报道等内容。除了编译西报，林则徐时常咨询通晓夷务的学者、地方官员、在华洋人。他曾是医学传教士伯驾的第6565号病例，以治疝气的名义请他翻译从大行商处获得的《各国律例》，涉及战争、封锁、贸易禁运等。[9]译出的《各国律例》成为后来林则徐与英国女王交涉的依据。被解除钦差职务后的林则徐曾提醒奕山“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澳门华夷杂处，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探其虚实，夷人印之新闻纸可将广东事与该国事相互传递”。[7]（2609）魏源在林则徐译报的基础上，于1842年编成50卷本《海国图志》，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的巨著。他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10]即“师夷制夷”的著名论断。在林则徐被革职后，广东部分官员延续了译报这种做法，50年代前后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也很擅长通过译报获取夷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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