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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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思博 林琳 刘静文
摘要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方便取样的1953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差异进行考察，探讨剥离家庭资本后，独生子女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真实效应。结果发现，在倾向值匹配之前，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且在家庭资本的三个指标上独生子女均好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过倾向值匹配处理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评分上并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存在的生活满意度差异不能完全归咎于独生与否，而应当重视家庭资本在其中的影响。这些结论为深层次理解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独生子女;家庭资本;倾向值匹配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2.04.004
1引言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出生的独生子女展现出了差异化的社会特征，从而成为国内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 （风笑天，2021;郑鹏，陈图农，2020）。以往文献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差异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心理健康状态的差异性上，尚未达成一致结论 （鲍思顿等，1989;曾荣， 2008）。而生活满意度作为其中的重要变量，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指标（Pilcher， 1998）。大学生处于由青少年向成年转变的关键时期，通过调查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更好地了解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生活目标定位和行为追求取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大致有两类不同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拥有充足的家庭资源，更多的父母关注，从而表现出比非独生子女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生活满意度较高 （Shao et al.， 2013）;另一方面，学者认为由于父母过度关心，独生子女极易形成依赖性，在进入学校和社会后将面临更多适应性问题 （曾荣， 2008），从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Maheshwari & Jamal， 2015）。造成以上研究不一致Y论的主要原因除了样本群体选择不同，也有研究方法的差异（王晓焘，风笑天， 2012）。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卢珂在研究中运用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在配对之前，京籍学生、城市学生、学校更好的学生，父母职业等级更高、受教育年限更长的学生更有可能是独生子女，因此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样本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异质性问题。配对后发现独生子女对朋友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对自我的满意度相对最低，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而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卢珂， 2016）。这一研究方法与苑春永等人对独生子女情绪适应的发现一致，即在倾向分数匹配之前，独生子女在情绪适应各指标上均明显好于非独生子女，但运用倾向分数进行样本匹配之后，二者的差异不再显著 （苑春永等， 2013）。可见，在不充分考虑样本匹配的前提下讨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异同，直接给他们贴上“差异化”标签是不恰当的。因此如果单纯考察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城乡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很可能会混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导致“净效应”无法被直接考察。
综合以往的研究结论发现，对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讨论离不开对于家庭资本的考察。家庭资本被认为是一种个人拥有的嵌入在家庭关系中的先赋性资源 （董金秋， 2011; 薛海平， 2017）， 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Hair et al.， 2008; Joronen & Astedt， 2005; Piko & Hamvai， 2010）。本文从三种形式考察家庭资本，分别是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内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主要指影响家庭发展的有形资产或物质资本，通常用家庭收入水平衡量 （Coleman & James， 1988）。受到政策影响，独生子女更可能出生于城市，其家庭经济状况平均好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李银萍，庞庆军， 2007; 肖富群，风笑天， 2010）。 独生子女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资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使得独生女孩和同龄男孩相比在数学成绩上有着同样的表现 （Ming & Rich， 2002），从而有助于提高其自尊感和自我掌控感，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一般来说它与某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或符号密切相关 （J?ger， 2011）。研究中通常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加以关注 （Woemann， 2005）。以往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父母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王月云等， 2007）。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教育方式能够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使得孩子拥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较轻的抑郁症状 （ToniFalbo， 2011）。这些积极的状态将进而影响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家庭内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家庭内亲子关系和支持等。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表现出维持家庭体系的倾向 （王瑞姗等， 2013），可作为衡量家庭内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较高的家庭亲密度能带来更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人对生活做出较高的满意度评价，从而显著影响幸福感 （罗伟等， 2007; 张建人， 黄懿， 2007）。最后，由于国内外对独生子女大学生个性特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还体现在对负性生活事件 （Fan et al.， 2015） 和抑郁等消极心理状态研究上，如独生子女抑郁、焦虑消极情绪 （徐丽华等， 2011）。因此，本研究将二者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中。
综上所述，以往多数针对独生子女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都忽略了家庭因素的选择性偏差 （Selection Bias）。所谓选择性偏差，是指“干预之前干预组和控制组就在会对所研究的结果造成影响的一些方面有所不同”（Guo & Fraser， 2010）。如果将家庭因素视为一种“干预”，此前独生子女在诸多方面就可能与非独生子女存在差异了。家庭和父母因素，个体自身特征乃至学校或地域特点，都可能成为产生选择性偏差的混淆变量。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王月云等， 2007），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又和生活满意度正相关，那么忽略此类因素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就会误认为因变量造成影响，从而产生偏差。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或均值分析法 （如t检验、方差分析等） 难以排除此类干扰因素的影响。倾向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的方法，在“反事实推断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使用非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控制”混淆变量，以倾向值为标准配对后的新样本上重新进行比较分析，降低混淆变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而满足非混淆假设 （Unconfoundedness） 进行因果推论 （胡安宁， 2012）。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生物学、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Guo & Fraser， 2010），也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渐受重视 （Foster， 2010; Monahan et al.， 2011）。
nlc20220607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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