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实证主义：设计史书写的可能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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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亮
摘要：设计史在学科大发展的背景下，应当承认还有诸多不足与问题，如缺少宏观的跨学科讨论及具有历史意义的思考，鲜有微观的定量化、科学化的分析和实证主义的解剖。除专注于自身的内涵外，设计史的书写还应该建立起一套可能的外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范畴下的诸多领域，甚至中国古代占卜、科学及气候等层面的议题，都应当成为其开展对话的基石。
关键词：跨学科设计史方法论定量
法国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尝试以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来分析欧洲艺术。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活邮艿轿镏实闹配和影响，所以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科学能够如自然科学一样，以科学的精神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开展分析，并通过解剖艺术品产生的地域、时代等因素，总结出艺术乃至文明产生的定律。这个做法受到了该书译者傅雷先生的质疑和批评。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成因绝不能简单归结为"种族、环境和时代"的纯物质条件，艺术创作中所需要的"敏锐的感觉"等心理学层面的因素，亦不应如丹纳一样被完全置于生理学的讨论中，所以丹纳的论证只能解释艺术的一半而非全部。从本质上来看，实证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然而，瑕不掩瑜， "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方法"，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正是傅先生引入该部名著的用意所在。他痛心于我们眼里的"国学"只有空疏、紊乱和玄妙，却不知玄妙之由来，易言之，国人的思想亟须实证主义的食粮和补品0[1]
如今，距离傅先生1929年写下这段文字已经过了近百年，当初的空疏、紊乱与玄妙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观呢？国学的发展姑且不论， 单说艺术范畴下的设计史研究，作为艺术史的分支，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而以工艺美术史的面貌开展现代学科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概论到造物美学思想史的发掘，从官府造办制度的梳理到当代手工艺及从业者的人类学调查，从物质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到器以载道的礼经思想传承，设计史的书写可谓精彩纷呈、丰富多彩。不过回到最初问题的症结，所谓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在我们今天的设计史研究中却依然稀缺， 仅以"定性、定量"的历史描述为例。长久以来，不管是艺术史还是设计史都满足于"定性"的描述。如一说起范宽的绘画，便是雄浑壮阔、气势磅礴；一提到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谈到元代的瓷器，即是大盘、大碗，以"大"著称……至于何为雄浑，为何诗画相得， 多少尺寸为"大"等的定量分析，却难觅身影。这正是傅雷所批评的只知玄妙，而不知为何玄妙。当经济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开始大量使用数据、表格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历史事件、物品乃至社会规律时，设计史的不少研究却还沉浸在"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的教材式的写作之中，自我封闭，只关心表面上跟设计、工艺美术直接相关的宫廷、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将风格政治化、品貌朝代化、因果简单化，既缺少宏观的跨学科讨论和历史意义的思考，又鲜有微观的定量化、科学化的分析和实证主义的解剖。
丹纳从种族、时代、环境三个要素解剖艺术，尽管被傅雷批评只解释了艺术品之半面， 但也是为全面解释艺术进行的努力和尝试。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对设计史的书写很多时候还仅仅停留在对出土物、传世品与历史文献互质互证的阶段，这与美术史上的"以图证史"和"以史证图"如出一辙。至于丹纳的研究路径，在研究者那里大多只用于基本背景的铺陈，而与主体内容缺少紧密联结。为了践行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走出自说自话的藩篱，设计史的书写亟须走出设计史自我的框限，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对话，至少如丹纳一样，尝试将种族、时代和环境等更多因素引入来丰富设计史的阐释面向。西方艺术史在其不断"跨学科"的努力下，终跻身西方学术圈， 并迅速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换言之，除专注于自身的内涵之外，设计史的书写还应该建立起一套可能的外延。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范畴下的诸多领域，都应当成为其开展对话的基石。举例来说，占卜、科学及气候等层面的议题，可以看作丹纳"三要素"较为直接的对应。它们看上去与设计史几无联系，且相关的研究亦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着自成体系的言说。但从本质上来说，每个领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也非在平行时空中毫无交集。相反，它们与设计史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过往的人文世界。当然，由此延宕开来，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对设计史有着直接或间接、持续或暂时、宏观或微观的影响。本文即从占卜、科学和气候三个看似与设计史毫不相干的研究议题中，分别选取数篇近年来各国汉学界的代表性成果，对其研究范式加以评述，以探讨设计史书写的可能外延。
一、设计的产物
占卜，简要来说，是古代的一种活动仪式， 在中国的起源很早，从殷商到清代，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诸多形式，还曾形成了经典的《易经》，为后人所熟知。占卜服务的对象既有王侯将相，也有贩夫走卒。可以说，占卜在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占卜议题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政治史、思想史及科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占卜与设计关系密切。《考工记》作为中国工艺和设计史上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包含了诸多与占卜相关的论述。其中的一句名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乃成就良器的四个必备条件，其中至少三个与占卜有关。不仅如此，占卜的高级表述"易"本身就是一种超迈的造物史观，切实关注着造物及其行为本身。占卜涉及领域众多，时间跨度久远，人员活动复杂，如何有效妥恰地选择研究切入角度，成为学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西方学者丽莎・瑞丽（Lisa Raphals）的《习艺者Practitioners ；暂译题名，后同）、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的《中国清代的占卜Divination in Ch'ingDynasty China，以下简称《清代占卜》）及《中国的通书和大陆政治》同（Chinese Almanacs and Mainland Politics，以下简称《通书》、三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时期内三种不同视角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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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艺者》是瑞丽的专著《中国早期和古希腊的占卜和预测》（Divi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Early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中的一个章节，主要考察了中国和古希腊两国占卜者们的情状，并围绕"谁是中国和希腊社会中的占卜者（Mantic Experts）"'占卜者如何占卜"'怎样才能够成为占卜者"三个主要问题展开论述， 同时区分了官方和民间、世系、竞争和个人魅力三组因素对占卜者的影响。《清代占卜》一文旨在从清代民众和精英两个阶层出发考察彼时流行的占卜现象，探索二者间的关系。文章由"清代对占卜之态度"'清代占卜实践"'占卜与官方道统"和"占卜的持续"四个部分展开，描绘了帝国晚期占卜流行的盛况与不同占卜的运作形式，进而揭示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涵。《通书》则跳脱占卜的叙事，进入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语境，专门考察与占卜相关的通书。行文循时间轴线，以不同时期的政治为背景，叙述了清朝倒台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通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流通情况。在前后70多年的历程中，通书作为一个承载多元信息的载体，呈现出特色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相较之下，瑞丽考察的主体是"人"（占卜者、，不仅时间跨度最大，还引入了古希腊的情况并进行比较研究。《清代占卜》的讨论对象为"事"（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占卜现象、，重点揭示清代市民和精英阶层对占卜的态度以及占卜持续的原因。《通书》的切入视角则是"物"（近现代流行的通书），以之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意在反映政治的走向。这套手法最接近我们习见的设计史书写，即从工艺品、设计品所代表的物品入手，通过考证生产造作相关的物质文化，以及形象传达相关的视觉文化，再结合时代背景的社会和政治文化，探讨设计的意义。
《习艺者》中的探讨尽管以"人"为主体，但对"事"的论述也并未忽略。瑞丽雄心勃勃，力图将中国占卜一千多年的发展情况做全方位的铺陈，因此凡是与占卜相关者，都被纳入作者的讨论范畴，他们各自的功能职守及方法道具，也是作者努力探究的内容。只是文章使用的材料有限，难以反映彼时社会的整体情况，也无法对不同身份的占卜者有透彻理解。对此，中国学者有先天的优势，从头绪纷乱的中国古代占卜中，能够轻松地梳理出三个系统：一个是与天文历算有关的占卜术，一个是与动物或植物崇拜有关的占卜术，一个是与人体生理、心理、疾病等有关的占卜术。这三个系统皆有古老渊源，可以反映原始思维所能涉及的各主要方面。［6］概言之，上述三系统契合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地、人"世界观。它既是一切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基础和背景，又是解读历史问题的普适路径。占卜仅是其一，设计便是其二， 人的创作固然重要，对天、地等宏观脉络的关注同样不可或缺。本质上，这也正是丹纳所强调的三个要素。
占卜与设计又有什么关系呢？占卜的方法和以物质为载体的工具、法器，无一不是以器物作为载体。它们的材质、尺寸、重量、颜色、纹样和数量等有关造作的元素，无一不密切关系着占卜的可能性及其结果的精准度。又及，占卜道具的选择、制作、使用方法乃至占卜流程和方法的制定，何尝不是设计思维指导下的设计行为呢？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占卜是设计的产物，反之亦然。回到人类的起源，在工艺及设计的概念远未产生的蛮荒时代，占卜早已在各个人群聚集的部落中流行。它们协助人类解决了早期面临的生存问题，并由此生发，陆续产生了审美、艺术和设计。在艺术起源的众多假说中， “巫术说”占据一席之地，与巫术相伴而生的占卜，自然也应算作设计的一个源头。它的出现，传递了人类早期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一切皆以个体和种族的生存及延续为出发点，用占卜来决定诸如狩猎、战争等最为核心、关键的事情，进而指导原始人类的生活、生产。此类实践正是今天学界所探讨的“极限设计”的一种表现，其最终指向了人的生存。
从严格意义上说，占卜的背后是科学。占卜之人往往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或者要有阴阳五行的知识。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下，这些知识又演变成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和水文学等门类所研究的问题。那么，从中国古代占卜到中国古代科学，又当有怎样的研究和书写呢？
二、助推设计的中坚力量
传统的历史书写基本上是对历史尽可能全面的呈现，其中既有主流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铺陈，又有思想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和科学技术史等分支学科的讨论。一般的编排逻辑是在主流政治导向、经济基础的框架背景下，于边角的位置以"拾遗"的口吻告诉读者，在这段历史中有某个事物出现了，有某个事物发展了，还有某个事物走向了兴盛或没落，或是农业生产达到高峰、铜铁冶炼掌握新技术，抑或是火炮普及更迭了朝代。总之，分支学科的讨论往往成为主流历史的装饰，而非历史本身，因而难以自成w系。随着历史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研究视角、问题意识逐渐精细化和多样化，专门史才陆续从主流历史中分离出来。
问题接踵而来，那么该如何书写专门史呢？设计史也好，工艺美术史也好，抑或物质文化史，都是专门史的种类，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见的设计史，可以简单概括为设计品的历史和设计者的历史。后者由于资料有限，且古代的工匠多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没有自我书写记录的能力，而秉笔善书的文人士子们又不屑于关心"三教九流"的琐碎操持，导致设计者无法单独撑起一部设计史，最终成为设计品的"附庸"。历代流传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巧夺天工的工艺美术品和恢宏壮丽的国家营建，有幸留下姓名的工匠屈指可数。更加吊诡的是，书写姓名并非对他们的肯定，而是明确连带责任的惩戒机制。此外，形而上的设计思想史或工艺美学史成为设计史书写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比设计史更加流行且知名的物质文化史，关注的是包括所有设计品在内的一切物质， 狭义上可以理解为美术史与设计史的综合，具备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面向。不过，这些就是设计史的全部吗？是否还有其他的书写可能？
接着，专门史的研究对主流历史有何影响，以及如何让专门史与主流历史相互补益等问题，是每一位从事专门史研究的学者都应当思考的核心议题，它们直接关系着专门史研究的方向。金永植唐纳德・贝克（Donald Baker）'8'和白安雅（Andrea Breard）'9'三位学者的研究从三个不同的面向，以科学史以及更加专门的数学史为研究对象，回应了上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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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金永植的《朝鲜科学史研究的问题与可能》（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Science）是一篇朝鲜科学史的研究述评，主要讨论了朝鲜科学史研究的现状一问题、可能性一展望两大问题。在作者看来，整个朝鲜的科学史学界不仅因语言问题与外界隔绝，而且与本国的其他学科研究也缺少交流互动。长期以来，相关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朝鲜科学成就的创造性和独创性"方面，因之也形成了传统的、以几个科学发展高峰为中心的"朝鲜科学发展的模型与分期"。但是，光鲜科技成就背后的诸多背景和细节等议题，学界却没有答案，甚至无人提问。作者结合当前的工作，指出未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例如重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播、朝鲜的智识环境、当地民众对传入科学和宗教的态度，此外还有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现代的科学成就等诸多层面的考察。
贝克的《无力的数字：朝鲜儒士对耶稣会士数学的应对》（Impotent Numbers： Korean Confucian Reactions to Jesuit Mathematics ）贝，是一个科学史领域的个案研究。该研究以西方数学为对象，展示了看似狭窄微小的单一学科， 却几乎成了改变世界的关键。传教士用数学作为传播宗教的重要手段，希图人们能在修习数学之余更多地关注宗教，尽管未获成功，却可看作一次西方人试图以数学来改变某个群体意识形态的尝试。失败的原因既有西方数学自身的先进性不足，不同文化及思维逻辑的差异（演绎、归纳各有传统），又有接受者们的主观态度。作者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一项新知识的接受不仅仅在于其之有用，还要证明其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无甚害处。
白安雅的《晚明日用类书中数学知识与应用》（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in Late Ming Daily Life Encyclopedias，以下简称《日用类书》）一文着眼于晚明的日用类书，通过分析几种代表性日用类书的数学内容和功用，提出以"民间数学"并不足以对其下定义，以《算法全宗》为代表的类书的阅读群体，民间和精英两个阶层皆有。各种日用类书同时承载着民间地方性知识和精英全局性知识，在精英教育和民众教化之间搭起沟通桥梁。同时，文章还揭示了类书所见的晚明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情况。
从以上三篇文章的简要概述来看，都反映了科学史愈加多元的研究取径，以及从宏观走向微观的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同样适用于其他的专门史领域。即研究初期往往抓大放小，紧密围绕专科主题，书写线性历史；后期随着材料的多样化，考古发掘等地下材料的补充，研究成果的逐年积累，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的接续参与，催生出各种细致入微、小中见大的研究议题。著名的微观史学写作，正是这一历史叙述的优秀典范。总之，它们在丰富专门史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也不断积淀了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
上述种种情形理所当然可看作学科史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的主要因素无非有材料、方法、研究者三项。首先，材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决定方向的关键，大体包括两个层面：新材料的发掘和旧材料的新解读。很多时候上述两个层面密切关联，甚至互为因果。例如，《日用类书》一文中，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日用类书作为主体材料，去探讨一个崭新的议题， 即对旧材料的新解为某个议题带来新的材料。再如对历史上著名的葡萄牙访华使臣托梅・皮莱资（Tome Pires）的研究，除选用习见的汉地和葡萄牙文材料外，《李朝实录》的记载竟也意外地成为研究突破的关键。[10]
其次，研究方法的进步，既有历史学科自身方法的出新，又有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年鉴学、计量史学、微观史学、考据派、索隐派等学科、派别的新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它们在各自的学科实践中发展、成熟，并被迅速地借鉴到其他领域。我们熟知的艺术史和设计史的研究， 无一不是在广泛吸收各种方法论的前提下，才形成如今多元的面貌。此外，研究视角也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在贝克的文章中，作者选取了"数学一传教"的研究路径，着实令人眼前一亮。白安雅将类书、数学和民间及精英知识的互动放在一起的讨论，亦是独辟蹊径。
最后，毋庸置疑，研究者是所有历史研究的主体与核心。这个群体之间既有身份、背景的差异，又有洞见、水平的高低。通常情况下，特定背景的研究者更适合相应领域的研究。在《朝鲜科学史研究的问题与可能》一文中，作者多次强调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对朝鲜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即那些从科学领域出身，后期又接受史学训练的青年研究者，是朝鲜科学史的希望。当语言不再是一个绝对的屏障之时，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愈发成为趋势。如何评价外国学者所开展的对本国的研究，成为一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回到本节起首提出的问题一以科学史为例如何书写专门史。上述三篇文章的研究概况提醒我们，充分检视过往的人物、事件，并在可靠材料的支撑下形成新的理解，将无限接近历史的可能真相。因此，广泛而及时地"占有"各种数据，探索和借鉴优秀学术成果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建立与不同背景研究者的有效交流、讨论，应当成为当代学术研究者所具备的基本功。
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的设计史亟须提高和改善的地方。早期的研究者重视考据式的探索， 依赖的材料不外乎正史、《会典》等典章政书以及元明以后逐渐繁盛的笔记小说等集部文献。他们不太注重方法和视角，而是以一件件孤立的物品为中心，企图揭示其物质属性，例如外观方面的尺寸、造型、颜色和纹样等，造作层面的产地、工匠、材质和工艺等。切片式的观察固然有利于物质基本面的厘清，却因缺少对物质之外周遭世界的观照和对话，终令这番被严格"过滤"的考据显得单调乏味。
此外，研究视野还应当不断拓展，若仅仅局限在外观和造作等几个固有议题上，同样无法建立全球史的讨论。设计史领域当然有类似的优秀研究，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的《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Mstozy）便是其一m］。作者以中国设计史上的经典代表青花瓷为载体，勾勒出一个明清间中国瓷器在全球流通交易的网络，成功地将瓷器的故事推上了世界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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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史拓展的视野还应包括科学这个看似与人文并列无涉的领域，但该领域中的数学常被应用于设计领域，如一种专注于数字计量和准确运算的设计。人类早期的结绳记事正是融合工艺和计算的产物，后世创造的算盘、戥子、浑天仪和水运仪象台等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的科学仪器，都是设计在科学领域伟大的实践。反之亦然，科学的探索和发现源源不断地为设计的精进提供动力，从玉石的开采到皮革的鞣制，从陶瓷釉料的开发到丝绸织机的改良，没有哪一项可以摆脱科学的助推。
综合而言，占卜和科学两个议题既可以是种族的，也算得上是时代的，它们互相关涉，紧密联结。我们所关心的设计，交叠在二者中间，以占卜工具为例，集工艺设计、占卜和科学三种身份于一体，因此设计史范畴下的研究自然少不了与这两个领域的对话。下面笔者要评述的气候问题，应当属于种族和时代之外的环境范畴。虽然对设计史研究者而言，地域性的气候是一个陌生的着眼点，但它是所有生产造作、时代风貌的基石。
三、历史中的大设计
天气和气候一直影响着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不可否认，短期的天气和长期的气候在决定东南西北干湿冷热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中国历史上的各代王朝，无不将风调雨顺视作国泰民安的前提和保证。政治语境之外，短时的天气抑或长时的气候，最终可归结到前文论述的《考工记》中提及的"天有时"层面，宏观的气候再一次指向了微观的工艺与造物。
反观《周礼》及《考工记》本身，前者用天、地、四时命名官员，排布章节，后者即担负最后一章的"冬官"之名。如此的编纂逻辑，很明显是一次对时令、气候的强调和演绎。表面上以《考工记》补"冬官"章节是文献学上的偶然， 实质上将职掌工艺造作之官列名于一年四季之末，是否还有"春生""夏长""秋收"之后的"冬藏"之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在四季的循环之上，体现了古人对季节和气候的理解与重视。与此同时，设计被赋予重任，设计者和掌管设计的官员被提升到国家的层面和高度，在后世属少见之事。事实上， 不管是百家争鸣，还是历代统治者的制礼作乐，始终离不开工艺造物的参与，对工的重视正体现了周人对礼的重视。
过往的历史研究严格遵循人文科学的学科畴泾渭分明，鲜有交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及其历史的演进深受自然地理的影响。因此，自然中与人的生活最为密切的天气、气候理应被引入人文研究，成为历史观照的一环。
早在 20 世纪初期，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美国气象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就已开始着手对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展开研究，并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提出最初的“气候决定论”。对这一新颖的提法，并非所有学者都予以认同。至于气候对历史有无影响、具体有多少影响、如何影响，今天的学者又如何将其剥离出来并妥恰呈现等问题，刘翠溶的《中国历史中的气候变迁及其影响评述》[12]（A Retrospection of Climate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s in Chinese History）、英国伊懋可（Mark Elvin）的《谁对天气负责？中国帝制晚期的道德气象学》[13]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eather ？ Moral Meteor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杰弗瑞・斯奈德 - 莱因克（Jeffrey Snyder-Reinke）的《难以统御的秩序》[14]（An Unruly Order）三篇论文，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讨论的可能。
刘翠溶一文是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述评，从宏观角度展现了历史与气候的密切关联，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研究，从"重建中国气候史""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旱涝时期"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四个层面进行回顾和总结，揭示了气候变化对理解、解读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
另外，两位西方学者则选取了更加微观的角度切入，展现气象与清朝政治的微妙关系。其中伊懋可主要论述了清朝统治者提出的人要为天气负责的道德气象学（Moral Meteorology）教条，即降雨多少、是否合乎农时都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道德。中国古代官府有意将气象环境归于意识形态，将人的感知、准科学的观察和道德的挟制结合起来，作为一把"利剑"，服务于帝国的统治。而杰弗瑞的讨论，则呈现了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不同的祈雨仪式。为了规范仪式秩序，朝廷与士人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却因受中国长久的历史和多元的传统的制约，无法建立权威的仪式规范。
同样的议题，两位作者提炼和讨论的角度完全不同。在时间逻辑上二者似乎存在先后关系，一个是是否下雨的"责任归属"问题，一个是不下雨时的祈雨问题。对于前者，伊懋可提取出"道德气象学"的历史观察；对于后者，杰弗瑞则看到了仪式规范的混乱。
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和文献材料，史学研究者们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差异建立在他们各自不同的背景以及分析、比较和综合研究方式之上，也有对历史理解的不全面和更全面之分。如何更加全面、恰当地理解历史、呈现历史，解释成了关键。正如气候史的引入打破传统历史研究那样，不管是不是气候决定论，对历史的解释已经有了更加多元的角度。因此，不管是气候、天气，还是水文、地质，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都应该被纳入历史理解的范围之中。
至于如何解释，的确考验着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刘翠溶的文章尽管是研究回顾，却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特别是其中"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影响"一节，举出了若干对气候史解释的可能。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丝绸之路的兴衰、战争与起义的爆发、朝代的更迭、人口的波动、宋代经济中心的南迁和粮食的价格等，都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夂蚨岳史的影响，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正如《汉书》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它不会直接作用于历史，而是影响了环境，包括草木生长、作物收成和牛羊牧养等，进而影响了人类社会，以至影响历史的进程。气候可以成为历史的一个解释，而不是唯一解释。和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样，一味夸大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是危险的。在多种因素中区分各自的权重、辨析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划分表面因素和本质因素，才是研究历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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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中高扬的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四要素，初看之下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唯有集齐方能成就良器。然而，它们特定的排序在本质上又指向了一套因果递进的深层逻辑，即前一要素是后一要素产生出现的先决条件。天时乃第一位，是一切可能的基础，更是中国古人敬天的直接表达，这份敬畏又具象为日常生活中对时令、节气、冷暖和阴晴的重视。气候和天气高悬于人事之上，不因人的出现或王朝的更迭而改弦更张，反而或持久或短暂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走向。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经济、文化、设计等人类创造都是气候、天气共同的产物，是被设计的产品。的确，我们今天定义的设计可以理解成一种选择， 而选择本身亦即设计。放眼寰宇，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便是最大的设计。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设计史。
四、结语
概言之，历史学的研究主体是人。所有的专门史，包括前文论述的占卜、科学和气候，最终都要回到人的身上。在过往人群的视野下，揭示他们对周遭事物和环境的理解，才是有意义的。设计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的所有工艺与设计，无不是人类为了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顺应气候、改造自然并善用巧思创作出来的结果。经由这些人造物，回归到彼时之人的生活、时代和思想，再反过来观照物品本身，才能获得更全面的解读。
这个"回归"即本文讨论的设计史书写的外延，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则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丹纳将其演绎成对艺术背后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探究。那些或梦幻、或朦胧、或写实的艺术表现和风格，不是无源之水，亦非偶然巧合，全部的生长基因都根植在那片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坐标之下。换言之，任何造物都是一次次自然与人类共同创作的结果， 就像现代科学实验室中在各种严苛时机和剂量配比下的化合反应，而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是透过表面、揭开本质的关键取径，带领研究者回归到艺术品产生的最初状态。设计史与之同源，无非是研究的对象从视觉文化转变为物质文化，上文论述的占卜、科学和气候三个议题， 也大体对应了丹纳提出的三要素。它们各自的脉络建构起设计史的网络，成为其书写的可能外延。
注释：
[1]丹纳.艺术哲学（插图珍藏本）[M].傅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26.
[2]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
[3]RAPHALS L. Practitioners[M]//Divi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Early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84―127.
[4]SMITH R J. Divination in Ch'ing Dynasty China[C]//SMITH R J.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141―178.
[5]SMITH R J.Chinese Almanacs and Mainland Politics [M]//Chinese Almana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40―62.
[6]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67.
[7]KIM Y 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Science[J].Osiris，Vol.1998（13）：48―79.
[8]BAKER D L.Impotent Numbers： Korean Confucian Reactions to Jesuit Mathematics[J].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2012（2）：227―256.
[9]BREARDA.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in Late Ming Daily Life Encyclopedias[C]// Looking at It from Asia： The Processes that Shaped the Sources of History of Science.New York： Springer，2010：305―329.
[10]金国平，吴志良.一个以华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团――皮菜资和火者亚三新考J].行政， 2003⑵：465―483.
[11]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M].郑明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12]LIU T J. A Retrospection of Climate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s in Chinese History[M]//MEINERT C. Nature，Environment and culture in East Asia. Leiden： Brill，2013：107―136.
[13]ELVINM.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eather？ Moral Meteor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J]. Osiris，1998（13）：213―237.
[14]SNYDER―REINKE J.An Unruly Order[M]// Dry Spells： State Rainmak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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