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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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 陈 陈午晴
摘 要 基本归因错误曾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归因倾向，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脉络中的人表现出不同的归因倾向，确切地说，归因实际上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亦具有文化局限性。进而言之，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心理学中关于人们的基本认知过程和方式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思维定式。由此看来，心理学研究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的心理和行为。
关键词 基本归因错误，东西方差异，文化心理学。
分类号B849:C91
归因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则是以往归因研究所发现并予以定性为“基本”、“错误”的一种最著名、最有趣的归因倾向。确切地说，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一种将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行为主体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稳定倾向。显然，个人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主体行为，甚至不一定是促使主体行为的主要变量。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归因错误确实是一种有偏差或错误的归因倾向。至于“基本”的定性，其意涵是说基本归因错误在人的归因倾向中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基本归因错误具有文化普遍性。果真如此吗？
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基本归因错误可以说是得到最多记录和研究的一种归因偏差。50年来的相关研究似乎已经将基本归因错误的存在塑造成了一个基本的归因现象，也就是说，正是基本归因错误导致了人们系统地低估行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然而，从1977年起，基本归因错误成为了引起众多争议的主题，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对它进行解释[1]。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即为这类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许多研究表明，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一个简单划一的现象，其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不同的文化脉络。
1 基本归因错误的确立
最早提出基本归因错误的是海德[2]，但最早证明基本归因错误的则是Jones和Harris[3]。Jones和Harris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学生受试者阅读一篇短文，并宣称文章的作者是另一位学生（目标人物）。需要说明的是，这篇短文就当时的某个重要社会论题明确提出了支持或反对的观点。在所谓“没有选择”的实验条件下，研究者清楚地告诉受试者，目标人物在撰写该篇文章时对于自己究竟采用哪种观点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目标人物是在政治考试中被要求写一篇文章赞同卡斯特罗（Castro）统治的古巴。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人们通常会预期这一信息将消除文章反映作者真实信念的任何预设。但有趣的是，相对于那些阅读持反对态度的文章的受试者来说，阅读持赞成态度的文章更多地报告说，他们认为文章的作者本身就可能是持赞成态度的。
继上述实验之后，研究者在许多对欧洲和美国的受试者进行的实验中都发现，人们经常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人格、动机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即使有明显的情境限制或社会原因导致这种行为时也是如此。显然，在外部因素能充分解释他人行为的情形下，仍然从这个人的相应内在特质去进行归因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们的归因倾向中存在这样一种偏向于从个人内在或气质性特点而不是从外部限制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偏差，即相应性偏差。为强调其普遍性、活跃性和非逻辑性，Ross将这种归因偏差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AE）[4]。
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解释最早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格式格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当我们与他人进行互动时，这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的知觉中占据凸显或优势的位置，因此，观察者会由于对互动对象人物的关注而低估情境的作用。以后的归因理论家大都采用这种观点并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是特定知觉经验的自动结果。
然而，不断深入的研究对基本归因错误的普遍性提出了疑问。首先，研究者注意到，幼儿非但不会做出特质归因，反而会关注于情境；实际上，儿童直到童年晚期时才开始对事件做出特质归因[5,6]。其次，研究者发现，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具体地说，基本归因错误只是西方人归因的一个特色，而在非西方文化中，这种归因倾向并不显著[7]。关于这种文化差异的观点和研究近来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关注。
2 东西方归因差异
发展心理学家J. Miller最早对归因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8]。她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人和美国人。她让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分别描述他们的一个熟人做过的错事和对别人有益的事，然后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结果显示，美国的受试者倾向于从行为者的人格特质和其它性格倾向来解释，印度人则倾向于从情景因素来解释。实际上，美国人给出的特质归因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在行为解释中给出的情景因素则是美国人的两倍。当然，仅此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人和印度人具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因为他们解释的对象毕竟不是同样的事件。进一步，Miller让美国的受试者就印度人提到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美国人使用了同样的特质性解释，与解释他们自己描述的行为采取了一样的方式，由此可以推断，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归因方式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别。
1991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名叫做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先是在奖学金竞争中失败，接着又在申请一份与学术相关的职位时失之交臂，于是他在当年10月31号开枪打死了处理他申请书的导师以及一些旁观者，然后自杀了。就此事件，社会心理学家M. Morris和彭凯平发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在对卢刚的行为解释上相当不同，美国媒体几乎都将凶杀案的原因集中在卢刚的个人特质上，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了卢刚生活的环境因素。随后他们对美国和中国对此事件的报道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内容分析，结果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但这有没有可能是爱国主义在作祟呢？难道因为杀人者是个中国人，于是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时就为他进行了辩解？
恰好在卢刚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邮局工作人员，Thomas McIlvane，在失业以后没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于当年12月14日，他来到原先工作过的邮局开枪射杀了他的上司、几名同事以及几名路人。Morris和彭凯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与卢刚事件相同的内容分析，发现了与报道卢刚事件相同的报道倾向――美国记者关注于McIlvane的个人气质，从他过去的行为中推断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的记者则强调影响McIlvane杀人行为的情境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中的人对社会行为的归因确实有所不同，而爱国主义并不构成影响归因差异的原因。Morris和彭凯平然后要求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受试者分别解释这两起事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归因差别模式，即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受试者倾向于特质性解释。这些不同倾向不管是在受试者解释美国凶手还是中国凶手的行为时都得到了体现。在列举了关于这两起谋杀事件的许多背景因素后，Morris和彭凯平进一步让受试者判断：如果环境不同的话，比如卢刚找到一份工作或McIlvane在当地有很多朋友的话，凶杀案是否还会发生。对此，中国受试者认为凶杀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而美国的受试者则认为不管环境怎么不同凶杀案都必然会发生[9]。
Lee, Hallahan和Herzog等人也指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例子。在对体育比赛进行报道时，香港记者总是对比赛结果做出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记者则通常给出特质性的解释[10]。
不过，尽管有这些实验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中的人就不会出现基本归因错误。在前述Jones和Harris关于基本归因错误的标准实验条件下，Choi和Nisbett，Krull等人，Masuda和Kitayama，还有Toyama都发现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分别真实地表现出了相应性偏差[11,12]。日本心理学家Masuda和Kitayama对此实验步骤进行改变，让受试者成对地进行实验。一个受试者从两个相同的信封中挑出一个，目标人物将阅读其中的论文，目标人物然后在摄像机前阅读由受试者挑选出的论文，另一个受试者观察所有这些事。在这里对受试者来说，很明显目标人物既没写也没选择他阅读的论文。Masuda和Kitayama发现在此种情况下他们的日本受试者并没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倾向。因此，一旦给出这些社会因素信息，受试者阅读的论文的内容对日本受试者的态度推断就没有影响了。但在这种条件下，Gilbert和Jones发现美国人还是清楚地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13]。
Choi和Nisbett也进行了一个相似的实验[14]。实验中，受试者在对目标人物的态度做出推理前，被要求以特定的立场，使用四个特定的论点写一篇特定主题的论文。然后他们阅读另一个人写的论文，而且被告知这个人经历了与他们相同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国受试者很明显降低了判断的极端性，而对美国受试者来说，这种处理对他们的判断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由此可见韩国人对突显出来的社会因素更为敏感。
Miyamoto等也发现，当受社会制约的行为可以推断行动者态度的特征时，美国人和日本人表现出同样强的相应性偏差[15]。文化差异主要发生在当行为只能在最小程度上推断态度的情形下，此时美国人延续他们一贯的倾向于特质归因的偏向，表现出强烈的相应性偏差，而日本人则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应性偏差。
东西方归因的差别不仅仅是在对人的行为的层面上，对动物的行为也有类似的差别。Morris和彭凯平制作了鱼以各种方式游动的动画，每种游动都是一条鱼以一种方式游动，而一群鱼以另一种方式游动[9]。比如，在一个动画中，一条鱼游离鱼群。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对这条鱼游离鱼群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产生的。
更进一步地，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东西方文化也存在这种差异。彭凯平及其同事向中国和美国妇女呈现抽象的动画，每个动画都可以被理解成物体的某种由水力、磁力或空气动力引起的运动。受试者被问到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个物体的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影响的，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多地报告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16]。
这种归因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传统就是由物体的特质来解释现象。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石头落地的原因是它拥有“重力”的特质，木头浮在水面的原因是它有“飘浮”的特质。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人们才理解了一个物体的行为是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Nakamura和Needham指出东方的物理史是与此相当不同的，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懂得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包括遥控行为的观念，尤其是磁场和潮汐运动是以完全现代的方式来理解的[12]。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自然的因果关系应该作为物体与力量场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彭凯平和Nisbett指出中国人对于模糊事件的解释更可能涉及到背景，而美国人更可能涉及到事物的内在因素[17]。
以上研究让我们确信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人在归因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也许可以从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对可归因于个人也可归因于集体的社会事件进行解释时，比如说组织中发生的经济丑闻，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归因于个人特质，而日本人更倾向于归因于集体的特质[18]。北美文化将个体看作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更多地受到社会集体更受制约且更少能动性。因此，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于集体的特质。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个人和群体具有不同的内隐理论，这可能是不同文化中的人表现出不同归因倾向的原因之一。
Nisbett指出：“人们可能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作为重要的原因……归因的不同反映了注意的不同”[16]。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亚洲人更多地使用背景归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注意集中在背景和场域中各种事物的关系上，欧美人更多地使用特质归因则是因为他们总是首先注意到对象以及对象的各种特性。事实上，有关知觉的广泛研究也的确证明西方人首先注意到焦点物体或人物，而亚洲人则注意到更广泛的场域以及物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
3 归因与文化实践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是其社会文化和历史构成的环境的一种功能，文化实践和意义将内容赋予并充实了人的心理过程，人的心理过程反过来又产生和转变了这些文化实践和意义，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心理过程是将一定的文化模式与规范内化而形成的[12]。由此，不同的归因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将文化内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不同的归因方式。前述Miller关于归因的比较文化研究即是一个例证。在这项研究中，Miller还证实了学习如何以文化许可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归因模式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她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文化中的儿童给出的行为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青年时期这两种文化中的人才在行为解释上显示出差异。
为了进一步证明归因是从文化中习得的，Miller还对美籍印度人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化了，结果发现他们对行为给出的特质性解释和背景性解释均居于印度和美国受试者之间。
利用香港独特的双文化背景，康萤仪等也成功证明了文化对归因的影响[19]。康萤仪及其同事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呈现与Morris和彭凯平实验用的鱼卡通相似的图片，但在此之前先给受试者呈现与东方或西方文化强烈相关的图片。他们向一组受试者提供反映美国文化的图片，如牛仔和米老鼠，向第二组受试者提供反映中国文化的图片，如龙和寺庙，向对照组提供中性的图片。此后，研究者向受试者呈现一条鱼在其它鱼前面游动的卡通并问他们这条鱼如此游动的主要原因。与第二组受试者相比，第一组受试者给出更多与这条鱼的动机有关的原因，更少与其它鱼或背景有关的原因，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则居于两个实验组之间。
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研究指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影响他们认知过程（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性质。社会组织以两种基本的方式影响了认知过程：一是间接地把注意集中在环境的不同部分上；二是直接地获得比其它方式更可接受的某些社会交往模式。并且，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在某种平衡状态中彼此维持。由于嵌入更大的信念系统和社会实践中，认知实践可能是非常稳定的[17]。
Markus和Kitayama也指出 [20]：“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根植于更大的背景中（在这一背景中，个人是相互依靠的部分），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其它对象或事件”。对场域的注意应该促使人们试图理解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且鼓励人们从对象和场域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对解释事件。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多少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角色约束的社会里，他可能主要注意对象以及与对象有关的个人目标。因而，对象的特性可能凸显出来，而且这些可能促使人们使用那些特性来发展支配对象行为的类别和规则。人们知道规则支配对象的行为，这一信念可能导致在解释中对有关对象的唯一关注[20]。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具有许多角色关系的复杂社会中，因此中国人的注意可能朝向自身之外，进入社会场域,并且可能会认为更多的因素与理解世界相关。而西方人自古希腊时起就关注事物本身，崇尚直截了当，他们比东方人认为更少的因素与理解世界有关。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尤其是东亚，与生活在深受古希腊传统影响的欧美文化中的人相比较，由于古代社会即存在的社会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思维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在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延续下来，导致了人们对其生活的世界的注意焦点的不同，进而造成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归因差异。Incheol Choi等通过实验证明，在对事件做出最后归因前，东亚文化中生活的人比美国人所考虑的信息量要更大[21]。在他们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在对越轨行为或亲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时，韩国受试者比美国受试者和美籍亚洲受试者考虑的因素更多，并发现因为韩国人比美国人考虑了更多的信息，所以韩国人做出了比美国人更多的外部归因。
如果还要继续探究的话，根据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的观点，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在于一个事实，即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生态环境是根本不同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安排[16]。古代希腊的地形基本上是由延伸到海里的山脉构成的。这种自然条件不适合农耕，而适合放牧、渔猎和贸易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都不需要与他人大量密切的合作。所以，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相对比较独立且对他人总是采取一种攻击与防御性的反应。而在古代中国，农业很早就发展起来。农业限制了人们的迁移，使人们长期定居同一地方。长期的定居要求人们要维持一定的和谐关系，而且农业要求邻里之间的大量合作。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自然会对他人的要求比较敏感，对他人、环境也就关注得比较多。
4 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特性
20世纪主流心理学的研究通常把人的认知过程假设为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们一般认为，在所有人群中，“基本”过程（例如分类、学习、归纳与演绎推理，以及因果推理）是相同的[17]。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了人们的心理活动存在像基本归因错误和认知失调这样的现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普遍性假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许多研究证据表明不同社会文化中人们的思维系统可能明显不同，心理过程实质上取决于文化意义和实践。
新近兴起的文化心理学假定，为了参与社会生活，人们必须将文化模型、意义和实践内化到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中，这些心理过程又转而制约、再现和转变文化体系[12]。因此在各种文化由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协作、交互作用而建构的同时，这些心理过程自身也被它们在其间起作用的特定文化所定向、构造和激发。因此，许多曾经在社会心理学中被认为是“基本的”发现其实是特定文化体系的功能，这种文化体系可能由于被研究者和受试者所共同享有而没有被发现与检测[12]。比如说，尽管西方人倾向于从个人特质和倾向方面来解释社会行为，但其他民族和群体――也许是大部分――对行为的解释则需要来自对社会角色、责任和情境因素的分析[12]。
由于心理学界长期以来对心理过程持有普遍性的假设，因此欧美的心理学家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基本归因错误这一偏差也是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他们对于在其它文化背景下重复实验的失败，则往往归于实验过程中出现误差，或将得到的数据差异看作单纯的参数差异或直接认定为不正常。然而，当我们明白心理过程其实是由文化模式与实践塑造的，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心理过程和思维习惯时，这些有关基本归因错误重复实验的失败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和更深刻的理解，也变得格外有意义的了，即它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正常，实际上却暗示了基本归因错误只是西方文化中的普遍现象而已。或许，类似的结论不仅仅适用于基本归因错误，社会心理学中其它经典结论的普适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科基本上是一个北美的学科。由于北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世界的意义被认为存在于个体之中，而不是刺激系列中。诚然，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在上世纪后期也开始以其特色在这个学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并未改变这个学科中的研究者大体上具有相似背景的事实[22]。Cartwright注意到，当时健在的社会心理学家中90%都在同一文化体系中受教育和工作，他们一直是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相对相似的欧美中产阶级文化群体[23]。
因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家所以为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过程实际上可能只是对欧美人具有普遍性，而对在欧美文化区以外的文化中生活的人来说，他们的心理过程和思维方式可能非常不同。心理学这门学科可能应该具有比我们以往认为的更广泛得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所以，我们对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实验室中严格控制的操纵，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对真实的心理过程造成扭曲，令人们对心理过程产生误解，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
其实，在东西方文化中进行的比较只是文化心理学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开端而已。世界上存在着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这些文化各有不同，其中人们心理和行为的背后无不隐含了特定的文化脉络。可以说，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只有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文化心理学对文化脉络的强调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构建一种能够囊括不同文化中人们心理特性的整合性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当然有待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心理学家们相互沟通、共同努力。无论如何，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心理学家应该重视在本文化脉络中以主位视角来研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所谓的经典理论。或许可以说，最具文化特色的心理学就是最具世界意义的心理学。
参考文献
[1] Sabini J, Siepmann M, Stein J. The really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1, (12): 1~15
[2]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3] Jones E E, Harris V A.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 1~24
[4] Ross L.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173~220
[5] Kassin S M, Pryor J B. The development of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J Pryor, J Day Ed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Springer, 1985. 3~34
[6] White P A. Causal processing: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4: 36~52
[7] Norenzayan A, Nisbett R E. Culture and causal cogni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9): 132~135
[8] Miller J G.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6: 961~978
[9] Morris M W, Peng K.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 949~971
[10] Lee F, Hallahan M, Herzog T. Explaining real life events: How culture and domain shape attribu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 732~741
[11] Krull D S, Loy M H M, Lin J, et al.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Correspondence bias in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cul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1996
[12] Fiske A P, Kitayama S, Markus H R, Nisbett R E.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Gilbert D T, Fiske S T, Lindzey G.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fourth edition. Boston: The McGraw-Hill, 1998. volume II, 915~981
[13] Gilbert D T, Jones E E. Perceiver-induced constraint: Interpretations of self-generated re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 269~280
[14] Choi I, Nisbett, R E. Situational salie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and in the actor-observer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 (24): 949~960
[15] Miyamoto Y, Kitayama S. Cultural Variation in Correspondence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5): 1239~1248
[16] Nisbett R. E.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17]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Norenzayan A.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 291~310
[18] Menon T, Morris M W, Chiu C, Hong 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al of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 (5): 1188~1199
[19] Hong Y, Chiu C, Kung T. Bringing culture out in front: Effects of cultural meaning system activation on social cognition. In: K Leung, Y Kashima, U Kim, S Yamaguchi,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1. Singapore: Wiley, 1997. 135~146
[20]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al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 224~253
[21] Choi I, Dalal R, Chu K, Park H. Culture and Judgment of Causal Relev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1): 46~59
[22] Langdridge D, Butt T.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A phenomenalogical critiqu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4, 43: 357~369
[23] Cartwright D.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79, 42: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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