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来当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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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陆步轩
一个舞文弄墨的北大毕业生，满腹遐思迩想迈入社会，被时代的风浪簸弄得支离破碎，因“北大才子当街卖肉”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和知名人士。陆步轩以质朴而坦诚的笔墨，对自我命运作了完整的回顾、体味和省思，把自己生活的主要经历和重要侧面作了一种几近透明的展示。
贫寒学子的坎坷工作路
不论面对什么媒体，他们看到我的现状总会很理所当然地对我的身世、经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也使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忆我的“前半生”。
1966年，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村子里。自幼家里贫寒，有一姐二弟。九岁时母亲在窑洞里挖土时被砸死，父亲一人拉扯我们四个，生活更加艰难。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父亲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在北大的四年，我与很多同学一样，少年气盛，意气风发，满怀爱国热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从不知天高地厚。
1989年，临近毕业，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我终于打道回府。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的就是拉架子车的，与上流社会八竿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我被层层派发，最终派到一所中学教书。我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教起书来也更专业，还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谁能替我安排呢?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可是几十天下来，用尽一切关系作过一切努力后，依然毫无成果。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在众人的惊异下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进了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成为一名没编制的人员，也为日后当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打下了伏笔。
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拿支鸡毛当令箭，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
多做事却不一定就有合理的回报，福利分房因为我没有编制没我份。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而自己辛苦撰文发表且获了奖的文章却被上面机关的人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各种不平之事，难以说尽。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舞文弄墨，宣传动员，刷写标语，调查摸底。后又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并且还为村民办了几件实事。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机关就开始酝酿分流。
“农村社教”结束，我回机关不久，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局长就带领着十多名老、弱、病、残者迫不及待地“下海”了。
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捞一把，发笔洋财，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混到底也不过是个编外人士，打工一族，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即使失败，个人损失亦不会太大。
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我连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开始兴办实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当益壮”“白手起家”。计划开设新特医药店。第一笔生意还未开始，就宣告流产，出师不利，按迷信的说法，是失败的前兆。这时，倘若就此打住，及早回头，也不至于后来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不久我所在的公司先后办起了色纸厂和复合肥厂。后无意中发现了有厂家出让仿瓷涂料技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匆匆到银行取出五千元――几年的积蓄，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购买技术。
折腾了一阵子，一无所有的我们，在创业中举步维艰。我们的装潢工程队半路出家，不懂装饰技术，边干边学，施工质量上也不高，而且市场上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因而投入的前期费用较多，许多单位的领导、经办人员明目张胆索要回扣、好处，而且一个比一个胃口大，工程队往往还未拿到一分钱，更未赚到一文钱，先要给建设单位的头目上贡。工程完结之后，工程款却迟迟不能到位，又得烧香拜佛，令人头痛不已。
相对于单位，家庭装修反倒容易一些，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按说私人赚钱不容易，私人重视价格与质量，不索要回扣，不必考虑国有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可能也算中国特色之一吧。
从自暴自弃到拿起屠刀
我的第一次婚姻由于妻子的小产而开始了持久的战争。那桩不幸的婚姻持续了两年，正是在这两年间，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从事业到家庭，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日子失去了奔头。我的心绪很坏，常常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日常起居亦失去规律。尤其面部神经麻痹，面目狰狞，我羞于见人，一段时间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只吃一顿饭，整日偎在床上。胡思乱想，浑浑噩噩，忘却了昼和夜。
在这时候，麻将填补了我空虚的生命。将快乐赢于自己，把痛苦输给别人。每日睡到口上三竿，填饱肚子，就上了牌局，战至午夜，上床睡觉，养精蓄锐，以利阿战。
麻将如同人生，很邪乎，分背、兴，讲时运。运气好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背运时，惨得邪乎。麻将与人生也有区别。麻将面前，轮流坐庄，机会均等，即使倒霉的时候，也可以运用策略和方法改变时运，扭转乾坤。
人生则没有那么幸运，呱呱坠地，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男女城乡之别，倘生于帝王将相之门，老子英雄儿好汉，受的是优良教育，就职于要害部门，稍有才能，就能得到叔伯婶姨的提携，便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倘不幸降生于寻常百姓之家，老子贩葱儿卖蒜，你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经天纬地之能，而无有展示之舞台，想要闻达于诸候，难于上青天，悲夫，呜呼!
时光在浑浑噩噩之中消磨着生命，日子枯燥而乏味。
直到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于陈晓英――位朴实而端庄的农村姑娘，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光明。而孩子的出生更让我对生活点燃。穷因的生活让我们起了开小商店的念头，可一番折腾，三个
月下来，竟亏了近万元。我们夫妻茶不思，饭不想，人整整地消瘦了一圈。
穷则思变，走投无路之际，妻子发现附近没有肉食经营户，就建议将商店改作肉店。汲取了开商店的教训，大目标确定以后，并不急于投资，首先进行市场调研；其次是请师傅，涉足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行当，没有人领路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会掉进河里。
开店之初，我们在西安进肉，师傅起早贪黑，出大力，流大汗，又手把手地教导我，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培养成切、割、剁、绞无所不能的专门人才。
帅傅走后，我亲自操起屠刀，长年累月拴在店里，成为地地道道的屠夫。
卖肉之累是不须说的。天不亮就得起床，打扫卫生，安装器械，拾掇工具，还未收拾停当，屠宰场就把肉准时送到。赶快过秤、付款，把肉剔开，有时还未来得及抽支烟，喘口气，买主就零零星疑地上来了，至七点多钟，买主多了起来，这时，手脚麻利，眼尖手准，才能应付好每位主顾。
等傍晚送走最后的主顾，便可收拾案板，磨刀。做完这一切，已接近晚上六七点，倘是夏日，便可打烊休息。到了冬季，一天的工作才仅仅完成一半――还要去西安进货，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猪最脏，猪肉最香。”这是几百年的古训。一辈子与猪打交道，就甭想穿干净衣服。且不说猪圈里粪便遍地，污水横流，即使肉店电到处是油。稍不留意，一旦蹭上，肥皂、洗衣粉无论广告做得如何到位，均很难洗干净。手上的伤是不断的，愈了旧痕，又添新伤，层层叠叠，伤痕累累，一双曾经握笔的手，失却了原来的模样。
人生是一个大卖场，只是各人所售的商品不同而已，我靠卖肉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我以为卖肉是一种牛仔般的生活，虽然苦累，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不必揣摩别人的心理，看他人的眼色行事，也不必鬼鬼祟祟，做贼似的难堪。吃得安全，睡得安稳，肥吃海喝，心宽体胖，何等逍遥。
我的卖肉生涯平淡而快乐，却被媒体在一朝间改变了面貌，不得不使我感叹新闻的强大力量。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汁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
尾声：由于新闻的强大力量，陆步轩在经历了种种困境后，现在终于进入了区级单位，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编者
摘录改写自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编辑 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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