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工厂”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秀卿 方可成 苏 岭

　　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主管教务的老师打来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他感觉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博士生的入门训练，却被所有人遗忘了。这像是对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
　　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了3倍，仅2008年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博士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
　　2010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导和相关人士。报告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2010年9月初，华中科学技术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对4年仍未毕业的硕士生和8年仍未毕业的博士生做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6年多博士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博士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机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应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
　　“提高博士质量，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应淘汰不合格、不负责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一个导师招了50个博士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导师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有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见的结果是：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的。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皇”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初，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引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
　　对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30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读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名博导教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名博导，招了整整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啥子也剽窃？50个学生，认都认不出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只有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已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读博的学校，有一名导师每一年招5-7名博士生，硕士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他，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店家带博士，博士带硕士”。
　　博士生常年无法见到导师便成为常态。在周光礼的调查中，甚至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老板与“包身工”
　　
　　与叶明一样，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安平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得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早已不新鲜。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某博导曾被9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所开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
　　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以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论文校园代理”与“文凭贩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的第一轮赌博，做科研则是另一轮。
　　由于各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就选什么方向。
　　发表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在缺乏导师的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何时能出成果，没人心里有底。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掺进了许多杂质。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3篇论文，但要发表论文，却要支付1万多元的“版面费”。
　　交钱发论文已成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发论文的需求旺盛，而学术因自负盈亏，急需寻求经济来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桥牵线的特殊中介――“论文校园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课余从事此行当，以此赚取生活费。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为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据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考证，目前中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上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没尊严地活着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赌博”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
　　由于近年来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的省属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户”的博士生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补助标准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费也不过千余元，这与直接工作的同学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更窘迫的是以“朝九晚十二”的作息时间泡在实验室的理工科学生。为做实验，在一所“211”高校就读的博士生张峰曾连续两周没迈出校门半步，更别提花时间挣外快了。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读博的林建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博士同学生活得没尊严，连去电影院看一场3D《阿凡达》都要做很久思想斗争。每到月初，许多人都会一遍遍地查银行卡，看那笔少得可怜的补助是否到账。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博士数量已跃居世界榜首，学位含金量却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没有学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者都是清一色‘海归’了。”吴安平悲观地预测。
　　只有聪明、勤奋且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场耗时3到8年的“赌博”中胜出。
　　读博前，叶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妙的憧憬；而6年后，他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值钱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吴安平说，如果重新来过，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学术圈，因为“这个圈子已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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