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作者 :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见面,也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到贵阳。9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模式。
  
  一种新的模式 四个基本要素
  
  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需要一种新模式。
  中国之所以在过去20多年间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原来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经济学模型和新的对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别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拿到中国来一定要进行改造。这就是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为什么会取得比别的国家大的空前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大家知道,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长,已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成就是巨大的。
  今天我要讲的新的经济模式有4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素:一是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社会的不平等,二是更加关注环境,三是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四是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型。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是可以变化的,但主要目标是不变的。中国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要使GDP不断增长,同时还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国际上也有一种情况: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而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所以,政府不能仅仅以GDP增长来评价市场经济。
  比如美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其经济很发达,但美国经济发展所增长的社会财富被集中到了最富的一群人手中。所以,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目前的生活状况都要比以往差。同样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环境上。那就是经济增长了,但空气被污染、水变得混浊,环境受到破坏。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因素。这其中一个标准被称为“绿色GDP”或“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所说的“绿色GDP”,在经济发展中就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增长,还会考虑到环境,考虑到社会因素,比如绿化等等。
  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的GDP的增长要远远高于“绿色GDP”增长。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一个衡量GDP经济发展的标准,是因为这个标准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不言而喻,“绿色GDP”能保证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即使普通国内生产总值在下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改善。
  联合国有一个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这个人类发展指数,就不仅仅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仅考虑人均GDP,还会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如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包括国民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综合指数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在考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我们就不能只追求单纯的GDP增长,还要追求整个社会和环境的改善。这就像中国现在所讲的要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和谐,同样还包括生活质量与经济及环境之间的和谐。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来解决。首先,要看到一些新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到所有的人,中国政府也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收入差距和城乡的差异还是在扩大。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城乡差别,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当然,也有人说不用担心,经济增长会逐步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和其他地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不符合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因此,要制定一个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增长能惠及所有的人。这就需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要创造就业机会,即便有很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表示一定有很多的就业岗位能创造出来;其次,保证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能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实际上,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把满足需要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创造出来。比如在印度,过去的几年间,其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有7%、8%、9%,但其失业率也是很高的,人们都在谈论印度的失业问题。在中国,问题更为特殊,因为有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就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太重视环境,认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其GDP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三产业,有2/3的劳动力在服务行业就业。服务业占这样大的比重,肯定会给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更宽敞的住房、更豪华的汽车和修建更宽阔的马路,这些必定要给环境造成压力。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追求西方国家的消费水平和模式,这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性的。
  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很大部分是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市场已经变得饱和。以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无疑会带来很多外汇收入,但是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也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反弹力,即便是自由市场的国家也是如此。大家都关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世界上一些地区因此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这种顺差同时也给中国带来高外汇储备,足以保护自己免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到现在是不可持续的。我要指出,这种模式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国过去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由内需,即由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创新决定国富 观念优于资源
  
  在我们探究了一种新模式的4个基本要素之后,下面我讲讲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区别一个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不是在资源上的差别,而是在观念上的差异。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缩小这种差异,关键是怎样缩小这种差异。如果这样,就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变得非常强大。但是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和政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创建自己的创新体系。事实上,创新可以使我们达到技术上的前沿水平。西方的这种体系比较注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环境的需求却特别高。在这一政策下,劳动力被看成是一种生产的成本,如果生产力提高5%,产出也必须提高5%,这才会有就业岗位的增长。对整个社会来讲,失业不是一种好现象,但从实业家和公司的角度来说,失业则会有一种好处,它能减轻公司的成本压力。我们知道,西方往往采取的是高工资政策,这对他们是较合适的。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由于我们再分配的体制比较有限,社保体系也还不完善。加上我所讲的,西方模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提高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要居住在有限的土地上。这集中体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它的社会成本。中国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如在农业中有可能经济成本是支付了的,但社会成本却没有或不用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农业发展的前景让人担忧。再如,中国目前已公布《物权法》。任何一个国家,对产权问题都有很多规定,许多国家对产权还有很多限制。知识产权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在于过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
  还有一个“环境税”的问题,比如对排放的二氧化碳是要征税的。1995年有一个报告,警示全球气候变暖很危险,这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强了,但那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低估了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今年2月,国际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当时,我也在这个会上。在会上我遇见一个石油企业的老板,他认为我太悲观了,应乐观一点。大家都知道,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全球冰层冰川的逐步融化,意味着海平面下降,其结果是开采石油更方便,但环境污染同样也更加严重。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征收“环境税”,采取这一措施对全球都是有好处的,这会部分阻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征税还可以对社会成本进行补偿。针对这个问题,国际上专门有一个《京都议定书》。
  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是基于1990年的指标,在环境污染中其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对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设置标准都一样,很不合理。
  创新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包括一种发展的水平和方向,而政策既影响水平也影响方向。中国的创新,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即这种创新可改变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断提高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创新可以保证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技术的前沿水平,这些都应包括在中国的这种新的创新体系当中。
  
  完善社保体系 政府与私人联合
  
  更重要的一点,新的经济模型还有一个社会福利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以增加社会福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社会问题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在农村,医疗保险还做得不好。中国的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之所以这样,完全是我所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增长,高储蓄是因为要在社会保险、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一种保障。事实上,通过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可以不仅使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低,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完善也很有意义。
  通过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的联合,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大有好处。我高兴地看到,对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作出了承诺。
  事实上,美国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有很激烈的争议,这就是部分私有化社会保障问题,但现在已有了一致的意见。政府提供退休福利保障比任何私有形式都更有效,我们也发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对美国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风险比之私人提供的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强烈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私有化。
  我认为,中国可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那就是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实行联合。因为从全球来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任何一种私人的体系都更加有效,但这个领域也需要创新。
  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在探究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已经过了一半,河对面有些什么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有意义。
  我也想讲讲农业问题,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贵州为例,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仍是农民,问题也很多;但我们也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创新技术适应农业发展环境、增加给农民的贷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就市场经济来说,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例如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一个唯一的“市场经济”的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反映了新的经济模式所涵盖的内容。今天上午,我所阐述的,仅仅是用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讲述了中国的这一新经济模式会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与经济学大师的对话
  
  听众A:尊敬的斯蒂格利茨先生,我知道您是西方为数不多的敢于直言政府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您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想问的问题是,与您一样,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关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了作用。他在其理论中也没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您是反对科斯理论的,您认为他的理论误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斯其实是目前所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为深刻的学者。一方面,因为科斯的理论所涉及的产权和经济制度等理念,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如同雪中送炭般地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科斯较少使用数学的研究模式,也易于被国内经济学者所接受。就目前来说,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对中国很有帮助。对此,我想听听斯蒂格利茨先生您的看法。谢谢!
  斯蒂格利茨:科斯是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他在其定理中有一个明显的重要缺陷。他的理论没有考虑外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吸烟,人们都在一个房间里。按照科斯理论,那好,我可通过贿赂房间里的所有人接受我吸烟。而事实上,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干预,包括污染、创新和环境等。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但这并不是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发达国家要比发达国家的这种信息不完美和交易成本都是大很多的。所以,科斯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
  听众B:您的“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您在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民间也有一句俗话“买的没有卖的精”,是否也同样表达了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存在?
  斯蒂格利茨:“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是我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经济贡献。大家都知道,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认为信息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信息是完美的,这倒与你所提到的中国俗话不太一样;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分析的工具来真正分析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研究工作中会去创建一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我所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发现原来基于完美信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科斯定理,它是错误的;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这也是错误的。
  知识与信息既是紧密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发现,在信息不完美情况下,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干预可以实现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政府干预是多么重要,以及政府干预下如何建立创新体系。
  市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政府干预。
  听众C: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有资金的流动性过剩。这是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您有什么合理的建议,中国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抑制这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谢谢!
  斯蒂格利茨:中国确实存在高储蓄率现象,也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羡慕。(掌声)这一年达到42%,最多的时候是50%,其中政府还低估了这一现象。
  高储蓄率是好事,但太高了也不好。提到要降低高储蓄率,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卫生和养老等。正因为人们对这些没有信心,感觉没有保障,所以才会有高储蓄率。
  听众D:最近,中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今后将如何演变?
  斯蒂格利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都是起伏不定的,但很多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喜欢去找出股票市场波动的原因。这些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信的。(掌声)
  我们知道,在资本市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美国每天有20亿美元的市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预期有一种调整,那发展中国家股票就会下降。因此,市场波动永远是存在的。
  听众E:欢迎您到贵州,斯蒂格利茨先生。我要提的问题非常简单,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政府和市场如何协调?
  斯蒂格利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市场是有效的。在政府干预经济方面,不但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同样有。最严重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这就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自身不适应发展变化而需要政府干预更严重一些。提供市场也要有创新,但我们的政府往往提供的创新是不够的。那政府的另一个功能就必须体现。这就是政府要制定游戏规则,以使经济很好地运行。比如你在银行存钱,就要确保随时都能顺利地取钱,这就需要有监管措施。把钱留在公司,就是希望增值,对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也希望是真实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中,提供的信息有大部分就是不真实的。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要想经济正常运行,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在大学完成的,大学又是政府支持的。私人部门则是要把创新的成果市场化。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私人与大学、私人与政府多边联合。
  你的问题简单,但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起来,我们的经济运行模式才会比较成功。
  听众F:您在演讲中提到了“环境税”,现在联合国也正在推行“CDM”模式。您觉得这种模式和“环境税”是否适合贵州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清洁发展机制是联合国制定的,也是经济平衡的一部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污染排放上的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污染排放上就要低一点,这能使全球的治理环境污染达到一种有效的形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关键性的问题是在于运用。
  在设定环境税时,我们考虑到比如在贵州这样的地方,污染环境的强度会低一些,在环境污染方面就要减轻一些责任。
  (录音整理/本刊记者 陈恩达图/本刊记者 黄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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