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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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韦雪梅
摘要：现代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曾风行欧美大陆的符号学一直占据着其中重要的一席。近年来，符号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其势不可挡的空间蔓延。作为极具洞察力的研究方法之一，符号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本文运用符号学来解读电视文化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电视媒介的权利，从而揭示电视文化的从而揭示电视文化的内在本质并对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符号学 电视文化 话语权 社会化
电视（television）一词来自希腊语，是“远处”（tele）与“景象”（vision）的合称。电视开启了一个由视觉符号取代文字符号的视觉文化时代和镜像时代，人类由此进入了以视觉文化为支点的全新的“读图时代”。电视作为媒体是用来传播视听觉符号的。雅各布森说道：“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的。”【1】
我们知道，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作为传播的基本元素，符号从创造出来就要传达某种意义―即表征（presentation）。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不是简单地传播，它是文化、是生活。电视媒介是用来传播视听觉符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由电视传播的符号内容统称为电视文化。而这种“文化”，又是通过电视的符号和电视观众的再结构来实践的。当我们把电视文化看成纯文本的时候，研究的取向就是将电视视为复杂的符号系统，电视即相当于符号系统中一个变幻无穷的辐射点。电视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就是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电视文化。【1】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解析电视文化中的符号与权力，从而揭示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从而更全面、深刻地把握电视文化的符号意义。
一、符号学的发展与电视符号研究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现代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欧洲符号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度为“符号学”立名，并提出建构符号学学科的设想。[2]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
符号学中意义最小的单位称为符号。符号学就是从研究这个符号单位开始，研究符号组合的规则和符号意义的外延和内涵。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与符号系统的学科，是从使用符号的方式入手研究社会的文化、文学艺术或其他方面。符号学最早对符号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将符号划分为两部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指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人心理所引起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而电视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主要是运用符号分析方法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方法。概括而言，电视包括五种传播符号：影像、文字、声音、音乐、音响效果。电视主要是通过图像和声音来传达符号信息的。
电视图像符号像一日三餐一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角色，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的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他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而符号系统在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中的重点则是观察各种文化观念是如何进入电视文化的。
二、电视媒体的权利
1. 关于话语权
尽管电视好像一个广场，是向人人都敞开的，也让人人都参与到广场中漫步、交谈，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取消了舞台，没有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也不存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要知道，电视是电子技术与影像符号系统结合的产物。对电视符号的占有与展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权力的表现，也即拥有话语权。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意义上对话语的研究主要在修辞学和诗学领域里。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形式中”。在大众传媒时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研究电视文化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它让我们得以透视电视的机制和策略，探究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与其他意识形态斗争、妥协，并最终在电视上得以表达。
不管是电视新闻、情景喜剧，还是电视广告，电视的每一个文本都是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交流、碰撞、斗争、妥协的产物。媒体创造以视象为主要符号的符号系统，通过 借助特定的话语形式，从而形成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自我意识具有习惯性的支配作用的“话语权力”。电视文化就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拨弄着、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它起着支撑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直接影响到每个社会个体。
2. 关于社会化
社会化是伴随人一生的过程，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个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变化的社会也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社会需求，电视对人的社会化作用体现在各个年龄阶段，人们进入了电视文化，就开始了自己社会化的过程。
洛克有一句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就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心智和精神都非常单纯。【3】而电视，作为儿童生活中的权威之一，是成人社会化的产物，它庞大的信息、五颜六色的画面、动听的音乐等符号达到了电视媒介对儿童传播的权威性的效果。面对电视，儿童显得无知和惊奇，所以他们容易认可这种教育；同时，电视又是感性的媒介，它很容易以孩子性认可的方式来传递各种信息，即感性的诉求而非理性的教化。同时，我们知道，儿童有强大的模仿力，电视的这些生动的符号直接促进和增强了他们的这种模仿能力，孩子很容易通过视觉的观看来模仿电视中人物的相关行为，电视对孩子来说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这些电视传播符号造型鲜明、突出，色彩绚丽，语言、音乐简单，但节奏力强，情节叙述简单，加强了其电视文化形式的魅力。看电视是儿童和外界交往的一种方式，儿童急切地想了解周围的社会和人，并且想得到成人社会的认同，而电视就成为了儿童的视觉导师，对儿童的一生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的批判
电视符号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它是图像符号，因为“它拥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一些特点”。然而电视画面是否等同于“真实”呢？值得我们深思。
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在其中。期待借着这一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电视，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大众媒介”，是媒介权力实现的主要和基本途径，对大众的影响是长期的、细微的、隐藏的，它以日积月累的形式向大众灌输观点，使受众在无意识中采纳了它们的解说，接受了它们的立场。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渗透和控制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大众媒介的操纵和控制，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进而言之，使大众丧失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能力。【4】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
就像我们在电视中所看到的“现实世界”其实并不是世界的原貌，这些符号背后隐藏着种种权力关系。虽然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古训，但在电视这一媒介中，即使是“眼见”也并非真实。电视技术使用“偷梁换柱”，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常常将所看内容等同于真实世界。[4]我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这种变现形式中，从而将之内化到我们的内心，丧失了批判的向度。由此，电视这一表现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带给我们认识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它背后的统治阶级所要积极推广的，对现实的认同从此得到产生。
同时，由于电视文化的影响，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有时会产生反社会的行为，这就是电视文化的负面作用。一方面，对于儿童来说，让他们过早地接触成人信息，使得他们在不合适的时候产生不合适的心理状态和人生的感觉，过度地沉浸于看电视的行为中会让儿童形成一种惰性的心态，并阻碍他们思辨能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于成年人来说，电视传播的浅薄性会使得他们沉浸在儿童化的、幼稚的信息环境中。
四、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破解电视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对电视媒介的话语权和社会化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一种并非真实的，对某一现实秩序或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认同，从而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电视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陈默等. 《电视文化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6.
[2]蔡骐，欧阳菁.符号学与电视研究[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27（4）：19.
[3]祁林.《电视文化的观念》[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0.
[4]欧阳宏生等，《电视文化学》[M].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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