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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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 岳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其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最高原则的又一追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这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需求，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封建枷锁和宗教禁锢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剥削和压迫，这使社会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平台，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本质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生态文明也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孰优孰劣，比的不是谁最能斗争，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还要比谁最公平公正，谁最共同富裕，谁最有道德文化，谁最能可持续发展，谁最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谁最能使社会更加和谐。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虽然现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相对单薄，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经济危机是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得出一个普遍规律，即环境问题是先由技术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进而又上升为政治问题，最终将会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其实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受“不借钱过日子”这一传统文化熏陶的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仅就生态层面讲，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中国如果继续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基础比西方差，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所以，这次危机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它也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时代正在召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生态智慧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破坏了自然，文明也就到了尽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我们的文化理念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即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这套文化体系不仅有伦理准则，更有一系列政治制度与生活实践。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这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伟大。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
中华传统文明在生态方面更能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可谓一览无遗。西方在不断地切分，越分越细；中华则不断地求合，越合越强。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的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的同时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具有普世价值，更能够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中国已经同时具备提前跨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一个承载千年道统的政治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充满生态智慧的中华道统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类三期文明的跨越式发展。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政治理念的提出，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他们之间的融合，将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作者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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