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郑永年

　　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新战略文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在冷战后半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可说是对付前苏联的“准”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等。
　　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所说的“G2”的形成。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仅只是帮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
　　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予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些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中国的权限。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力。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
　　G2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定位是这个客观新结构的要求。那么，中国本身呢?很显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中国也面临大国外交的新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即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体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
　　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还是非常巨大，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也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导致其他发达国家的不满。就是说，中国不小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
　　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程度。
　　如前面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中国当然不可以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或者领导力既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不过，因为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崛起，体系本身客观上也的确在呼唤中国的责任乃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的考验，这不仅关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也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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