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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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中翘楚”：相思十年终相见
　　
　　安徽阜阳 常法秀（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阜阳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老年报》特约记者）10年前，我在参加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之时，就听会长欧远方同志（生前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日报》总编辑、安徽省社科院院长）在讲话中提到：“有一份刊物叫《同舟共济》，办得非常好。”因为“进”和“济”发音差不多，我们又习惯了“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在年终订报时，我在邮局的订单上怎么也找不到这份刊物，在报摊上也买不到。因此我认为，贵刊可能是内刊，不公开发行。每年我在订报刊时，都会想到欧老的话，不料这一字之差，竟让我相思十年。
　　终于，2010年我看到了贵刊的广告，眼前为之一亮，立即记下邮发代号，在2011年的订阅单上，第一个即是《同舟共进》。
　　现在我已读了四期，期期可读，篇篇必读。尤其使我开眼界的，是我了解了很多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真相，这些都是离休老干部最想知道的问题。如第1期“灯下话旧”中的《西安事变：杀蒋与放蒋的抉择》，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真相。历史已经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再如第2期“文化广角”的《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一文，杨是安徽人，他与李的矛盾原因一直是我想知而无法得知的，看了此文后，我知道为了署名先后问题，我的老乡竟如此斤斤计较，真是人无完人，科学家也未能免俗。第3期“四海之内”的《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说明如今还有人存有严重的个人迷信，要彻底揭露苏共及其他类似人物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或严重错误，很不容易。这些虽是可悲年代的产物，但也使我们认识到：对待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迷信，肃清历史上极左路线的余毒任重道远！
　　感谢贵刊实事求是和对历史负责的报道。贵刊的编委中，有我非常熟悉并喜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作家陈忠实、叶永烈、李辉等，原来有这些同志的参与，所以贵刊能在刊物中独树一帜，鹤立鸡群，也可称“刊中翘楚”。不过你们为何不早做广告呢？希望贵刊能再进一步扩大影响，莫要让她藏在闺中。（2011年4月9日）
　　
　　广东饶平 黄里晏首先感谢贵刊对读者的支持，我于3月8日汇款向贵刊订购《同舟共进》2010年合订本，4月21日又去订购被当地邮局所误的今年第4期单行本，这两次邮购，你们都很快就把杂志寄来，这样的服务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其次，从已收到的几期和合订本的部分内容来看，我觉得比前些年的版本还要好。再就“专题策划”、“议政论坛”、“以史为鉴”、“舟边絮语”……栏目看，其内容丰富，议论精辟，文笔犀利，敢于直言，有胆有识，我很心仪。
　　贵刊第4期发表陈四益先生的《忽然想到――控烟》一文，读后深同所感。吸烟在我国之所以控制不下反而愈演愈烈，除了政府不作为外，还跟应为人民做表率的部分官员、医生、教师不能自律有关，也与税利丰厚的财政收入有关，而潜在根源则在于制度弊端的不改革。（2011年5月3日）
　　
　　每期都有新颖独特的思想
　　
　　浙江瑞安 陈根廉（退休教师）《同舟共进》是一份进步的刊物，她拥有一大批思维敏捷、视野广阔的作者，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知识与振聋发聩的声音。每一期杂志都有她的新视野、新观点。我们喜欢阅读她，希望她能永远给我们捎来新颖独特的思想，提出匡正社会的良策，庶几能提高国民的认知度，增强社会的奋进力。“议政论坛”、“前沿观察”、“以史为鉴”、“文化广角”、“舟边絮语”等都是我很喜欢看的栏目。希望以后能多一些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借鉴他山之石的文章。（2011年1月10日）
　　
　　
　　敞亮那现实与历史中的幽微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读《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有不少共鸣与感慨，却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切入角度来评点。反复披阅，终于想出一个有些文绉绉的标题――敞亮那现实与历史中的幽微。幽微者，深奥精微也；敞亮者，宽敞明亮也。“敞亮”通常是个形容词，我这里却把它用作动词，颇有一点打开窗子说亮话、让被遮闭的真相呈现出来的意味。
　　从这个角度看，专题策划“追寻乡土中国”，尽管说不上有多么精彩，却实实在在敞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建设我们的乡村？这些年来，“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并且采取了不少措施，有关政策宣示与实践探索也不时见诸报端。但从乡村的生态环境、风俗习惯、伦理规范、治理结构等内在文化命脉着眼的探讨却不多见。专题所发表的文章，各有自己的立场与见解。诚如题记所说：“乡村该如何适应现代化的挑战？乡村应怎样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确立稳固的价值信仰和心灵秩序？以上问题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鸣，也许正是从这些争鸣出发，我们可以厘清未来乡村社会的走向。”
　　梁鸿提出，面对当今乡村的历史性巨变，人们要以肯定的视野去思考本土文明的方式，去思考乡村的“乡土性”。因为“乡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物质上的乡村，还包含过往的文明、礼俗和道德方式”。十年砍柴认为，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农村，治理结构如何变化，是值得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旅美学者南桥发问：“不城市化行不行？”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美国并“没有强制人为的城乡划分，任其自然发展而形成一种比较和谐和常态的城乡共存关系”，这对于我们是否具有启发意义？南桥的想法是“创造条件，让乡村继续做乡村，做更好的新型乡村”。在张鸣看来，民国的乡村建设，譬如定县试验、邹县试验、北碚试验、五原试验，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建设，都提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党国英的见解则有所不同。他认为，“传统乡村解体、乡民转变为公民，具有必然性”，“不必把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当作恋歌来唱”。事实上，当今“中国大部分乡村社会已不是传统乡村社会”，“相当一部分乡村社会已经变成了城市社会，只是缺乏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而“乡民转变为公民，是一整套制度的变化，也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些都需要在社会治理层面切实推进。
　　从理论高度上说，让乡村成为美好的“乐园”，也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有赞有弹，众说纷纭。高放先生《“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批评了完全赞同“中国模式”已经形成、完全否定“中国模式”的现实存在等极端看法，阐明“‘中国模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远未定型”，“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清除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欧盟一些国家模式对我国的消极一面的影响”，“最终全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个观点不失为公允之论。在操作层面，郑永年指出，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结构恶化是一种倒退，要防止既得利益者挟持政策议程，必须加大结构性调整的力度，让中产阶级壮大起来。此外，“议政论坛”的两篇文章，燕继荣《“草根”与“精英”冲突的思想根源》和韩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对于明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思想是非，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对于历史幽微的阐发，本期有几篇文章相当出色。安立志《观察〈沁园春•雪〉笔战的一个视角》全面回顾了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发表后引起的争论，以及参与笔战人士的历史命运，读来耐人寻味。徐元宫的《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提供了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有关南昌起义的档案材料，从一个新的历史维度梳理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散木在《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中叙写林育英“虽死犹荣”、林育南“死不瞑目”、林彪葬身异国的不同命运，让人沉思，让人感悟。卢荻的《潜伏：“隐形将军”韩练成》叙写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所建立的奇功及其传奇人生，让人敬佩不已。杨早的《辛亥小序曲：让子弹飞》让人对辛亥起义有一个感性认识。徐隆彬文《谁制造了贝利亚的两面性》从一个历史侧面让人对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形成更加清醒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马在《杨朱的“一毛”》中阐发了杨朱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个人的权利边界问题：“严守群己界限，身非我，不害；物非我，不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这对于推进当今中国的《物权法》，应当说很有启发意义。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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