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发行图书出版的历史记忆
作者 :  方厚枢

  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社对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不宜公开发行的图书,都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从50年代中期起,由于内部发行的图书逐渐增多,在省会所在地和非省会所在地的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内,专门设立了内部发行服务部,按照出版社规定的读者对象出售。到了21世纪的今天,出版社作内部发行的图书已经越来越少了。
  
  毛泽东指示作内部发毒草?行的三本图书
  
  1957年初。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王任叔到中宣部开会时接受了一项任务。中宣部的领导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中虽有许多淫秽之处,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官场,看到生意人的情况。毛主席觉得这部小说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中宣部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明朝万历丁巳年(公元1617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这部书安排在上海影印,两函,共20册,以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名义,于1957年出版。关于印数。中宣部原定印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用珂罗版在上海印一次不容易,以后很难再印,决定印2000部。《金瓶梅》的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对购书者有三条规定:一是年满45岁。二是已婚,三是只发行给省军级的高级干部或研究专家。对购书者的姓名、单位名称都要记录下来,每套书还要编号发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质问出版社:“为什么要出版《金瓶梅》这株大
  由于王任叔已于1960年3月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由曾参加过该书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出面解释。他面对红卫兵的质问,不敢说出此书是毛主席指示出版的真相,只是低头,弯腰,嗫嚅地说:“我有罪,这套书我们印多了。”
  大约在1964年或1965年,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范用和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到中宣部开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说: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在王府井的书店可以买到两个人的全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蒋介石。为此,要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来担负出版任务。范用表示这两部全集都不适合由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灿然说中华书局是出版古籍的,也不属于他们的出书范围。最后议定《蒋介石全集》由人民出版社承担,《赫鲁晓夫全集》则请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
  范用对由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蒋介石全集》这一任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请中宣部出具介绍信,由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几个地方的大图书馆了解并调借蒋介石的论著;二是请中宣部帮助人民出版社从一些出’版社借调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编辑人员;三是请邮局给一免检邮箱,以便收寄自港、台搜集的资料。这三条要求都得到同意。
  于是,人民出版社派了三名编辑分三路到南京、上海和中南、西南收集图书资料。由于有中宣部的介绍信,各地图书馆和有关单位都很重视。时隔不久,大批书刊资料便陆续寄来,在人民出版社放了好几个书架,连蒋介石和流氓头子拜把子的《金兰谱》都弄来了。
  借调人员由范用开列名单,须是熟悉这方面历史和资料的有经验的编辑,结果调来的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多少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加上在人民出版社分管中外历史和《新华文摘》编辑室的人员组成一个编辑组开始进行编辑工作。
  这项工作进展很快。不久就编出了十几集。经范用通读后签字付印了100部稿本,给中宣部写了报告,附上一部稿本。报告说拟印1000部,限定发行范围。没有几天。就接到中宣部通知说毛主席已作了批示。范用到中宣部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一千部太少,印它一万部。”
  “文革”开始后。文化部新党组将部内各司局和在京直属单位的领导集中起来办“社会主义教育集训班”,揭发、批判旧文化部党组和各单位领导人“反党罪行”。
  据范用回忆,揭发出版《蒋介石全集》的大字报“有数米之长,由三楼挂到一楼。我不敢交代此事是毛主席叫办的,怕被说成‘恶毒污蔑伟大领袖’。后来实在顶不住,吃不消了,只好悄悄告诉军宣队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这张大字报无影无踪消失了,我松了口气。只是当时我还不敢反戈一击,造造反派的反,说他们狗胆包天。批判到毛主席头上来了”。
  
  国际反修斗争中出版的“灰皮书”
  
  所谓“灰皮书”是20世纪60年代内部发行图书中较为特殊的品种。由于此类书的封面不同于一般内部发行图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灰色纸。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出版部门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特别是对苏共“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都习惯地称之为“灰皮书”。“灰皮书”均为内部发行,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这类书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根据同样的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一批供研究批判用、反映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批书用黄色纸做封面。通称“黄皮书”。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到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后被迫中断。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出版200多种。
  “灰皮书”的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专门组成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主任,冯修蕙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出版事宜。由该社副总编辑张惠卿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在拟订选批“反面人物”(约40名)的书目和收集其著作上遇到较大困难,因为这些几十年前的著作,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很难找到。其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找到。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方面就把“托派分子”的著作消除干净了。有人想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曾翻译和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全国各地公安部门曾有过一次统一的“肃托”行动。把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他们保留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上海收审的“托派分子”最多。于是,张惠卿便在1963年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了上海。费尽周折,终于 在上海市公安局一间仓库的角落里。从积满灰尘的书堆中找到20多种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和几种法、英译本,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全部带回北京。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曾在1929年从苏联回国途中秘密到土耳其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当刘仁静得知人民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主动将他保存了30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卷《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虽然不全(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但已十分珍贵了。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集》。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十多种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主要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考茨基的两大卷《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成六个分册(12本),作为老修正主义哲学选辑出版。在今天看来,这些书都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为了配合中央的国际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得最多,超过了100种。
  当年在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灰皮书”的张惠卿同志,于2009年7月写了一篇近9000字的长文《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的出版》,详细地叙述了“灰皮书”出版的经过,收在他的新著《如烟往事文存》中。他在文章中说:“‘灰皮书’出版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和桎梏,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因而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对于推动理论研究,促进学术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大家始料不及的。这项工作发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它和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紧密相连,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从整个‘灰皮书’的出版状况可以看出,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反修斗争,问题究竟在哪里。尘埃落定,我们终于看清,这种加紧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决策和行动的严重后果,就是引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斗完了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来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国际反修斗争变成了国内反修斗争。”
  
  “文革”中。周恩来关注内部发行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
  
  从1971年到1972年底,北京的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了内部发行图书34种,其中发行范围规定省军级的有14种,地师级的有20种。
  1973年4月中旬,周恩来在接见准备到日本访问的代表团时,谈到了内部发行图书的问题。他问代表团中的荣毅仁和王芸生:“你们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吗?”(答:“看不到。有的内部书是孩子们从同学家借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
  陪同接见的耿飚说:“《阿登纳回忆录》没有公开出版。”
  周恩来说:“告诉出版口,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
  周恩来又问:“王芸生、董其武看到看不到《参考资料》?”(答:“代表团只有两份。”)
  周恩来说:“应该一人一份,不能把这都节约了。”
  第二天。国务院办公室将周恩来关于改进内部发行图书的指示向出版口的领导同志进行传达。
  5月12日,出版口领导小组组长徐光霄向国务院写了《关于改进内部发行图书供应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总理指示。我们对内部发行图书的供应情况作了初步了解。近两年来,北京、上海几个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内部发行图书34种,主要发行到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和有关的研究部门。由于这类图书印数较少,发行办法不够妥善,我们也未注意检查,致使中央各部委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党外人士买不到书。为做好内部发行图书的供应工作,经与有关部门研究,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一、由北京市新华书店筹设一个“内部发行服务部”(文化大革命前曾设立过此机构)负责解决在北京工作的省军级干部。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常委购阅内部发行图书。
  二、“内部发行服务部”应设在交通比较方便。环境比较安全的地点,所需要的房屋和设备,请北京市革委会帮助解决。
  三、采取凭证购书的办法。由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政工部门,按上述服务范围提出名单,统一印发购书证,领导同志可以凭证到“内部发行服务部’:选购内部发行的图书。
  四、不在北京工作的领导同志购买内部发行图书,应同所在省、市、自治区新华书店联系解决。
  五、地师级干部和研究部门,因工作关系需要购买内部发行图书的,仍由北京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按原来规定的办法办。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国务院办公室收到出版口的请示报告后,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于5月19日批:“拟予同意。呈先念、登奎、国锋、吴德同志批示。”
  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均圈阅。
  李先念5月21日批:“送总理、春桥、文元、洪文同志批。”
  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均圈阅。
  张春桥5月22日批:“第五条,似应扩大到研究人员个人,不应限级别。同时,请出版口考虑内部发行的书,有些可否改为公开发行。”
  姚文元5月22日批:“邹容《革命军》似不同于其他种内参书,写一出版说明,可以公开出版,并附章太炎诗(‘邹容吾小弟’)。请总理酌。”
  周恩来批:“同意。”并于5月24日加批:“同意内部发行分两类,一类可公开发行,一类内部发行加份数,购书范围应扩大。”
  
  1971年和1972年出版内部发行图书目录
  
  发行范围为省军级(14种)
  《六次危机》(尼克松)商务印书馆
  《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选择的必要》(基辛格)商务印书馆
  《考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编译)三联书店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
  《切・格瓦拉日记》(格瓦拉)三联书店
  《美国与中国》(费正清)商务印书馆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伊凡・久巴)商务印书馆
  《人世间》(巴巴耶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
  《忧国》(四部)(三岛由纪夫)人民出版社
  《革命军》(邹容)
  中华书局
  (周恩来在本条下加注:“写一出版说明,附章太炎‘邹容吾小弟’。”)
  发行范围为地师级(20种)
  《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对外政策》(基辛格)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政府机构》(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的履历书》(田中角荣)商务印书馆
  《日本列岛改造论》(田中角荣)商务印书馆
  《田中角荣传》(户川猪佐武)上海人民出版社
  《田中角荣其人》(马弓良彦)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的制定》(福井治弘)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条英机传》(伊东峻一郎)商务印务馆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
  三联书店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什捷缅科)三联书店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鲁米扬采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三联书店
  《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大学编)
  商务印书馆
  《印度对华战争》(马克斯韦尔)三联书店
  《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阿尼瓦尔・基哈诺)上海人民出版社
  《争夺中东》(拉克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本海国际法》(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
  《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多雪的冬天》(伊凡・沙米亚金)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以上出版文件、批示、目录均抄自原国务院出版口1973年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