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刘晴波交往二三事
作者 :  黄维中

  1945年,我就在刘晴波领导下工作。当时,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为尽量减少地下党遭受的损失,中共南方局一度决定在国统区停止发展党员,而是成立一个叫“据点”的严密组织,不办理入党手续,以单线联系的方式,传达党的指示。昆明“一二・一”惨案后,重庆各界声援学生运动连续发生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惨案”,包括郭沫若等知名人士被殴打。中央大学学生再不能容忍了,作为组织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刘晴波最为活跃。终于,在重庆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五”爱国学生运动。游行队伍直接进入大溪沟国民政府大院,要求国民党答复。邵力子出来了,他声称他代表政府和国民党讲话。当时我是学生中一名勇敢分子,高声叫喊:“你不能代表政府又代表国民党!这是一党专制!”同学们接着指出国民党不遵守协议,挑起内战等等问题。邵力子说:“好,好,现在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先生也在这里,我们共同来回答。”邵力子进去不久,孙科、周恩来、张澜、郭沫若、章伯钧、莫德惠、张召劢、陈启天等人都出来接见学生。孙科走到扩音器前刚要讲话,我猛冲过去占着扩音器大喊:“为什么不召开国民大会?!”随即又一些同学>中了上来,质问各种问题,孙科很为难,他只好说“内战是两党间的事,还是请周恩来先生讲话。”周恩来走到扩音器前,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讲话了。台下的特务学生和右翼分子一轮轮猛攻周恩来,企图阻挠他的讲话,周恩来以惊人的魅力加之同学们对右翼学生的反击,会场很快平静下来。游行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次运动具体组织者之一就是刘晴波。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很冷静,没有出动军警,内心却十分恼火,毕竟是后院起火了。不久,国民党借口苏军在东北搬走机器,策划一场反苏游行。当时,刘晴波与我的意见非常一致,认为应全力阻止,努力遏止事情的扩大。第二天反苏游行队伍没有造成很大的声势。
  一天,刘晴波通知帅能庶和我等4个人,准备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进行英语口试,录取后乘飞机去张家口,担任军调处的翻译。我明知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高,但可乘此去解放区,欣然前去应试。在组织帮助下,我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办事处。我在重庆学会了一些口头语,最普通的对话能应付一下,但显得比其他人差,他们争着答话。提问人当然知道了我的底细,也不苛求。“考试”完毕,我们躲过特务盯梢,溜进不同的小巷分别回校。
  王若飞、叶挺等乘飞机失事后,刘晴波通知我们,周恩来借马歇尔两架飞机只剩下一架了,去张家口的人要减少。一直等到暑期将近,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而广东同学又催我回中山大学。放假之后我就先回家了。我一直与刘晴波保持通信联系。
  1956年我调到湖南省委工作,农历春节去周里家拜年,进屋时我看到一个人坐在会客室,惊愕了一下,似曾相识,我问常杏云大姐,隔壁坐的是谁?她说:“刘晴波。”我赶忙到外面紧握着他的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我马上带他去见周里并介绍他过去的情况。
  刘晴波告诉我,1953年他被任命为长沙市委秘书长兼工业部长。在“肃反”运动中,由于中大有人乱供,说他是特务。他被捕了,弄清后调到省委办公厅。
  谁料到:搞清楚了的事情,1958年又重新搞,加上有人说他在长沙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刘晴波被开除党籍,每月发15元生活费下放劳动。
  1966年我也被下放改造。在湘潭农科所一个养猪场,我们又见面了。他住在猪栏里,那时他饲养生猪的技能已为工人们所熟悉,有时候我们谈话晚了就和他睡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谈,从国际、国内到养猪、种菜、人际交往,毫无拘束,也无目的地聊,唯独不谈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前,刘晴波调回长沙,到省社会科学院参加编纂《词源》,他终于能常见到他的妻子儿女了。刘晴波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工作勤奋。《词源》编定后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杨度的思想转变研究甚详。
  1982年底,我回省委主持组织工作,在一件关于刘睛波安排的待批件上,我不假思索地批了提高半级政治待遇。

文秘写作 期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