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 :  苏文慧

  记者:程院长,您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程恩富:我主要从思想解放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认为,30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大小思想解放约有六次。
  记者:有六次!您的这个观点很新颖。能具体谈谈这六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影响吗?
  程恩富:第一次思想解放,始于1978年5月,主题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从而为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奠定了基础。同时,针对思想解放过程中党内外一股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79年3月,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强调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为思想解放规定了科学边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获得了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重大硕果。
  这次思想解放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为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二是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阶段,实行边调整、边改革;三是开始进行国有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四是农村逐步推广联产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五是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体制,试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各项措施;六是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鼓励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第二次思想解放,始于1984年10月,主题是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是一次经济思想的大解放,核心是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命题,从而冲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陈旧观念。《决定》明确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此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大解放,既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划清了界限,又勾画出同高度集权式计划经济相区别的新体制框架,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步。
  此次思想解放掀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革命”。一是开始建立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倡市场竞争和运用经济杠杆,启动塑造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力推行以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企业制度;三是实行调放结合和放控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四是建立“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通融”的新信贷体制;五是逐步实施14个港口工业城市开放体制,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51个市县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体制。
  第三次思想解放,始于1987年10月,主题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出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并首次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正如党中央在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中所评论的,有关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正确论断,对于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次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较快发展。一是加快了建立和培育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步伐;二是加快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速度,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三是在政策和宪法上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四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五是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各种非按劳分配的方式;六是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广泛推动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七是在整顿治理中继续深化了金融、工商管理、流通等领域的改革。
  第四次思想解放,始于1992年2月,主题是设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一方面主张不要乱谈姓“资”姓“社”的问题,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加快改革开放步子,另一方面指出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和暂时复辟不要惊慌失措,针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必须始终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设计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主张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从而消除了不要提“社会主义”和不要提“市场经济”的两种片面意见。
  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一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取消价格“双轨制”,实现有国家调控的市场自由定价制;三是加速进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房地产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四是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积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新局面。六是形成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资格局和引资高潮。
  第五次思想解放,始于1997年9月,主题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和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澄清了把股份制笼统地说成是公有制或私有制的两种极端思想。只要国家和集体控股,就具有明显的公有性。同时,要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该报告还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既反对了那种以为初级阶段不必发展非公有制的潜意识,又反对了那种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和把现阶段发展本国私人经济永恒化的偏激思潮,坚持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8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
  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快速进入攻坚阶段。一是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广泛化,国有企业力图通过“抓大放小”而摆脱困境,并实施再就业工程;二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发展迅猛;三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危机;四是部分纠正政治权力经商的体制,禁止军队、武警、公检法等部门经商,打击走私动真格;五是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六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的体制。
  第六次思想解放,始于2003年10月,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完整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四层内涵和基本要求,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阶段。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二是开展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建设。三是全面开展“八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兼顾体制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开展以人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建设。
  记者:这几次思想解放对于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形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程恩富:在不断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教条”)、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洋教条”)过程中,伴随着六次思想解放所进行的30年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公有主体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开放形态。具体来说:
  其一,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我国经济改革的走向之一,是从过去完全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由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以及人口和就业问题凸显,不宜维持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改革已经逐渐打破和扭转了传统的社会所有制格局,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及合作经济在内的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并将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有效地融合,实现一种以公有法人型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应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及实行“主体-辅体”的社会所有制形态。
  其二,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我国经济改革摈弃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型按劳分配的模式,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向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共同参与分配的经济形态转变。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反贫困进展迅速。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和结果,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是生产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双重成效。当前,我们应克服脱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来谈共同富裕的倾向,继续促进“先富-共富”这一“非均衡-均衡”变动的有序发展,预防新生资产阶级和严重两极分化的形成。政府要在分配领域运用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事先主动防止某些分配不公的产生,事后积极纠正某些分配不公的现象,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日趋合理化,以改进和确保按劳分配主体型的多元分配形态。
  其三,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改革中我们既注重建立计划、金融和财政为核心的国家宏观调控系统,维护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注重赋予基层、地方和部门必要的权力,形成统一领导下的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在存有个人选择、法人选择、市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复杂条件下,国家调控逐渐在“博弈”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一种博弈)完善各项政策和机制,树立应有的领导权威。参考我国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及日本、德国和韩国等“跳跃式”发展的做法,有必要在廉洁廉价和科学管理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主导地位或主脑地位(萨缪尔森认为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和作用略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要迅速赶超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社会,要尽快实现向市场体制的有序过渡;中国是一个公有主体的社会,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功能。为了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好地施展国家的权威作用,必须加快调整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彻底解决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党政不分。
  其四,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改革的理论模式和现实特征,就是从以往过分突出自力更生的较封闭经济形态向以自力更生为主导、多方位开放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改革以来,我国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先后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港台澳地区实行多方位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实行多方位开放,在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等项目实行多方位开放,并实行内外开放和双向开放,从而促使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水平、关税总水平、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等层面发生重大变化,某些重要指标甚至超过不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现阶段,要继续积极地实行邓小平关于“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和“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及整个对外开放路线,处理好开放、保护和超越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素质和水平。
  
  ■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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