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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取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史宏伟

  [摘 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行政主体,在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时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履行其职责权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等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迫于现代社会大环境对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自身的发展要求,个人与公共行政主体正确定位自身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目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转型时期极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理性;演变;博弈分析;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7-0084-03
  在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中,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基于不同意识形态下政府与市场在社会管理当中所占份额的周期演变。一方面主张市场自由化、市场化,消极的国家干预;另一方面,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国家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在动态博弈中形成适合不同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成长。
  一、公共领域的理性
  1.公共领域理性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能够通过逻辑思维识别、判断、评估实践活动以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就是理性,它是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在公共行政领域,行政主体能否理性的履行其职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非典型性肺炎”出现于2002年11月,2003年1月在广东省部分地区悄悄流行,2月份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截至2月11日,广东已有305例非典病例。但是直到4月3日《人民日报》才有首条有关“非典”的消息,央视4月1日前没有报道,到4月20日,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非典”报道才完全放开[1]。据专家估计,此次波及全球的SARS疫情已给中国大陆造成4000亿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10%,其对经济的影响远胜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8年的大水灾[2]。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共行政主体缺乏理性才导致公共危机中不能全面有效分析危机、应对危机。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于2009年实施“一揽子计划”,政府投资4万亿元以激活市场,到2010年下半年,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增长8%左右;全国财政赤字9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地方债券2000亿元;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企业、居民税负减轻约5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中央财政还拟投入420亿元促进就业。但2011年春天,菜价暴跌,和2010年同期相比,各地批发菜价跌50%左右。商务部的数据显示,4月11日至17日,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9.8%,三周以来已累计下降16.2%。8分钱一斤的卷心菜让山东济南历城区唐王镇的韩进明白,自己的6亩卷心菜要赔掉上万元。而这6亩地,是韩进家仅有的经济支柱。这名39岁的农民在绝望中选择了在卧室上吊自杀,引起了全国对“菜贱伤农”的关注。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避免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但是,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应对负面效应估计不足,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问题。
  我国台湾学者张金鉴将公共行政职能划分为维持、保卫、扶助、管制、服务、发展六个范畴[3],即维护国家法典和制度;保卫国家和民族独立,保卫公民生命、财产和公民权利,维持社会秩序;扶助各界公民、公民团体、工商组织均衡发展,扶助弱者生存;管制社会行为主体与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行为;通过兴办各类公共事业,直接造福于国民;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启发、诱导创新的意愿和积极性,促进、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2.公共领域理性的优越性
  分析上述案例,得出在公共领域中必须强调理性行为,是由于行政管理不仅包括以政府机构协调运转和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政府内部事务管理,而且包括一切对巩固和完善国家组织、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国家重大事务管理,以及旨在为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方面事业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强调理性行为,有助于提高:(1)计划决策的周密性。理性行为重点强调的是科学性、逻辑性和严密性,计划是行政执行的依据和指导方针,优秀的决策是高效达成执行效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2)行政执行的合法性。以理性为前提,行政执行机关及其执行人员一方面能够在其职权范围内合法的履行其职责;另一方面,执行的效果能够得到公共管理对象的认可,由此才能有效地达到行政执行的目的。(3)行政行为的可行性。行政行为的前提是具备可以执行操作的计划,只有具备可行性决策方案,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正常行使。(4)行政效果的高效性。以理性为指导思想,全方位考虑行政活动的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合理控制危险因素,充分地利用组织的各种资源,并在执行过程中及时控制并反馈,高效的达成行政目标。
  二、公共领域中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演变
  公共领域中的理性行为实践以行政管理发展主线为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理论模式。
  近代社会的早期,西方各国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和经济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处于一种自由发展的状态,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消极地保护个人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免受侵略等方面,是一种消极的和被动的行为。此时,主要以个人理性为主,人们的理性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上:人们相信只要遵循自由竞争的原则,就能够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就能使经济、社会自动地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就是对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
  到了19世纪的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逐渐被垄断所取代,高度的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阻力。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对所有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垄断本身带来投资不足、就业下降和消费相对疲软等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国家的安全和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种传统的“守夜人”政府面对危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显示出了相当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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