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一二·九”不能“漏掉”和“遗忘”李常青
作者 :  李刚

  读了《文史精华》2013年第六期李景先生所撰《张申府先生诞辰双甲子祭》,文中关于一二·九运动一段记述引起笔者特别关注:“无论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者,还是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骨干以及予以声援的名人,林枫、彭涛、黄敬、谷景生、周小舟、蒋南翔、黄诚、郭明秋、姚依林、黄华、许德珩、宋庆龄、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等,都是我们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见到的,所熟知的。但是,唯独将一位可以排在前几名的重要人物漏掉了,遗忘了。这个人就是张申府。”
  读至此,以及文中关于张申府先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不禁为历史的真相所震动,也为“历史”将排在一二·九运动前几名的重要人物——张申府“被漏掉了,被遗忘了”深感遗憾。同时,更为该文在排列一二·九运动中各界重要人物中,将另一位重要人物,并且是当年北平中共党内排在“第一号”的人物——李常青“漏掉了,遗忘了”,再次深感遗憾。
  一
  李常青(1904—1960),原名李延祜,曾用名李延祯、李幼耽、李耀先。祖籍山东平度县。父亲随祖父闯关东来吉林延吉落户。1904年11月3日,李常青出生在延吉的一间草房里。1911年在当地念小学,1915年考入延吉中学。他学习刻苦,受五四运动影响,1921年参加了延边反对日本修筑“天图铁路”斗争;作为总负责人,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因而受到官府的追捕,被关狱拘禁30天。1929年5月9日,组织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受到通缉而逃往北平。1931年11月,李常青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3月,受党的指派担任中共河南焦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修武、获嘉、沁阳、博爱等县党的工作。后河南省委和焦作中心县委遭到破坏,李常青到中共天津市委报到。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彭涛、谷景生和王健、冷楚之间,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上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周小舟和彭涛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认真贯彻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的指导思想,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另一种意见是主张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发动派,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内耗很大,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对此,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向河北省委作了如实报告。周小舟又到天津直接向省委作了汇报。中共河北省委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原来的组织,决定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组成北平临时委员会,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实际是吞并华北)运动。1935年11月初,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和李常青接头。柯庆施对李常青说:“组织决定你为省委特派员,进驻北平,一是指导北平市委工作,二是调整北平市委出现的纠纷情况,抓紧进行解决。”李常青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任务”。
  李常青到北平与原市委工委人员逐个谈话后,持不同意见的人仍坚持己见,双方依然争论不休,使临时委员会难以开展工作。面对紧张的形势和北平组织的现状,李常青当机立断,决定自己暂兼任北平市委书记,直接领导党、团和进步组织工作,把大家的主要力量引向抗日救亡的斗争中来。李常青这一果断行为,对统一当时北平市委成员的思想,不失时机有效地组织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以至于发动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党的上级组织河北省委特派员兼北平临时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因为工作需要,常以身穿土耳其大氅、头戴土耳其式小帽的打扮出现在党的主要联系点。经常与他单线联系的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人。上级党的指示,他都是通过这些同志不断传达到爱国学生和爱国同胞中去的。
  中共北平市委在李常青的直接领导下,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人经常深入到各大中学校,利用各校原来的进步组织,更加广泛地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11月下旬开始,北平学联(全称“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彭涛等人接连几天召开了各校学联领导成员会,参加人有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他们通过研究形势,决定在全北平组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李常青积极支持学联的意见,组织力量,把这一计划迅速地宣传到各学校学生“自治会”成员中,冷静地为一场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准备力量,筹划安排。
  二
  北平学联是1935年12月3日,在李常青、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积极策划下,在各校成立的“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李常青“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的指示,于11月18日正式成立的。北平学联在李常青的领导与参与下,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为学联的党团成员,彭涛任学联党团书记、郭明秋(郭桂英)任学联主席、姚克广(姚依林)为秘书长、孙敬久为总交通、邹素寒(邹鲁风)为总纠察,王汝梅(黄华)为总交际。
  这时《八一宣言》在党内已经传播,并从党内传出。国民党政府为表示在华北问题对日的继续妥协和退让,准备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大汉奸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表面上隶属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一个适应日本侵华需要的“独立自治组织”。消息传来,进一步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在12月3日召开的北京学联代表会上,通过了两项议案;即“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活动”和“联络平津各大中专院校发起大规模请愿”。这是继11月20日《北平大中小学校水灾救济会赈灾宣言》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
  在北平临时市委的直接领导下,12月6日北平、天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表通电,同时发表了《平津十五所大中学校联合宣言》(原题为《北平学生之声》《北平各校通电》),明确提出:“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等口号。
  12月8日,北平学联在临时市委的领导下,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大中院校参加的学联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辅仁大学的彭涛,燕京大学的张肇麟,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甘泉水(甘一飞),东北大学的宋平、邹鲁风,女一中的郭明秋,师大女附中的高惠茹、邵清华,还有师大等学校共20多个大中院校的代表。会议由彭涛主持,他在多次发言中把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意见转告大家,并组织大家广泛发言研究制定请愿的具体方案。会议决定在第二天(12月9日),组织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还确定斗争的方法形式,斗争口号。并明确规定了6项请愿要求。会议把事先征集临时市委同意的集合地点、游行时间、路线都作了具体详尽部署。各大中院校代表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于当天回到学校分头部署,充分准备。一场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直接领导下,经过反复深入发动的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就这样拉开序幕,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12月9日,天刚刚破晓,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几千名爱国学生,就冲破了军警的重重阻拦,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他们肩并肩,手挽手,轮换着高举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大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保卫华北!”“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坚决收复东北失地!”游行示威队伍浩浩荡荡,一时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整个北平为之震撼。
  “一二·九”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许多学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受了重伤,有百余名学生被刀砍、鞭抽、水龙头冲、木棍打得头破血流,30多名学生被捕。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更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怒和北平广大市民的义愤。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惊中外,进一步唤起古都北平广大学生和全市爱国同胞的觉醒,一些还没有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学校,纷纷成立了“自治会”加入北平学联。北平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各学校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或由党团员领导的进步组织开展学生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北平市委,任命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为北平市委书记。
  由于上级党组织规定很严,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公开参加和直接领导游行等具体活动。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大游行时,李常青和谷景生、彭涛等都隐蔽在游行的学生和群众之中,观察着爱国学生和全市爱国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地与国民党当局有力斗争的雄壮场面。李常青的眼睛湿润了,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深深地感受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赶走一切貌似强大的侵略者,推翻反动腐朽的统治者。
  三
  由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直接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公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和新起点,并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的准备。它以光辉的一页被永远载入中国史册,成为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不朽篇章。毛泽东曾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
  事后,李常青把在这个时期调查了解到的北平市委情况,以及组织领导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在两次游行示威活动中观察和想到的一些情况,及时上报省委,并对北平市委人选提出建议。经省委决定,由林枫担任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批准李常青仍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继续指导北平市委工作。
  关于一二·九运动中的李常青,1994年4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吉林党史人物》中《李常青》传记中指出,1935年“9月,党组织派李常青赴北平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兼北平市委书记,领导北平的党团工作。”“李常青化装,经常冲破反动的宪兵三团的黑网,机智勇敢穿行在北平的大街小巷,秘密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布置检查工作。他常常戴土耳其式的帽子,同志们便以“土耳其”称呼他,从此,“土耳其”成为市委书记的代号。“李常青领导下的北平市委,在华北危在旦夕的紧急时刻,及时领导和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
  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二·九运动”一节中写道:“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这些,都更加明确了李常青是一二·九运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指挥者,并且是排在“第一号”的人物。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常青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1948年,他被调到合江(旧省名,1949年4月撤销,并入松江省)省委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兼青委书记。1949年5月调任哈尔滨市委书记。1952年6月,中央批准李常青任松江(旧省名,1954年6月撤销,并入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
  从1954年6月起,李常青开始蒙受“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莫须有的株连,本来正常的工作关系,被歪曲成“宗派”“亲信”。1955年12月,错误地认定李常青“在高岗反党问题上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的性质是反党反中央的”,并决定撤销他省、市领导职务。1957年1月,调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任副司长。反右派运动中,被以“包庇右派”“继续反党”为由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并于1959年下放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
  1960年8月5日,李常青在骑自行车求医看病途中,不幸遭车祸身亡,终年56岁。这也许就是说起“一二·九”,他至今仍常常被“漏掉”和“遗忘”的原因之一吧!
  李常青错案经其女儿多次向党提出申诉后,经中共中央批示,1979年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专人,对李常青案件进行认真复查,并于同年12月3日发出中共哈尔滨市委[1979]329号文件《关于为李常青同志彻底平反的报告》,撤销黑龙江省委和教育部党组对李常青所作的错误结论和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年1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由教育部和中共黑龙江省委联合举行了为李常青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姚依林、刘澜涛、王鹤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共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党对李常青的评价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他的“高尚的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存;同样,李常青这位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排在前几名(甚至是第一名)的重要人物”也绝不应该被历史“漏掉”和“遗忘”。
  责任编辑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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