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临时夫妻”：苦涩与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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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开明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千上万年轻的农村青壮年男女抛家别口、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这样的人群，今天已有16336万人之众，他们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的主干行业，是我国经济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然而，在户籍制度的壁垒下，外来农民工只能是城市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有全面需求和正当权益的劳动者。前不久，有人大代表说“现在因长久分居，在城市农民工中出现了‘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这个群体非常常见。这些处于法律和伦理边缘的“临时夫妻”，其实是游走在城乡之间、挣扎于社会底层男女之无奈抉择，其中既浸透着生活的苦涩，也感触到生命的灼痛。
外来民工的苦与痛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主要从贫穷的中西部地区（70.4%）流向东部沿海地区（66.7%）。在这波以民工进城为主的移民浪潮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19.30%上升到了2012年末的52.57%，外来农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和京津唐地区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可以说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他们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然而，他们也面临着难以言状的各种歧视、限制和惩罚，许多人的基本劳动权益经常受到肆无忌惮的侵害。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民工处境的政策，全国和地方的立法机构也制定了不少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多侧重在经济层面，着力于劳动者在雇佣关系、工资、工作时间和职业安全健康等方面，而对外来农民工的心理、生理（包括性欲）、文化、教育等需求则仍未进入决策者和立法者的眼帘。
在各地的代工企业中，外来民工往往被异化为一部庞大赚钱机器的一颗小零件，超负荷的工作不仅消磨他们的青春，也消磨了他们的智慧、感情和思想，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麻木，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希望，有些最终只能用自杀这种决绝的方式来抗争。他们感觉得不到尊重，无法融入当地社区，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居民的歧视，面临无法摆脱贫穷、无法融入城市、没有发展机会的困境。因为政府和企业，甚至很多当地居民仅仅把他们看作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有全面需求的人。
“临时夫妻”正消解着中国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态度
早在2005年，笔者曾在工厂宿舍里，见过六对夫妻被安排共居一室，戏问他们如何保护夫妻生活的隐私时，对方答道，不就是那一回事吗？有何隐私！2010年，南方某报记者在东莞调查时发现，“临时夫妻”甚至“一夫多妻”、“一女多男”的现象，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新现象，也不是某一地外来工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却被大家视而不见的普遍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当年外出打工的15863万农民工中，只有3279万人是举家外出的，也就是说有12584万人是单身一人闯天下。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6岁，其中16至50岁之间正值性需求旺盛期的青壮年人口高达85.7%。他们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工厂宿舍等狭小空间之内，离开家乡的社会网络，少了家人和亲友的扶持，又没有熟人闲言碎语，同时生存压力已经让伦理和礼节的重量变得很轻，加上性饥渴、心理孤独和情感寂寞，都会让这些男女愿意选择临时同居以“抱团取暖”。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确实存在，而且正在消解着中国社会对于男女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的态度。笔者认为，不应该对“临时夫妻”的当事人做简单的对错结论或价值判断，其中是有很多问题，但也不乏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和感情投入。比如，有些妇女就是出于对她们的婚姻和家庭地位的反抗才选择与其他男性同居的。要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妇女虽然对婚姻不满，但没有反抗甚至逃避的能力；而打工生活使这些妇女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能力，有新的男友是她们对不满意的丈夫和家庭说“不”的一种方式。
户籍制度是否定外来工的人性需求的“恶魔”
当然，“临时夫妻”导致的负面问题更多。例如，各种妇科病、婚前怀孕、多次流产、家庭夫妻关系破裂、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等等。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有人建议可降低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的门槛，打破社保的地方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网，建廉租房供外来工家庭居住，农村妇科病免费检查，以及加强对妇女能力培养。但这些措施能否真正落实，关键在于最高决策层是否有决心取消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
可以说户籍制度是否定外来工的人性需求的“恶魔”，也是阻挡外来工向上发展的“绊脚石”。2007年，笔者曾调查了深圳和东莞的300名外来工，这些受访工人年均收入为18260元，当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为518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外来工的工资不仅大大超过同期农村人口的收入，而且已经接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接近或者达到该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就不应该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然而，从这些外来工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仍然无法摆脱经济贫困的窘迫，其根本原因在于现存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被迫在城市与乡村间“钟摆式流动”，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压缩了他们的发展机会。
一方面是农民工要融入城市，获得作为纳税人和公民的平等待遇；另一方面是户籍制度排斥这种社会融合的诉求与行动。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尤其是在农民工人数高达一亿以上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更为激烈。例如，新塘镇是中国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基地，该镇20多万总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织里镇是中国最大的儿童服装生产基地，共有12200多家儿童服装工厂和家庭作坊，在织里镇的30多万总人口中，外来人口就有20多万人。尽管这些地区的主要人口已经是外来人口，但当地居民在很多方面仍然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从经商、就业到日常生活，外来人口总是处于劣势，他们不得不忍受来自当地政府部门甚至当地居民的歧视和排斥。这些事件也反映了经济市场化与计划型政治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持续加剧。
是该直面农村兄弟姐妹们的人伦和人性需求的时候了
中国的农村现有58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留守妇女，每一个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背后都浸透着家庭分离的苦楚。这不仅是对这些家庭天伦之乐的侵夺、对他们人性需求的蔑视，也是刺在我们这个社会机体的巨大针芒。在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获得30年高速发展和巨大财富之后，确实到了应该认真直面我们这些农村兄弟姐妹们的人伦和人性需求的时候了。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抛开，正视农民工兄弟姐妹的人性心声、人伦渴望才是发展人的城镇化，才是建设和谐社会之道。
做法其实并不难，政府完全有能力、有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网，不受地域限制地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保障；第二，由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经费，根据入学学生的实际就读情况而不是户口，给予财政补助；第三，建立全国统筹和地方投资的住房保障制度，向所有不能租住或购买高档住宅的农民工提供廉价政府租赁房屋；第四、政府投资，并鼓励民间组织和企业为农民工提供文化娱乐设施，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支持他们融入城市。安家才能乐业，才能享受天伦之乐。
（作者为深圳当代社会研究所所长）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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