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政府决策所涉及的内容更加繁重,范围更加广泛,对专业性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的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多。智库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于20世纪初诞生在美国,20世纪70、80年代迎来发展的高峰期,如今已在全世界普及开来。放眼世界,智库数量不仅庞大,而且类型多样,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人口等诸多方面。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不仅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从国家治理角度讲,智库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其智力成果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拓展了社会多元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国家管理的得力助手,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力量。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经济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智库聚合了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为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发挥着政学界“旋转门”的作用。
  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国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智库。据我国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智库的数量大概是2408家。这其中既有官方智库,如中国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又有官办民助性的准官方智库,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还有民间智库,如零点调查公司、安邦咨询公司等;以及高校智库,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等。
  与发达国家的智库相比,在专业性和影响力上,我国智库还有很大差距。但纵向来看,我国智库已历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智库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智库将迎来发展壮大的大好机遇。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智库发展面临着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智库发展定位不明确;智库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一些智库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等问题。
  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成熟的智库是如何运作的?他国智库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应如何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期专题策划,我们约请了周琪、刘少东、李文良、胡锐军、宝成关等专家学者,分别就美国、日本、欧盟的经验以及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运作有所启迪。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