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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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5年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是“电视+短信互动”模式的成功，那么七年后的《中国好声音》以及央视蛇年春晚则是“电视+互联网全民互动”的完胜。在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的电视传播模式与观众的收视行为在发生着持续不断的改变。2005年《超级女声》热播之时，观众会准时打开电视机，生怕错过某位选手的开场舞步；而2012年《中国好声音》以及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在线视频以及社交媒体成为了辅助电视直播的重要收看模式。
从互动模式上看，短信互动及贴吧讨论的重要地位已被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取代。而且，以电视机为唯一终端的单向的大众传播也向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重属性的弥散型模式转变，形成“精英一草根”、“官方一受众”、“受众一受众”等层次更为丰富的互动模式。可以说，包括《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在内的大量热播真人秀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点——电视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节目播出方，而开始扮演传播链条发动机的角色，负责创造内容和制造源动力，从而拉动另外一个更大的传播平台——互联网传播平台。
那么，在新媒体的冲击和推动下，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会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能给目前的电视节目生产及传播带来一些什么影响？未来的电视该如何实现与新媒体的共存甚至融合？本期热点访谈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和讨论。
本期的四位受访者包括：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李字：中央电视台海外传播中心制片人。
常江：社交媒体（如微博）和移动媒体（如手机）对于传统电视传播模式产生了影响。如今，观众一边收看某一节目，一边在社交网络上实时“吐槽”、发表评论和见解。因此，有观点称“新媒体让观众从电视中解放了出来”。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为什么？
[背景资料]很多电视研究都指出了传统电视对观众所造成的“束缚”，即，观众只能按照播出顺序往下观看节目，选择余地小，错过的节目只能等待重播；同时传统电视只能在家中观看，接受方式较为单一。而新媒体中的手机（特别是触屏智能机）小巧轻便，可以随身携带，从而使受众能够随时随地观看视频内容；而网络中视频具有非线性的特征，不必拘泥于传统电视节目的编排，受众能够较为自如地点击符合自己需要的视频和信息。
传统的模式将受众定位为一个“大的、无名的公众”，在媒介使用的时候处于消极被动状态，这种传播的不平衡状态一直为媒介批评家所诟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样进行内容传播，电视节目的消费者被称为“观众”，而网络、手机、平板电子产品的使用者被称为“用户”。电视给人的感觉是仅仅将受众作为传播对象，而新媒体给人的感觉是更尊重受众体验。新媒介时代的用户是主动的内容生产者和经验分享者，他们不再那么容易被操控。
从目前的收视渠道来看，电视受众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2013央视春晚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网络收视数据：除夕春晚直播期间，共有4603万海内外独立用户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观看春晚，较2012年春晚上升76%。中国网络电视台与网站组建传播联盟，视频直播累计观看达2.09亿人次，较2012年春晚上升141%。另外也有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有80%的受众来自网络。“你播我看”，一直是电视节目的特征。但现在观众可以自己选择看什么节目、参与什么节目。
陆晔：如果说观众原本是被电视“禁锢”的？那么新媒体是否另一种“禁锢”呢？我觉得不从特定的理论立足点出发，是无法讨论禁锢与否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革命对传统电视的家庭收视方式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是：原本与电视内容相关的议题，是在合家或独自收看电视节目、家庭内部在收看同时对节目内容进行讨论之后，才会扩展到收视过后将电视内容作为话题与家庭以外成员进行讨论。移动媒介和社交媒介的介入，将这一历时态的过程，再造成为一个共时态的新的情境：人们在合家或独自收看电视节目并在家庭内部就节目内容进行讨论的同时，也通过移动媒介和社交媒介与家庭外成员进行交流。在这一新的收视情境下，电视节目内容很容易从收看目的演变为在社交媒体上开启、加入话题的手段；甚至有可能打破传统电视家庭收视习惯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全家人共同在场、共享同一个节目内容、并分享其意义的仪式感。当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文化后果还需要扎实的经验材料支持，但这一趋势的确值得关注。
谭天：是的，我同意这一观点。
吴靖：我想我们不应该滥用“解放”这个词，如果任何改变都可以冠上“解放”的名头的话，那么真正的解放就无法被认知、命名、欲求和实践了。“解放”意味着技术、制度、主体、环境、实践等系统的改变，这里不是展开这个话题的场合。不过还是可以谈一下社交媒体对于电视观看带来的变化。传统广播时代，电视的传播是公共的，但观看是发生在私人空间和私人时间内的活动，其“社会性”并不强。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作为个体被电视的商业语境所包围，成为孤独的消费者，电视所传递的强势信息很难得到怀疑、反思和辩证的理解，因为这些都需要在对话中产生。更重要的是，电视话语无法在观看的同时成为公共话语，被多元化地解读、阐释和建构，因为“观看”的同时无法“演讲”、“交谈”和“写作”。当然，传统电视也存在公共性和社会性，但那需要“延时”，比如和朋友对于节目内容的交流，其他大众传媒中针对电视的新闻、娱乐、评论等内容。这样的公共性非常重要，只有有了对于电视话语的公共交流与公共建构，电视才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的消费品，而成为社会心理、情感、议题、价值的参与者和建构者，观众也才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和“消费者”，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来“使用”电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为电视的社会化使用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性。但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公共性的实现，它还取决于参与者的主体性。如果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对于电视节目的实时交流，无非是闲聊时的明星八卦、情节预测、角色评论的网络版，那么社交媒体带来的公共平台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是为营销和广告打开了新的、便捷通路罢了。如果我们可以说对于电视的社会化使用和公共建构是解放的一个维度的话，那么通往解放之路不仅仅需要新媒介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还需要媒介素养、公共意识和开放、平等、遵循交往理性的言论平台。 李字：新媒体并不是解放电视观众，而是丰富了观众的节目体验，强化了观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在没有新媒体的时候，很多观众会边看电视边织毛衣或从事其他活动。新媒体出现后，观众将注意力放在了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中。根据2012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英国电视观众在观看电视的同时大多会有其他行为。其中，查收电子邮件的比例最高，多达86%；其次是浏览网页，比例为84%；网上购物位居第三，比例为79%。位居第四位的是浏览脸谱网（Facebook），比例为74%。排在第五位的是办理网上银行业务，比例为70%。电脑游戏位居第六，比例是60%。对于电视机构来说，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电视观众的这个特点是一个重要课题。也就是说，通过新媒体来吸引观众对于节目的注意力。西方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法国和西班语等国年龄处于十几岁阶段的电视观众群体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会同时在社交网络上就这个节目进行讨论。另外，在年龄为18到24岁的观众群体中，42%的人会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浏览与节目相关的内容；而且，44%的人会通过移动设备查找电视节目中播出的相关品牌或广告，这也是西方国家电视传媒机构致力于开发“第二屏”（Second Screen）功能的初衷。
常江：在新媒体环境下，评价一档电视节目影响力的标准似乎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收视率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例如，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只有11%多，但互联网上对“春晚”话题的讨论却十分火热。您认为新媒体对电视传播的日渐介入会带来电视节目评价体系的变革吗？
[背景资料]据媒体报道，2013央视春晚剧组自成立以来，就将春晚筹备的过程同步到微博上，与之前春晚神秘的姿态完全不同。临近播出前，春晚剧组还开始了倒计时微博与有奖转发活动，几番发布春晚节目单与收看攻略，炒热收视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预热，春晚播出后，新浪微博#春晚#话题七小时内讨论量高达1958万条，网友由此提炼出来一个新民俗：除夕夜全家吃年夜饭、看春晚，大年初一上网“吐槽”。（综艺报）
2012年电视综艺节目的“王者”《中国好声音》也注重利用微博造势。节目组不仅在新浪、腾讯等微博平台开通官方微博、导师微博、学员微博，还有效地利用微博软文及活动配合，加之一些关注《中国好声音》的明星如姚晨、冯小刚、张靓颖等在微博上大肆吆喝，这一系列的微博联动充分调动起广大受众参与的热情，使《中国好声音》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同时，每期节目播出期间，导演组会将微博平台上的精彩留言在电视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形式播出，使受众真正体会到参与《中国好声音》的快乐。
传统环境下，一档电视节目的“传播力”评测包含收视目标完成率、观众规模、忠诚度、成长趋势4个指标，由收视率调查数据转换计算获得。但收视率的高低，似乎与节目的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再如从前那般紧密。据索福瑞快速测量仪的统计数据显示，央视一套春晚的收视率在逐年下降：2011年，央视一套春晚收视率为18.344%，2012年为17.37%，2013年更是下降到11.362%。但是逐年降低的收视率仍阻挡不了观众在微博上的“吐槽”和讨论。例如，在春晚直播中，腾讯微博以前方记者、电视台官微、娱乐官微及各台春晚官微为主，同时辅以实时调查、微采访、明星发言、微博拜年等方式，实现了微博用户的高互动，一周内腾讯微博#2013央视春晚#话题发言数66万，总话题数量突破了1.42亿。而搜狐微博开启了名为“宇宙十大段子手吐槽春晚”的微话题，带领网民以全新角度欣赏春晚，把握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笑点。网易微博则发起票选，评选网民们最喜欢的春晚流行语，让网民在看春晚的时候还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心情，共享过年气息。
陆晔：在这个问题里，收视率的重要或者不重要，究竟是针对什么对象而言？至少在我所接触的国内电视机构看来，收视率迄今仍是几乎唯一的节目评价指标（当然一些媒体会引入专家评价或者受众座谈会等其他因素，但直接与节目绩效挂钩的主要是收视率）。互联网对春晚话题的讨论，和春晚收视率下滑，这之间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网上那些讨论不是有不少都是边看春晚边吐槽的么？）新媒介对电视的介入有很多种，不可一概而论。对于一档同时在电视频道和网络上播出的节目来说，同时考量收视率和在线点击率才比较公平。至于电视评价体系变或者不变，得问电视台总编室。
谭天：会的。作为央视节目评价专家，我已向他们提出要加入新的评价指标。不过，11%的收视率已不算低，《百家讲坛》甚至不到1%。
吴靖：我从来不认为收视率是评价一档电视节目影响力的标准。直白的说，收视率测量的是眼球，不是大脑。需要收视率的是广告商，他们需要的就是“眼球”，而非“大脑”。如果一个节目吸引了太多的“大脑”（对于节目的讨论和争议十分火热），对于期望借这个节目推销商品的广告商恐怕不会满意，因为有脑子的人通常都不会轻易买广告的帐。所以，对于电视台来说，影响力从来就不应该和收视率混为一谈，这和新媒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传统媒体时代，获得广泛讨论和争论的节目也并不一定是（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一定不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目前中国电视媒体的自我定位十分混乱。从传统、制度和价值理想等所有方面来说，中国电视媒体的主导性定位当然应该是公共服务，那么影响力是公共服务媒体自然要追求的目标。但在媒体机构的自我意识中，恐怕市场是一个更具诱惑力的服务对象。为市场服务和从市场中获利的媒体，就会把收视率奉为指挥棒。也许是囿于名头的正当性，想把两者稀里糊涂混为一谈，也好“名利双收”。
李字：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会出现变革。我们都知道，评价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市场，是服务于广告投放。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整个传媒生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观众媒体使用习惯的改变，而观众是广告投放的目标。根据2013年3月尼尔森公司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美国约有501万“零”电视用户，他们既不收看开路电视频道，也不使用付费电视服务。结果显示，81%的“零”电视用户的家庭中没有儿童，另外44%是年龄小于35岁。在这些不通过传统方式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中，75%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67%是通过互联网观看视频节目，另外48%是通过视频网站收看电视节目。针对这一情况，尼尔森公司从2013年秋天开始在进行电视收视率调查时，将把拥有宽带接入电视（而非传统开路电视或付费电视）的家庭纳入电视用户的范畴。而且，根据美国尼尔森公司在2013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在美国18-34岁年龄段的观众群体中，推特（twitter）的使用与电视收视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2012年，美国约有3200万人针对电视节目使用推特推特（twitter）发表或转载信息。如果一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转载量上升8.5%，其收视率会相应提升1%。在35到49岁年龄段的观众群体中，推特转载量若提升14%，相关节目的收视率会提升1%。中国近年来新媒体发展迅速。根据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另外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新媒体对电视的直接冲击就是观众分流。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也会出现新的变革。 常江：在传统播出方式中，电视节目的内容转瞬即逝，很多节目在播出后就被置于节目库中。但在互联网环境下，电视节目可以被反复观看、分享、讨论，实现多维流通。这一现象会否对电视节目的制作产生影响？
[背景资料]资料显示，《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播出时，收视只不过是还算不错的1.5%，但因网民们“激动得难以入睡”，《中国好声音》迅速占据了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微博的巨大传播力，将《中国好声音》推至网络关注的最高点，传统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在此合力下，第二期人气就冲至2.8%，创下年度音乐类节目收视的最高峰。
因此，《中国好声音》走红的过程，网络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各大媒体报道超过了200万条，还有上千万微博。观众在电视和视频网站上面观看节目后，有获得更多选择背后故事和交流评论的需求，而网络视频媒体则提供一种全新形态的节目方式来承载展现，来深度挖掘和答疑解惑。网友可以直接在视频下面进行讨论，尤其在电视节目全部播放完毕后，视频网站还能够进一步的延长话题的生命周期。
在媒介融合时代，有了电视，又有了网络、手机，以真人秀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多方参与交互的途径，一种介于大众媒介与“碎片化媒介”之间的独特的媒介环境。大众媒介实时互动可以影响观众的电视收视行为，而“碎片化媒介”则提供论坛来让更多的用户参与，从而制造更多的议题。
陆晔：好节目在合理的节目编排中也是会安排重播的。互联网环境下一个节目能反复观看多维流通，并不必然对节目制作产生影响。反而，电视播出、收看的特点和方式都与在线收看不同，比如：电视剧插播广告会直接影响美剧故事的分节；电视编播策略、同一时段其他频道节目编排都会对收视产生影响，但在线收看的选择性则无需面对这些问题。根据网络特点来制播节目是需要考虑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考量仅仅与电视节目可以在互联网上反复观看有关。
谭天：我认为这一现状对制作没有直接影响。
吴靖：在互联网之前，电视节目的内容“转瞬即逝”并不完全准确，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旧的“新媒体”——录像机。录像机使得观众可以录制、储存电视节目，挑选自己合适的时间“播出”电视并且跳过广告。以广告为基本盈利模式的商业电视怎样在制作层面应对录像机的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引发行业焦虑的话题。也许是因为中国发展的跳跃性，我们对于录像机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在欧美的媒介研究文献中，这类讨论曾经十分活跃。电视节目制作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录像带、录像机这类老一代的存储媒介引发的变化做出一些基本的分析。比如，节目从“及时性”向“策划性”的转变，以及从低成本、随意性向高成本、高质量的转变。毕竟除了当时的播出，录制下来的节目还可以有重播、录像带出售、版权交易、衍生品等多重商品化的渠道。目前美剧向电影化、奇观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要和海量的网络视频做出差异化的竞争。其实无论是何种媒介，人类对于叙事的依赖是无法削减的，融合媒体的时代只不过需要综合视频、音频、文字等多重元素来继续编织过于生活、关于社会、关于过去和未来、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各种叙事。
李字：新媒体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开放和互动，电视在新媒体时代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传统的电视多侧重频道概念，但在新媒体环境中，电视要注重视频的概念，适应新媒体“碎片化”的特点，便于电视节目可以被反复观看、分享。简而言之，电视台在制作节目的时候，要转化为多种播出格式，适应多种传播形式，以强化节目内容的分享性和在不同渠道播出的便捷性。另一方面，电视台在策划节目内容和确定节目形式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互动性，丰富观众的节目体验，如开发移动智能终端的社交网络应用。建立节目的社交网络群，让观众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参与社交网络，分享对于电视节目的观感和心得。
常江：从《中国好声音》开始，电视节目，尤其是真人秀节目，在制作的精良程度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包括最近的《我是歌手》等。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否也与新媒体的介入有关？为何？
[背景资料]观众对于电视节目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电视台自产自销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越发挑剔的口味，更多的电视节目也更关注节目的内容制作，特别是《中国好声音》别具一格地开创了制作方和播出方共担风险的新形式。
据媒体报道，《中国好声音》在制作层面是一场“豪赌”，在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之间就有一道2%的“对赌”约定：收视率低于2%，灿星赔偿；高于2%则二者分红。
在惯有的“制播分离”中，电视台决定购买，制作公司全职生产，电视台一次性付给公司全部制作费，广告收益归电视台，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底的。为了提高利润空间，制作公司会有意识地节约成本，甚至影响到节目质量。《中国好声音》则是相反，制作费是星空传媒主投，浙江卫视负责户外广告、前期宣传等部分投入；广告收益方面，星空传媒和浙江卫视是分成模式，但要根据收视率的点分为三个档次。
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制作方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所以，观众才看到了更多的“顶级元素”，例如，总价300万以上的原版转椅、27个机位同时拍摄、演唱会级别的专业音箱、顶尖乐队、调音师等等。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找不到电视台合作。
“中国电视行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大部分的电视台并不愿意做太市场化的尝试，他们握有频道资源，习惯作为甲方，让别人看自己脸色，不愿意麻烦，这是一种思维习惯。”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项目顾问徐帆分析，“这种模式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好的电视节目还要找到敢于尝试的电视台。东方卫视已经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电视台，也不愿意玩。二三线电视台的开发，能不能推行开来并且成功，也要打个问号。”
陆晔：我个人觉得《中国好声音》和《中国达人秀》的制作精良，首先与购买节目模式有关。严格按照版权方的要求来做，结果就是如此。反而互联网更大的作用是在节目推广方面。当然整体的推广策略版权方也是有要求的。 谭天：新媒体对传播有影响，尤其是网络传播。
吴靖：在《中国好声音》这个具体案例上，主要原因是版权引进的新模式。真人秀电影化的制作方式在欧美已经很普遍，原因和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是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海量视频产品中进行差异化竞争，维系电视独特的魅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电视节目的故事化——不论是娱乐节目还是新闻、纪实、服务类节目——早就是大趋势了。体现在美学风格和制作方式上，就是电视节目的电影化拍摄，而电影在这个竞争系列中早已走向奇观化——巨幕、寰幕、3D、4D。这种恶性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电视、电影作为视频媒介在表现方式和美学风格上的多样性与民主性——奇观式的制作对于影视产品的内容、主题、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大投人大产出的经营模式也会造成市场垄断和产业集中。对于公共领域的健康生态有一定的威胁。
李宇：电视节目、尤其是真人秀节目质量的提升更多地是因为电视台之间的竞争，而非新媒体的介入。当然，电视台在制作真人秀节目的时候会考虑新媒体传播的需求，但这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常江：不少观察者认同“电视衰亡”的观点，一些数据也表明普通城市家庭的电视机开机率在近年来持续降低。新媒体究竟是电视的“救星”还是“掘墓人”？您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的未来将会如何？
[背景资料]2000年以后关于“电视的危机”的讨论逐渐兴起，虽然根源可能在更早的20年前，但是，真正的危机是在最近几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带来新的传播技术和方式，超链接和点对点传播方式被广泛应用，在媒介生态中，网络逐渐呈现主导之势。相反，电视在网络的挤压之下似乎正在退出中心舞台，事实上，全球的电视产业都面临新的挑战与转折。
研究报告《中国网络视频用户媒体及消费行为调查》（2011）指出，视频用户看电视时长减少63.3%、频次减少56.4%，并且视频网龄越长，媒体习惯改变越明显。CSM多年的收视监测数据表明，电视观众的收视时间不断减少，晚间黄金时段收视率不断下降，十年来累计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视之为一种积少成多的量变。2010年、2011年这种下降的趋势不断延续，2011年上半年，所有调查城市观众收视时间已经降到168分钟，甚至在电视收视释放量较大的暑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视下滑。根据艾瑞数据显示，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从3年前的70%下降至30%。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有4000万人声称不再看电视，全国电视收视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与此相对应的，在过去的3年，网络视频的收视率以每年300%-400%的速度增长。InMobi研究报告显示，消费者在移动端上所花费的时间已经超过电视，其中移动端占据27%的媒体时间、电视为22%的媒体时间、PC为32%的媒体时间。
一些媒介从业人士认为，虽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正在经历融合的过程，但是网络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具有其它已有媒体无法比拟的作用，因此他们也认为网络即将替代电视，电视的消失是必然的。在西方，有人预言视频网站YouTube对电视的冲击还只是一个开始，互联网可能最终代替电视，现有的电视正在被新媒体革新者们所改造。
“不看电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常态，几十年来以电视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已经悄然地发生了改变。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生活不再只有一个中心；伴随电视长大的一代，如今，已经渐渐离开电视，走向沙发之外的世界。而那些正在长大的人，也不再以电视作为“唯一的玩伴”。
陆晔：CSM媒介研究的数据显示，与2011年第一季度相比，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电视观众的人均收视分钟与之相同，平均到达率略低一个百分点。我们进行的全国受众调查（2010）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受众每周七天都看电视，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3.2小时，只有2.6%的受众每周几乎不看电视。CSM媒介研究出版的《收视中国》2012年11月号《网络视频发展深化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一文的数据显示，“电视在受众媒介接触中仍占据主导性地位，电视平台的内容收看会影响受众在其他媒介平台上的内容选择……网民在线收看电视剧时，‘电视台正在播出’是影响其在线收看的重要因素。”以及，不同节目内容，向互联网聚拢的受众结构是不同的，“奥运期间……分别有81%的网民在电视和互联网上收看过CCTV奥运节目，两个终端的用户高度重叠”。因此，与其笼统地谈论新媒体究竟是电视的救星还是掘墓人，不如更深入细致地针对新媒体的具体影响，做些更为扎实的经验研究，积累更多一手材料，以对新技术和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发展，针对中国实际，做出扎实的理论回应并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践策略。
谭天：电视将进人大视频时代。
吴靖：如果“电视”泛指视频节目，那么它肯定不会衰亡，我们对于视觉文化的需求非常大，网络只是带来了传播平台和制作技术的变化而已。但对于现有的“电视体制”来说，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网络的发展是否能够真正替代电视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功能。首先是普遍覆盖和公共服务，目前互联网的商业化普及并不能完全替代电视的公共服务。另外是节目内容的公共性，专业的新闻、评论、纪实、政治参与等节目类型，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替代者。电视是综合媒体，它为我们“编排”节目和议程，网络是搜索媒体，我们自己“寻找”或者“偶遇”内容。在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抛弃公共领域、共同议程，钻入各自的“自媒体”，怎么说也不像是一个好主意。
李字：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迅速发展，许多人由此推断，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将逐渐被新媒体取代，电视最终将淡出历史舞台。但SpotGenie2013年3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美国，电视的生命力依然强劲，而且在未来几年还将保持优势地位。仅就电视广告额而言，美国传统电视业在广告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到2015年还将保持在39%的水平上。当然，美国互联网广告确实在快速增长，2009年时所占份额已经是15.4%，到2015年将达到25.6%。另外，英国广播公司（BBC）与英塞兹咨询公司（InSites Consulting）合作开展一个全球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阿联酋、南非、波兰、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电视是人们收看新闻节目的主要渠道，比例为42%。其次是笔记本电脑（29%）、智能手机（18%）和平板电脑（10%）。当有突发新闻发生时，42%的受访者会首先收看电视。一些人会在看完电视新闻报道后通过互联网了解更多信息，这部分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6%。另外，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收看电视的同时使用平板电脑。许多专业人士认为，新媒体将与传统电视争夺观众，并可能在“新旧”媒体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新媒体与传统电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融合。在美国，很多观众之所以浏览网络视频，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想通过网络搜索更多的相关视频。美国约四成的电视观众会在收看电视的同时，会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浏览网站或观看视频。可以说，新媒体目前是传统电视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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