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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父亲和父亲

作者: 本刊编辑部

  父亲的父亲是祖父,俗称“爷爷”。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养育我生命的实际父老,而称谓“爸爸”的父亲仅是出现在信笺左上方的标准用词。所以,关于“爸爸”的书写,在幼儿园时期开始,是爷爷督促我每月一次的家信履行。而直面父亲喊出“爸爸”时,我已经九岁,从此每年暑期的探亲假,才是我和亲父在一起的时光。
  爷爷的父亲是上海中华书局创始元老,因此童年的爷爷在完成私塾教育后即进入中华书局,从排字到总校,终身吃“书局饭”……其间任工会主席,积极于工人运动,配合抗战协助新四军筹办印刷厂,后随中华书局转撤香港二年,转赴北京八年。再回到上海时,两个儿子均已完成学业,大儿(我的伯父)远赴西北,二儿(我的父亲)远赴东北,父辈们的“亲父记忆”尚不及我。
  我亦为“父”,第一次聆享“爸爸”的称谓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那年,儿子已经五岁。儿子到达纽约当天与他奶奶通话时说“幸亏妈妈介绍,我认识了爸爸”,这确是亲儿对父(铭心于我)的童真描述……迄今,即将南加大毕业的他,若以日计,与我在一起的时日不足一年。
  显然,包括我在内的三代“父亲”,于三代儿子的年少光阴间都是不称职的。“父亲”只是听说、期许和寄托的自然存在体,感知的企图是希冀心思的解读和构塑。
  幼年的我崇尚军旅,心中的父亲便是军人,唯有的依据仅仅是一帧父亲着军服的照片。而真正了解我父亲,却已经是改革开放初年。因父亲出席首届全国科技代表大会,见诸报章关于父亲事迹的报告文学……忘不了当时的阅后心情:以往所有关于父亲的误知和困惑瞬间消融,犹如清流荡涤枯污,使我懂识了父亲的伟大。
  于爷爷的了解,我甚于我的父亲,却是缘于十年文革劫难。我十岁的那年是1967年。某日放学回家,途中已有邻居告知我去外面躲躲,因为“你家出事了”。待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家中已是满目狼藉,里里外外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猩红的圈圈叉叉勾勒着爷爷奶奶的姓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黑类头衔布满我的视线所及,家里没人了,奶奶被里弄造反派带走,爷爷被单位造反派押来又押去,唯有姑姑托人捎话给我;“在家待着,乖。”
  自此,我不得不开始进入对于爷爷之了解,先是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导读,之后是帮我爷爷整理“罪行坦白”。日常的画面,常常是伤乏的爷爷躺在床上努力叙述,伏案的我努力记录,翌日凌晨爷爷再整理誊写,上班时向组织准时交付……在那个被打倒的年代,如我爷爷这样的通常一星期被批斗四次,其中一次是被斗的主角,另三次是陪斗的配角。值主角批斗时最惨,挨打是必然的,那块几十斤重大牌子的细悬铁丝深勒脖后颈,鲜血淋淋。
  主斗后回家写的是继续坦白材料,陪斗后回家写的是受教育体会。尤其每次主斗后拖着伤残勉力回家已经是奇迹,爷爷躺着我写着,成为我多年的日常“功课”。因为是“特务”,我了解到爷爷曾经是旧时代的工会主席;因为是“叛徒”,我了解到爷爷支持抗战加入过新四军;因为是“资本家”,我了解到爷爷如何慷慨解囊支持亲友办实业;因为是“历史反革命”,我了解到民国先辈于我家族的姻亲渊源……
  我和焦晃先生是莫逆之交,喜欢和我爷爷谈话的他对其有很高评价。毕其一生的版印排校职业使爷爷校阅古籍名典无数,积淀为自然流淌的言语学识。使我受益的是家里拥有无数白皮书(书局的版前样书)。小学时,因把书借给同学被查抄,校组织迫我交代读过多少“毒草”,整整一下午我居然坦白记录了五百多本已阅书目,惊动了老师,也落下了“白面书生”的绰号……
  基于时代背景下的人文视角,读懂我的父亲很容易。他是他们整整一代精英学子―信奉科学、崇尚实业,心念国家、励志奉献―集体投入新中国建设的单体缩影。他和他们开赴蛮荒远地,全力无中生有的创造,为中华龙的腾飞竭尽所能,而“望子成龙”的传统夙愿几乎是这代精英的集体遗忘,“儿子没有成为流氓已然欣慰”的心声,往往折射着他们面对无暇顾及的亲儿时,大多有的辛酸和无奈。而今,我作为父亲,不称职的脉迹依然传承,所不同的是“当事人”心态的自我体会和思酌,又夹杂着近距和远观的相悖和交集。能够无疑的,是所处时代仍然是极度动荡的时代,比之以往的区别在于中华崛起是此番动荡的缘由和主题,所面对的更是前所未遇的世界格局,综观之下,能否成为称职的父亲,依然是个问号,更在于下一位父亲的成长和评述。
论文来源:《精英》 2014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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