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让增长更有质量
作者 :  谭保罗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粗放型、数量型,靠低成本驱动的“旧常态”正在成为过去,而集约型、质量型,靠着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正在慢慢展开。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这三年多,各项改革的稳步、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了“新常态”。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首次“破七”,但依然保持了6.9%的增速。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依然可以看作“中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改革因素推动的更稳定、更有质量的增长是“新常态”的题中之义。
  这三年多来,经济领域的改革成绩有目共睹,改革“啃掉”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在思想的层面,我们正在破除“唯GDP论”,突出了人民幸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坚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心,服务业、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得以发展,增长变得更有质量;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降低了企业的各项成本,推动了新一轮创业热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加强中央在金融资源掌握、国企管理领域的权威是完全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够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权势小团体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推动市场真正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下一步改革打好基础。 明确“供给侧”改革大方向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供给侧改革已在中国各阶层中形成了共识。甚至可以说,这是在经济发展路径方面,中国人又一次重大的“思想统一”。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一直以来,拉动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之说,它们分别是投资、出口和内需。简而言之,它们都指向了对产能的购买和消化,所以它们被看作是需求侧的。
  “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显然不可持续。作为“投资”这驾马车的支柱,当前楼市库存积压严重,行业下行趋势明显,这驾“马车”前行乏力。出口方面,欧美都在去杠杆,外部市场疲软。而内需领域,考虑到多数中国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和中国产能、产品结构不合理性,同样不甚乐观。
  供给侧到底是什么?拿“马桶盖”来说,有人调查称,日本马桶盖其实是中国工厂代工,只是贴了日本牌子。这说明中国产业部门的“供给”,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国内品牌无法赢得消费者信任,加之国内商贸流通的成本也较高,所以导致国内品牌在性、价两方面综合来看,都远不如“日本牌”的中国货受欢迎。
  除“低端”的马桶盖,高端产品同样反映了中国供给侧的大问题。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77%的手机是中国制造,这很让我们“骄傲”,但其中只有不到3%的手机芯片是国产。在手机产业链上,芯片是成本最高的环节之一。但光是芯片一样,我国每年进口需要消耗2000多亿美元外汇,超过了石油,是第一大进口商品。
  可以看出,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我们都存在“供给不足”。在中国的很多产业部门,品牌和技术都严重缺乏,国民和企业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这是很明显的供给侧问题,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显然是无法解决的。
  在里根政府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将“供给经济学”简化为一句话:供给自然创造需求。对中国而言,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只要产业部门有好的供给,比如优质的产品、前沿的技术,那么一定能在国内找到需求,从而推动“供需”双方的良性互动和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善。 结构性改革启动有重点
  大方向明确,具体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习近平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
  习近平提到的4大关键点包括: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在去除过剩产能方面,中央的决心毋庸置疑。2015年10月,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提到,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目前,发改委等部委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具体措施。在发改委的多项措施之中,将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中央设立专项资金,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这个奖补的资金主要用于人员的安置。
  近年来,很多中小企业长期苦于融资成本上升。十八大以来,央行综合运用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降息、降准或者定向降准等方式,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实际上,近三年,央行降息的频率超过了以往大多数时间,对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降低其融资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既调动了群众的创业热情,也不断改善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拓宽了它们的融资渠道。
  在直接融资领域,改革步伐同样不小,股票发行注册制一直在稳步推进。作为其中关键性的一步,《证券法》在2015年进行了实施以来的第二次大修。修订草案明确了注册程序,取消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并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对注册文件的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进行审核。
  金融体系是经济的枢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化解银行风险方面,监管积极推进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工作。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本质上是把银行的风险分散,同时也让其他有着较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能获取更高收益,反过来也促进了它们做大做强。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职能完备的、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   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尤其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政府要“少管”。十八大以来,政府的简政放权的幅度、频率超过了以往。
  原定5年内砍掉国务院各部门1/3行政审批的目标,两年即告完成;2014年以来,国务院分5批取消27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总量减少近一半;2015年5月,“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76%;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一系列的简政放权,对推动企业再投资、普通人创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城市化提升人民幸福感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城市是产业的空间载体和人的居住场所,它的科学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2016年2月,习近平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总书记的话无疑为下一步的城镇化指明了方向。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平均在80%左右。此外,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其城镇化率也在60%左右,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空间依然巨大。但是,新一轮的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更应该汲取前期城市化的一些教训。
  城市的大规模崛起,让中国也患上了“城市病”。但实际上,“城市病”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本身,而在于城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异化,比如房地产对城市发展的“绑架”,让城市化有服务于房地产的苗头。城市交通设计的不合理,这背后的因素固然复杂,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产业和居住的长期空间错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合谋”的“造城运动”。
  但这种局面将越来越有所改观,在去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高层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方向定了调。会议强调,将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缺一不可,从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根据中央的精神,简化来说,未来城市发展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宜居,二是宜业。
  目前,一些大城市最广为诟病的问题是“堵车”,堵车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人口的通勤成本。路上花时间,看起来是小事,但损耗了劳动力的“可劳动时间”,而且也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这样的城市,既不“宜居”,也不“宜业”。
  另一种城市化模式―产城融合理念也在形成。产城融合,是新型城市化的典范。它指的是以城市为空间基础,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设施的更新和配套服务的完善,以达到产业、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IT、先进制造业的崛起,在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经有大批这样的新型产融结合的城区在崛起。
  这种未来趋势,也体现到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要求之中。会议要求,必须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 为下一步改革打好基础
  在这一轮经济改革之中,不能不说国企改革。在上世纪,国企的改革是政企分离和“由大变小”。一是去除行政化,将国企从职能部委分离,实现政企分离。二是拆分国企,试图推动同一行业,不同国企主体之间的内部竞争,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技术实力。
  但过去的一些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模式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激励问题,反倒出现了部分国企的利益集团化。在国企反腐的大潮之中,一大批石油系统腐败官员的集中落马,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同一个行业,分散的国企在国际产业的竞争舞台之上,有时会出现互相拆台、恶性竞争的现象,这本质上是在损耗国民的财富。
  因此,旧有的国企竞争格局和监管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国际大企业竞争格局,亟需有所变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国企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其中,“由小变大”的改革模式尤其值得关注,南车和北车的合并,以及核电巨头的整合,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序幕。
  在专家看来,这种整合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在当前的国际产业竞争格局下,解决内部低效竞争、外部恶性竞争的问题,既有利于中国产能和技术的输出,更有利于中国大企业的技术创新。
  另外,改革也客观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和监管部门对国企的监管,防止了国资的流失,破除国企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团化现象。某种意义上讲,这给下一步改革打好了基础。
  总体而言,这三年多以来,随着各种结构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落实,中国经济结构有了改善,发展质量有了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25年来首度低于7%。但是,6.9%的增速在国际上仍是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5%以上。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明显改善。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结构也进一步改善,这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
  在区域结构上,各地区协调性发展目标逐步实现。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7.6%和7.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和1.1个百分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粗放型、数量型,靠低成本驱动的“旧常态”正在成为过去,而集约型、质量型,靠着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正在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