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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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面对新常态，必须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清醒认识新常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速度一掉容易出现刺激的冲动
　　与经济新常态新趋势相适应，经济政策要有“新思路”，形成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一般容易出现“速度依恋”，或政策调整跟进不及时等问题，因而速度一掉就容易出现刺激的冲动。须知，如果有悖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规律，即便是再强的刺激政策，也会见效甚微，抑或暂时稳住了增长，却使矛盾进一步累积，迟缓甚至打破经济结构重整的平衡机制以及市场创新的活力。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的思维也必须跟上新状态，经济政策也要有新思路。
　　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依然不振，靠拼投入、高消耗、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即便依赖这种政策使经济增长暂时得以稳住，从长远看将是“饮鸩止渴”，后患更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以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来形成长久的内生发展动力。这在眼下，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痛苦积累过程，但必须上下齐心，坚持用力，久久为功。尤其要在培育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改革上下更大力气，耐心地培育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活力基础。
　　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市场选择不会一帆风顺，必将伴随痛苦但又必须为之。增长动力转换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些青黄不接的情况，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这就需要有沉住气、稳得住的韧劲，把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跟从现代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作为稳住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如果说，国内生产能够更好地研究、跟进13亿多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变化，既拉动消费的生产，同时也拉动投资品市场；既拉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同时也拉动新的服务业需求，再辅以价值含量高、产品质量好的出口，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增长7%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说，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稳中求“进”是根本出路，这也是辩证法。
　　长期积累并被掩盖的矛盾
　　“水落石出”
　　“萝卜快了不洗泥”，经济高速增长时“一俊遮百丑”的时间太久，许多矛盾和风险被掩盖了。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很多长期积累起来并被掩盖的矛盾“水落石出”，日积月累起来的风险日渐显现，经济风险具有传染性并且易于形成连锁反应，一旦某个链条断裂，很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新常态下“治之于未乱”，正视风险、分析风险、化解风险十分重要，也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主动作为的一件大事。
　　思维惯性观念滞后、路径依赖依旧。面对新常态，社会上有一些人很不适应。一方面，“速度情结”还一时难以释怀，速度掉下来就想用行政手段去推的倾向还不少。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不唯GDP”了，就不注重抓GDP生产，不主动作为地抓经济发展。有的对经济运行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理解也不深，分析不透彻。有的还难以摆脱“旧常态”下抓经济工作的思维惯性、路径依赖，甚至还有不视全国市场变化态势，仅从一域一地看供给需求，不顾条件地人为制造外生需求的情况。有的缺乏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低估经济平稳度过下行通道的难度。也有的仍然在推行不计成本的政策优惠，漫天撒网式的招商引资。有的地方资源特色明显，但在放大资源优势、强化开放合作等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存在本地资源比较优势明显但不重视在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上做文章，而是舍近求远、随意地盲目地招商引资。
　　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难度加大。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调速”放慢是正常的，但“失速”就是不正常的了。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的基本增长，把经济增长置于潜在增长能力充分发挥、资源生态条件承载能力许可、边际产出效益最大化和基本满足社会就业增长需求的综合平衡之中，注重资源、环境承载承受能力，追求边际产出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是经济新常态强调调结构、提高经济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犹如“踩钢丝”，把握不好很容易失衡。一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青黄不接。传统产业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多年来一直“高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显得萎靡不振。但这些传统产业并不是完全失去了市场，如何进行产业内部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转换、转型分工、再造活力要认真研究。二是出口与发达经济体复苏部分“脱钩”，稳定外需压力增大。受国际环境、人民币升值、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越来越低。但是，要看到我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仍在，国际传统消费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依赖仍在，只是我们的企业尚缺乏对国外消费市场的深度研究，依靠外资代理的市场过大，产品档次不高，同等资源消耗下的附加值太低。三是公共投资浪费和投资效率低下。我国大多数地区赖以发展的资源如土地、能源、资金等都很稀缺，但城市发展与开发区建设对土地节约重视不够，大量重复性建设和闲置的开发项目占用和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半拉子”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普遍存在，很多城镇建设项目缺乏系统规划，功能缺失，浪费严重。四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正视风险，稳妥化解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过去几十年超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和社会保障发展落后等一些潜在风险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并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由于与整体经济关联度紧密，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更大困境。一是长期积累的房地产开发可能因为缺乏真实的市场需求支撑，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联系的断裂，一旦发生断裂，形成的风险必将是系统性的。二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其现行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模式造成的风险累积。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度依赖融资平台、土地财政和金融机构贷款，不仅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局和债务风险之中，而且还有转化为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可能。三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历史欠账太多。
　　仍处在极为珍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仍处在极为珍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阶段性转换背后都隐藏着新的发展机遇一样，新常态正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利好。
　　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多元化。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动力支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型城镇化。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1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77%。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而强大的动力。
　　二是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央出台《中国制造2025》规划，计划用3个十年，通过“三步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中央紧紧盯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培育全国工业发展新业态，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是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业态的出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将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四是科技创新。在经历了“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阶段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跟随战略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总量的32.1%，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我国在高铁、核电、工程机械、航天航空、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智能控制等许多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此外，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更有质量和效益。改革红利仍会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将不断增强。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必将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韩永文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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