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徘徊在城市大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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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了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雇佣劳动者。从职业身份上说，他们已经是工人，但从户籍身份上讲，他们依然是农民。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背井离乡，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大中城市的各种生产一线，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均离不开他们的劳动付出，然而他们大多只能蜗居在狭窄拥挤的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吃着最简单便宜的饭菜，算计着到底挣到了多少钱，是不是该寄回老家给年迈的父母看病，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他们就是我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
　　他们是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了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雇佣劳动者。从职业身份上说，他们已经是工人，但从户籍身份上讲，他们依然是农民。
　　刘易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指出，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生产力使得在农业部门里的低效率转变为工业部门的高效率，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使国家摆脱了原有的低产出状况。因此，正是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给中国提供了可贵的人口红利，从而实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农民工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2014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长3.6%；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长1.7%。
　　随着这一群体的日益扩大，曾经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也迅速升级为“四农问题”（新加农民工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转型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当国家关于制定农民工落户城市标准的计划一经发布，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走近舆论事件的主角――农民工，不难发现他们有着大同小异的感受：无论是打拼多年的大城市，还是落户条件宽松的中小城市，农民工都很难跨越一座无形的大门，前者难在条条框框上，后者难在吸引力上，他们总是徘徊在城市的大门之外。
　　身在异乡为异客
　　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将在今后7年内分“两步走”有序、逐步地实现市民化。当天，新华社以《农民工落户标准今年制定 特大城市实行居民制 并向社会公开公布引导落户预期》为题进行了报道，随后各大媒体予以转载报道。
　　也正是同一天，老何从哈尔滨坐了一夜的火车，来不及回位于北京大兴区西红门的“家”，而是直奔丰台区一家居民楼的三居室，那里有三名工人正在装修。
　　老何今年52岁，25岁时他就从江苏农村老家出来到附近城镇打工了，跟着老乡学着干起了家装。“听说北京的活很多，我们几个老乡就一起北上了，当时正是2000年的春天。”在向工人交代完工作安排后，老何向《中国新时代》记者讲述起了他当年来京打工的经历。
　　因为有家装的经验，老何没有去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而是和老乡直接干了本行。“那会挣得很少，一天工资是40元，一个月下来也就一千刚出头，等发工资后留点吃饭的钱，其他都寄回去养家。因为经常加班加点，为了省钱，晚上基本都是在装修的屋里打地铺；平时也舍不得吃好的，只能管饱。没有活干的日子，我和老乡挤在便宜的地下室里，一边到处找活，一边为没钱寄给家里发愁。”
　　老何的这种生活在2005年起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好像突然间北京家装市场好了很多，因为有熟人介绍，我们接了不少活，工资也涨了不少，每天能拿到六七十元。”而在2008年前夕，北京装修市场迎来了大爆发，“我们的工资也涨到了一天100元”，老何露出丝丝笑意说道。
　　也正在2008年，老何用多年打工攒下的三十多万元，在江苏农村老家盖起了一座几百平米的三层小楼，他称之为“别墅”。
　　“奥运会后，北京的工价一下子起来了，活也特别多。这几年，基本每天都有家装的活可以干，工资比起前几年也涨了不少，一般的工人一天工价大概是200元，工作时间8小时。如果工期紧张，需要加班，一天有可能拿到二百七八。”老何介绍说道。
　　此时的老何基本不再亲自动手搬砖、刷墙漆等，他已是一个十几人规模家装团队的包工头，负责到处揽活、招工人、安排进度等工作，手下十多人的收入来源皆靠他张罗。经过多年家装施工行业的摸爬滚打，老何在这个圈子里积攒了不少人脉，不仅有了回头客，也有了比较固定合作的装修设计师。除了在北京干活外，他们还跟着设计师去西安、石家庄、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用老何的话来说，“哪里能接到活，我们就去哪儿干。”一年下来，经老何负责的装修大概有30多家，包括酒店、宾馆、别墅和普通住宅楼。
　　因为这几年城里的活接连不断，很难有时间回老家与家人团聚，2009年底，老何在大兴区与人合租了一套两居室，把妻子从老家接了过来，算是在北京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家。虽然中间也因为租金问题几次搬家，但至少不用再和其他工友一起在装修房里打地铺或者住地下室。如今，远在老家的别墅空置着，只有每年春节，才能回去享受几天。
　　老何说，他曾有在北京买房安家的念头。“2008年前，西红门的房子还不是很贵，我手头的钱付得起首付，想着买套小房子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可是因为没有人能给我提供贷款担保，我只好放弃了这个被老乡认为妄想的念头，索性在家里盖了小楼。”
　　当记者问起，“现在还有在北京买房的想法吗？”老何用一个网络聊天时兴用词开始了答话，“呵呵，早都断了这念想了。那次是我在北京买房最好的机会没有抓住，现在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我哪能买得起。何况，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在北京买房的资格。”
　　其实，老何只是来京务工人员中的一个普通例子，跟他一样，在北京连买房念头都没有的人还有很多。1月23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虽然尚未查到2013年来京务工人员的具体人数，但据2011年市长郭金龙在优秀来京务工人员代表座谈会讲话中透露，截至当年8月底，北京市共登记流动人口746.7万人，其中来京务工人员651.3万人，比例已高达87.2%。 　　老何说，虽然先后在北京已经停留了十多年，仅在北京临时安家就有了五六年，但是自己一直是个外人。“我们交付给客户的是装修一新的房子，但自己住的却是最简陋的地方。每次拎着装满工具的大包和简单行李换乘公交、地铁，赶赴下一家要装修的房子时，总少不了城里人冷漠的白眼，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为了养家养孩子，就得承受这些。”
　　子承父业
　　谈起孩子，老何有一个29岁的儿子（小何），而小何也已是一个三岁多小孩的爸爸。
　　2009年，小何从江苏一所大专学校毕业，机电专业的他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在当地找了一家公司做技工，工作很辛苦，但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拿到两千多块。“挣得太少了，还不如跟着我干。”老何曾如此建议。
　　在坚持干了半年后，小何从那家公司辞职北上，投奔已是包工头的父亲老何。因为有学历，有技术，小何很快在父亲的队伍里挑起了电工的大梁，目前月收入六七千，但他的户口至今还在江苏农村老家，依然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
　　老何说，相比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儿子小何赚钱要轻松许多，挣得也要多一些。因为年龄大的农民出来后，大多只能干最辛苦的瓦工、油漆工等。
　　数字证明，这些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逐渐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是1，690元，之后的三年依次分别为2，019元、2，290元、2，609元。
　　“这种数字的增长，是社会对农民工价值的肯定，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农民工市场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接受《中国新时代》记者采访时说道。
　　他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依赖农民工的劳动付出。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农民工，中国的经济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对报酬的要求不断提高，这是合理的。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产业在向中西部转移，外出打工的农民将越来越少，尤其是18-25岁的农民工会更少，也就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只能靠不断提高工资来吸引农民工。然而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状态上，在经济转型、产业转型过程中，掌握技术的新型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吃香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有技术的农民工更受欢迎，这一点记者也从北京某电力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钟声处得到了印证。他说，这些年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变化，除了工资收入不断增加外，还表现为社会对他们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岗位都要求经验和技术，有经验有技术的农民工收入都有可能超过白领。
　　“比如我们在南方风电场变电站请的钢筋工，人家开着十多万的汽车来打工。刚刚30来岁的小伙，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已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不仅会看简单的图纸，还会算料、下料，算料速度比工地的工程师用专业软件计算还要快。要知道我们的工程师是大学毕业五年，专门学预算的。”钟声说道，“像这种钢筋工，并不按天算工资，而是计件的。如果不是特别大的工程，钢筋工会自己承包下来，带上媳妇和几个亲戚朋友，不到几个月就能完成，一年下来轻松赚个十几二十万。”
　　据了解，在钟声负责的项目里，共有30名农民工，根据经验和技术高低的不同，分为三等：学徒、大工（能独立干活的）和班组长（能带班干活的），大工和班组长属于技工，每月工资4，000多，而普通的工人工资是两三千左右。公司也根据级别的不同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一般来讲，学徒不享受缴纳社会保险的待遇。“因为我们的工程需要工人有一定的电工技术，所以年轻人若肯吃苦，要比四五十岁的更容易上手。干上一两年，很快就能升成大工甚至班组长。然而，很多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大多都吃不了苦，往往没干几天就走了，坚持下来的不多。”钟声指出。
　　老何也表示，现在从老家招人干家装，来的大多是一些中年人，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跟着他去当瓦工、木工、油漆工。“我们整天干的都是脏活累活，小年轻愿意干些体面的工作，即使挣得没有家装工人多。”
　　“我家儿媳妇现在在一家北京的食品厂工作，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点，我曾经还动员她跟着一起干家装，即使只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活，挣得肯定比食品厂多。不过，她始终不愿意。”老何说道。
　　记者了解到，现在的老何一年能挣将近10万元，而他带的工人，一年也能挣6万左右。但因为多年从事家装工作，老何和很多工人一样，腰椎、颈椎都有不少毛病，瓦工的话往往还有呼吸道疾病。“干这行挣钱不容易，可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北京这个大城市注定不是我们能安家的地方，等再干几年到60岁的时候，我就打算回老家住我的别墅去了。到时候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家里投资做点小买卖，也算落叶归根了。”老何向记者如是说道。
　　小何对自己的未来也有明确的规划，但与老何的大相径庭。他说，“这几年我跟着老爸干，多学一些技术，多认识一些人。等过几年后，我想组建自己的电工团队，争取和一些电力工程公司合作，做一些有规模有影响力的项目，多挣一些钱。”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
　　虽然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家装工作，但老何表示现在家装工人的境况已经改观不少。“相比刚来北京的那几年，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好多了，一天干八小时，加班还有加班费，比起工地的建筑工，我们基本都是干完活就能拿到钱，不用担心欠薪。这几年赚得多了点，有时还一起出去下顿馆子，吃点烤肉，喝点啤酒，算是改善生活吧。不过相应的开销也大了不少，尤其像我这样拖家带口出来的，一年得五六万。”
　　不过老何也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出来打工，挣得并不一定比年长的工人多，但花出去的基本都要比年长的多。这一点，从他和儿子小何之间的对比就能看出。“他太能花钱了，隔三差五地买新衣服、下饭店吃饭，用的手机要比我的高档很多，和他媳妇两人估计一年光吃穿就能花掉两三万。”老何说道。
　　像小何这种年轻的农民工，国家给他们起了一个更时髦的名字――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专家们将其特征总结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以小何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引起了国内的重视，还得到了国外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机构《中国投资参考》对中国各地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2012年总共消费了4.2万亿元人民币（合6，7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它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去年总消费者支出的1.5倍，或者比土耳其2011年总消费者支出高出23%。同时指出，出生相对富裕的90后，在花钱方面比80后和70后要大手大脚得多。他们花掉53%的收入，而80后和70后的这个数字分别为47.2%和38.3%。
　　因此，《金融时报》刊文《农民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指出农民工群体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群体，他们将在促使中国增长模式由投资依赖型转向消费拉动型和推动城镇化两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渴望在城市定居，那么中国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将受他们的购买力、而非劳动力影响。
　　当本刊记者向小何问起是否有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定居的想法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首选北京。
　　小何说，之所以不愿让妻子辞掉食品厂工作一起干家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妻子所在的食品厂给员工缴纳了五项社会保险。而干家装的小何和他的父亲及其他农民工一样，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缴纳过任何社会保险。因此这是妻子这份工作的最大优势。
　　因为对于外地来京人员，没有北京户口，要想在北京买房、买车、随迁子女入学，均要求有一定期限缴纳社保的证明。如果将来经济条件允许，小何说，他希望能在北京买房，让已经三岁多的儿子在北京入学。至于落户北京，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梦。
　　市民化的左与右
　　小何告诉记者，他早就听说了北京要实行优秀农民工落户制度的事情，不过他非常清楚，目前的自己肯定不是所谓优秀农民工圈子的人。
　　2011年10月，北京召开优秀来京务工人员代表座谈会，市长郭金龙称，来京务工人员已成为首都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将积极探索建立优秀农民工在京落户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优秀农民工办理在京落户手续。
　　唐钧表示，虽然国家出台政策表示要逐步放开常住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帮助其市民化，但从真正意义上讲，放开的是中小城市，像北京等农民工聚集的特大城市，因为城市人口压力并不会真的放开，即使表示允许农民工落户，那也肯定是设定了诸多的条条框框，那不是一般的农民工所能达到的。从现实来看，北京等特大城市欢迎的是高端人才的落户。而政策真正希望实现的是，农民工们能去中小城市如城镇买房落户，这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在城市落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研究员在某论坛上介绍，根据近期对12万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显示，学历水平的上升导致农民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意愿会增强一些。中专以上大约1/4的人希望转变户口，但小学只有1/5左右。另外，80后比80前的高了一点，但是高得不多，从23%上升到28%。因此，大概有80%左右的人不愿意在现有的政策配置中落户城市。而在问及落户地点时，30%的人愿意选择省会城市、直辖市；选择户籍所在省的其他大城市只有17%。当问及转变户口的动机时，55%的人是为了子女的升学教育。因为，城市里面的教学质量高于农村，几个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西安集中了全国50%以上的优质大学。
　　老何属于不愿意在城市落户的那一拨农民工。他说，“现在农村的条件也不差，土地越来越金贵，国家有不少惠农政策，农民有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住院也能报销。干嘛非要在城里买房生活呢？像北京，各种花销太大，孩子入学、升学都有门槛，而且教学质量并不一定就比我们江苏的高，像北京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要按我们江苏的分数线，估计只能上普通大学了。”不过老何表示，现在的他已经做不了儿子一家的主了，“既然他们想在大城市里生活，那就慢慢熬吧。”
　　同样在北京家装行业打拼的36岁农民工小桑告诉记者，以现在的价格来看，普通的农民工要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而农村老家的教育要比城里差很多，我不得不在离家不算远的县里买了一套房。这样也能抽空照顾家里的农田。”而对于国家表示要逐步放开农民工在特大城市的落户，小桑直言，“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事本身就不靠谱！”
　　而张翼则表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供给增速降低，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共识。但城镇化的困难在于，农民工想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落户，但当前的户籍政策不给他们机会；政府希望农民工到中小市镇落户，但对农民工来讲是“鸡肋”。而当前的户籍政策是市长说了算的，由于会影响政绩，市长们不想开放户籍。另外，农民工也不想放弃承包地，担心没有退路。因此，“转户不转户，城市已经不能单方面说了算。农民工也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作为一个集体，在城镇化战略中，农民工也会通过自己的算计来发出相应的回应。”
　　因此，在这种农民工徘徊在城市大门之际，要想把农民工吸引到国家期望他们停留的中小城市，张翼认为，“必须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配套并均衡资源配置，在保留耕地的情况下，使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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