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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物价之探析

作者:未知

  摘 要:抗日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非正义战争,中日两国之间的对抗实际上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比拼。国统区的物价在战时波动较大,情况不容乐观。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物价问题则更为重要。本文拟针对重庆的物价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希望可以从中得出相关结论,对今天的物价管理有所启发。
  关键词:抗战时期;物价问题;浅析;战时经济
  1 抗战爆发后重庆物价之情况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两国不得不倾尽彼此的全部实力投入战斗,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尤为重要。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国民政府采取了近代国家战时常用的有利于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支持战争的经济统制政策。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国民政府最终被迫迁都重庆,坚持抗战,而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的“陪都”,抗日战争使得重庆也成为了全国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引发了重庆物价的波动。
  整个抗战时期,重庆物价指数不断攀升,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则更是有升无降。1940年重庆米价陡涨,食米来源减少,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米价,7月前每斗米10元,到9月已涨到33.5元。尽管市社会局与平价购销处、市商会等部门规定了一部分物品的最高限价,但是到1941年4月上旬,全市的食品价格又急剧上涨。猪肉由每斤二元三、四角,涨到3元;猪油由3.6元涨到4.5元;鸡蛋每10给由1.7元涨到2.4元;鸡由每只2元涨到4元。由于纸贵钱贱,市民多用小面值钞票糊墙壁,4月以后,更是采取一日一议价的办法。
  2 物价波动之影响及原因
  物价的波动对重庆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以重庆本地的工人为例,重庆市32年工人生活费指数为197.5(以31年11月为基期),而工资指数仅为181.0;33年生活费指数为671.6,工资指数仅为615.3;34年生活费指数为2470.2,工资指数仅为2070.20,工人的工资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物价而导致通货膨胀,农产品上涨速度慢,工业品上涨速度快,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多交付的农租在物价向剪刀形发展的情况下,致使农民加速走向贫困境地。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所在地,其物价波动如此剧烈,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2.1 日本的侵略对重庆物价造成了严重影响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本于1938提出所谓“以战养战”的口号,从战争一开始,便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并切断其对外的经济活动。同时,封锁了滇越、滇缅公路,割断了中国同西方的陆运,使中国获得的外援减少,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日本的军事侵略及经济、交通的封锁,造成物资缺乏,供求失衡。以粮价为例,自四川自1936年灾荒以后,1937年收成较好,而后面两年更加丰收,战时初期粮价下跌,但自1940年3月起,四川雨水缺乏,收成欠佳,奸商操纵局面,粮价大涨。物资缺乏便成为短期内使价格剧烈波动的直接动力。
  2.2 囤积居奇而导致物价的失衡
  物资的缺乏尽管有生产和输入的原因,但是认为的囤积居奇也更加使得尚可供需平衡的价格上涨,更别说供不应求的商品了。在重庆市场上,一般都在喊物价高涨,货物缺乏,但是同时运输栈堆业却在报纸上登载启事,催促各商家提取存货。这也显然表明了,货物的涨价反而是商人囤积居奇的缘故。奸商们贪得无厌的大数量购进,乘机抬高市价,其结果是抬高了市价,固定收入者蒙损,平民吃苦最多。囤积居奇不仅扭曲了商品正常需求,减少了商品的有效供给,加剧物价波动与上涨。
  3 对物价之管控及效果
  国民政府为遏制物价上涨势头,于1939年2月先后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作为平抑物价的基本准绳。1943年4月21日,社会部订定限价议价物品种类补充办法五项并电重庆市社会局,望其遵照执行:1)限价物品及地区应遵照在1942年12月17日限价通电及各主管部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办法办理;2)限价地点之限价物品应遵照亥条限价通电,切实执行限价。其未限价地区之物品,应督导各该业同业公会分别议价并加强全面之管制,使毋限价地点配等。
  重庆市主管平价工作的机关是市政府社会局。1940年以来,先后成立了日用必需品公卖处、市商会评价委员会。1942年12月19日,重庆市政府转行政院令,从1943年1月15日开始对辖区重要市场的物价、运价、工资,一律实行限价,限价以1942年11月30日各市场原有价格为准。此限价政策一直执行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国家对经济采取的部分非平常的监管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物价管制并没有根本上遏制物价上涨,国民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时,仅从解决问题着手,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管的过严、过死,刻意强调“计划”,这也导致国统区在短暂发展后,很快走向衰落。
  4 物价政策之评价及总结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所进行的物价政策,在各方各面都了我们最深刻的启发,并且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
  1)行政手段的運用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尽可能的遵循经济的发展规律,遵循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相关政策更加有益,具有全面性与长期性。
  2)不仅应该运用行政手段,而且还需要多在运用经济手段方面下功夫。
  3)国家必须要有雄厚的财政实力的支持,得到并掌握必须的资金和物资,方可对物价进行调节和控制。
  4)物价政策的实施需要有各个方面的协调,共同帮助、扶持。
  物价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国民政府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军事上难以抵抗日军的猖狂进攻,在政策方面,缺乏平抑物价的物质基础,加之措施的局限性,使得其物价管制最终并未能够遏止物价的波动,也使得国统区在抗战胜利后未过多久,便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着实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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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韦博(1994-),男,汉族,重庆市开县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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