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清末东北市场的商业影响

作者:未知

  摘 要:山西商人是清代贸易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商帮,在中国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可以说它的商业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并且其组织商业活动的模式发生较大变化,以维持在东北贸易活动的稳定性。相关史料证明,山西商人在清末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对行会制度进行近代化的探索,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山西商人在清末东北市场活动中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山西商人;清末;东北市场;商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3-0066-02
  一、清代山西商人在东北地区的经贸发展状况
  早在清前期,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就是由山西商人开拓的,史料中记载在东北的商业活动中,“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甚至在山西商号的贸易活动下,人口聚集、基础设施建立以致形成类似商业枢纽的县镇,如“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而近代以前东北的陆路商贸交通线是沿驿路展开的,至清中期,东北主要形成了以盛京为商业中心,以吉林乌拉和齐齐哈尔为连接三大地区的商品集散地的陆路商贸格局。东北的港口城市和内河航运,如牛庄、盖州、复州等辽东半岛各港及辽河、松花江、嫩江、鸭绿江、黑龙江,为东北对外贸易提供了相应的海洋与江河交通。由此,这一时期的水陆交通,使得商人们能够与天津、山东、江浙、闽广地区以及蒙古地区进行商贸活动,并通过边界地区与俄国、朝鲜及日本等国开展贸易。在那时,山西人在东北的经营业务相当广泛,规模之大及活动地域之广,是其他商帮无法相比的。他们多从事酿造、杂货、药材、皮毛生意,以关内的物品换取东北的参茸、皮货及牛马。不过在清前中期,山西商民能够在东北从事商业贸易的渠道实际上取决于清政府以垦荒为目的的逐步开发东北的政策,商人在东北从事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和开设商号实际并不符合政策诉求,由此在这一时期以行商为主,以流动的形式从事远距离的长途贩运。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的全方位开发才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决策之一,由此山西商人才将商铺、票号、钱庄等组织开设于东北各大城市和市镇,为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成熟的运营方式。
  山西商人在有清一代东北市场的活动都相当活跃,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由于商业运输手段、物货结算方式及竞争主体的变化,山西商人也在寻求转型、生存的途径。而本文是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几个个案来分析清末山西商人在东北地区的商业影响或绩效,从其结果来总结山西商人在商业近代化冲击下的转型成败的原因及影响。
  二、山西商人在清末东北市场的商业影响分析
  在中东路开通前,东北的商业地区可分作两大部分,一是以营口为中心的辽河流域,主要通过辽河水运与营口相接,通过营口进行对外贸易;另一部分是西部的内蒙和北部的三江平原,主要通过冬季马车运输运至辽河沿岸市镇,再沿河而下至营口,其运输有很强的季节性。山西商民多分布在早期形成的内陆城市中,通过经营金融、杂货、粮食交易、商品交易中介,对各城市的商业、贸易乃至地区经济兴衰带来影响。下面笔者重点以清末奉天、营口两个城市中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为研究对象,并兼及东北其他地区。
  奉天处于辽宁省内陆,清政府曾长期采取禁止通江口通航以保证奉天商业地位的政策。作为陆路运输枢纽的奉天,是早期山西商帮占优势的地区。根据日本外务省通商局于1910年前后对奉天大商号的调查结果,奉天城内20家最大的商号中,山西人投资经营的占11家(原史料中因老兴隆丝房、谦胜亨钱庄、老天合丝房各自的联号并未单独列出投资额,因此按一个商号计算),其主要行业为票号(行)、钱庄(行)、钱铺(主营银钱兑换、规模比钱庄较小)、栈房(属于店行)、当铺、估衣铺(属于杂货行)。“奉天清商按地区分主要可分为山西、直隶、山东、本地人四种,但钱行、票行、杂货行、粮行、店行等大店多为山西和直隶人,山东及本地人少有大商店。”可知,当时山西商人属于奉天商业中资本规模最大者,而商帮的规模和人数决定了对当地行会的影响力。
  奉天的商业原来各有行会,号称七十三行,每行各有行规。在日俄战争前,奉天有统筹各行业的公会,名为“公议会”,战后改称商务总会,在城内外设有十六分会。对各行规也根据需要进行了精简,到1909年时,专设行规的只剩药行、糕点行、靴行、油行、粮行、店行等,其他一律依据商务总会的统一规定经营。而有行规的行业,其行规也仅仅是为避免恶性竞争而规定的罚则,主要规章同样根据商务总会的规则办理。商务总会除处理一切商务事件外,还兼办戒烟、消防、卫生等事宜。其董事由商人公举,设总理、協理各1名、董事50余名构成,并在各主管下设若干书记作为办事人员。
  由上述状况可知,当时的商业是在高度自治下运行的。前文有关奉天开设票号和钱庄的程序表明,这种高度自治来自商家间的互相监督,以此维持商业秩序。
  营口与奉天不同,辽河流域人口密集,土地开垦较早,农作物生产比较集中,1862年营口开港以后,对南方各地的豆类、豆饼、豆油贸易迅速兴起,连年增加。由于早期豆类及其副产品的主要需求地在福建和广东,杂货和布匹等的供应地在浙江和山东,主要劳动力供给来自河北和山东,其资本供给依赖山西,因此营口的商业呈现出各省商人共同发展,山东和河北以及当地人在人数上逐渐占有优势的局面。此外,相比东北其他主要城市,清廷在营口行政机构级别较低,而营口商会会员多是海内外巨商。因此,为保证商业和贸易的顺利进行,营口商会也表现出很强的自治性。
  1897年左右,营口华商中交易额最大的是出口粮行和油坊业,其次是进口棉纱和洋布的杂货商、银炉、当铺等。当地商家相互联系成立了公议会,公议会由当地最大的商号10—15家组成,每年各商号轮流负责会务。营口“公议会隐然掌握着该港管理实权”,不仅考虑全体商家的利益制定规约,还在各商家参与下做出了维修市内道路和桥梁、维持市内巡警、救助贫民的决议。为了保证市内道路的维修,设立并征收每辆货车16文、柴车8文的入市税。辽河水运中,历来有向大豆中注水的陋习,1893年经各商号公议制定规约,对向大豆中注水者处以严刑,呈请道台批准执行。在此后几年中几乎完全消除了这一恶俗。但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整个秩序被破坏,注水问题再度出现,并一直难于根治。甲午战后,奉天将军为补救其财政欲增加课税,营口公议会毅然表示反对,并决定以罢市相抗,迫使将军收回了成命。公会还曾发起对道台提出的河岸改筑方案的反对运动。
  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影响到地区经济的兴衰。在义和团运动前,爱珲已发展为约10万人的城市,但义和团运动中,由于俄国纵兵入侵和屠杀抢掠,导致商家四散、人口骤减。事件解决后,由于对俄边贸中心移至黑龙泡(海兰泡),爱珲从此一蹶不振。爱珲商家中,有不少是为从事边贸而来的西商。
  位于辽河岸边的通江口,本可利用辽河水利之便发展,但清廷为保证货物汇集到盛京,一直采取禁止通江口船只航行的政策。后因该市商民不断呈请,清廷才于19世纪80年代开放通江口。开放后,该市迅速成为辽河岸边最大的粮油交易出口市场,当地有山西、直隶及当地人开设的大豆行栈30余家、每店资本二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19世纪末,通江口成为对营口运出豆货主要港口,每年由此运往营口的大豆达六七十万石、高粱十数万石、杂粮无数。由此可见,西商对于开创辽河航运和大豆出口的影响。但由于中东路开通与日俄战争的影响,通江口迅速衰落,1907年运出豆货只有日俄战前的一成,当地巨商也纷纷迁往开原、铁岭等其他市镇。
  三、结语
  总之,在清代山西商人对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始终有着重要影响。在清末通过行会制度的改革创新稳定商业秩序和增强商业实力,虽然与西方近代商业组织的模式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力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在近代中国,山西商人的商业、金融组织在清代中后期曾一定程度上与新式商业、金融组织形成竞争,从晚清山西商人对东北市场的商业影响来看,也明显体现出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楢原陈政.清国商況视察复命书[M].外务省通商局,1902.
  [2]  外务省通商局.满洲事情:第1辑[M].奉天:新民府,1911.
  [3]  加藤末郎.清国出张复命书[M].农商务省商工局,1899.
  [4]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853153.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