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居民电子垃圾回收的参与意愿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是当下电子垃圾回收的一种新型模式,其优点在于可以减轻电子垃圾回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有利于电子垃圾的整合运输和再利用。通过对杭州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居民通过电商平台对电子垃圾进行回收的参与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有69.1%的居民愿意通过电商平台参与电子垃圾的回收;电子垃圾知识了解程度、环保意识、电子产品更换频率、电子垃圾处理责任意识,以及对电商平台的了解程度和对政府干预的态度等是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125-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不断缩减,从而导致废弃电子产品的数量大幅激增。电子废弃物具有数量多、污染大、回收利用价值高以及处理工艺相对困难等特点,近年来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生产720万吨电子垃圾,位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总量的1/6[2]。目前电子垃圾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2015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电子产品产量超过20亿台,每年主要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2亿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报废大国,这些报废电子产品中大多含有铅、铬等有毒重金属以及多溴二苯醚等有毒化学物质,这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3~4]。
  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我国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中指出,创新回收模式成为电子垃圾回收的一项重点工程,在此背景下“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逐渐兴起,已成为当前的一种创新回收模式。该创新模式的出现受到了各地追逐,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地尝试在社区引入智能垃圾回收系统,基于O2O平台的企业也呈云集之势,“盈创回收”“再生活”“收废品”等逐渐扩张。但是,作为一种新型回收模式,其回收效果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当地居民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当前,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对电子垃圾回收管理的体系设计、运营模式及回收处理技术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5-7]。英国学者Davis等人认为,政府或者生产者制订回收计划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回收计划的居民[8]。因而,更好地了解、研究影响居民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因素及居民的行为方式偏好等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制定与其相匹配的回收计划,从而达到良好的回收效果。杭州作为“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的试点城市,2015年以来受到了市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并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行了“互联网+”垃圾回收模式。为此,本文将以杭州为例,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居民通过电商平台对电子垃圾进行回收的参与意愿,并研究影响参与意愿的相关因素,从而提出增强居民参与电商平台电子垃圾回收的相关政策建议,进而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居民对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的参与意愿。调查的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居民异质性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影响因素测量,包含电子产品更换频率、对电子垃圾回收相关知识的了解度、对电商平台回收电子垃圾的認可度等。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杭州作为“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的试点城市,具有“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的建设基础。为此,本文以杭州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集中于2017年6月15日至7月15日,调查地点为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五个老城区的部分小区内(选择在老城区发放问卷的原因在于老城区的居民在杭州居住时间久,报废的电子产品多)。为确保研究被试回答问题的真实性,在问卷的开头有一段说明文字,目的是告诉被访者本问卷采用匿名形式进行,不会给被访者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收到的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调查方法采用在选定小区内向居民发放问卷或对问卷内容进行访谈的方式。
  通过调研发放问卷381份,回收有效问卷351份,回收率92.13%。其中,男性160人,占45.58%;女性191人,占54.42%。被调查者的年龄跨度相对较大,以26~45岁的居民为主,共165人,占47.01%;15~25岁的居民共47人,占13.39%;46~55岁的居民共98人,占27.92%;56~65岁的居民共36人,占10.26%;65岁以上的居民共5人,占1.42%。被调查者的学历分布较广,初中以下学历的占5.13%;高中学历占14.81%;大专及本科学历占63.5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16.52%。另外,个人收入水平在3 000元以下的占10.26%;3 000~4 999元之间的占25.36%;5 000~7 999元的占41.6%;8 000元及以上的占22.79%。
  此外,从居民使用电子产品的生活习惯上来看,电子产品的更换频率基本集中在1—2年和2—5年之间,比例基本占到了87.2%。对于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51.2%的人选择将其闲置家中,18.6%的人选择送到电子回收站点;22.1%的人选择卖给二手回收市场,还有8.1%的人选择直接丢弃。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率低的问题,62.4%的人认为社会各界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力度不够,没有形成方便有效的回收方式,另外电子垃圾回收过程中,价格和隐私也是居民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电商平台的了解情况而言,77.2%的居民对此基本了解,但极少有利用这一平台处理电子垃圾。但是如果城市运用电商平台处理电子垃圾,91.9%的居民都表示赞成,69.1%的人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到“互联网+”电子垃圾的回收过程中。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文将居民是否愿意参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Yi定义为因变量,如果第i个居民愿意选择“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则Yi=1;否则Yi=0。自变量选取是否是电子垃圾相关从业者、电子垃圾回收相关知识了解程度、环保意识(认为电子垃圾的危害程度)、电子产品的更换频率、电子垃圾处理责任意识、对电子垃圾电商平台运营的支持程度、对政府规范电子垃圾处理的态度和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收入、学历)。基于此,构建的Logistic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Probit模型以及OLS模型三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居民参与电子垃圾回收意愿的因素。Probit与logistic模型区别在于所采用的分布函数不同。鉴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型的,理论上运用OLS进行回归会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可通过多模型结果对比分析进而验证模型结论的稳健性,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数据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三种方法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整体显著性较好。
  从个体特征变量对居民参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意愿的影响来看,年龄和性别因素在三个模型中影响不显著,一般而言,年龄越大则对空气质量要求越高,其环保意识会越强,但是研究结果与预期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不够多,导致显著性变弱。另外,在10%的显著水平上学历影响着居民对“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的参与意愿,其中学历越高的参与意愿越强。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个人收入影响着居民对“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的参与意愿,具体而言,收入越高参与意愿越强。
  从认知水平与社会规范对居民参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意愿的影响来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是否是电子垃圾行业相关从业者影响着居民对“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模式的参与意愿,从工作特征上来看,电子垃圾回收行业从业者的责任意识较强,具有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积极性越强。在1%的显著水平上居民对电子垃圾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影响着居民的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对电子垃圾的相关知识了解越多,则会更多地认识到电子垃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更有意愿参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在5%的显著水平上居民的环保意识、电子产品的更换频率影响着居民参与“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意愿。另外,居民的电子垃圾处理责任意识、对电商平台的了解程度、对政府干预的态度也是影响到他们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电商平台回收电子垃圾具有高效便捷、价格合理等特点,但现阶段居民对此平台的了解度不高。研究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居民对电商平台的了解程度影响着居民的参与意愿。此外,在5%的显著水平上,居民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影响着居民的参与意愿。具体来说,政府越是支持该电商平台的发展则居民的参与意愿越强。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杭州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有69.1%的居民愿意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电子垃圾的回收,是否是电子垃圾回收行业从业者、电子垃圾知识了解程度、环保意识、电子产品更换频率、电子垃圾处理责任意识、对电商平台的了解程度、对政府干预的态度、收入水平、学历是影响居民参与电商平台电子垃圾回收意愿的重要因素。
  增强居民参与电商平台电子垃圾回收的意愿,是使得“互联网+”电子垃圾回收方式得到有效利用的关键。如何增强居民参与意愿,具体而言:第一,加强宣传指导,增加居民对电子垃圾危害的了解程度,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第二,加大科研投入,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期限,减少电子产品的更换频率;第三,扩大电商平台影响力,促使居民能够自主的利用平台进行电子垃圾回收;第四,增加政府对电商平台的回收指导及财政补贴,确保电商平台能够合理定价,保证电子废弃物可以得到资源化处理。
  参考文献:
  [1]  王銘华,孟博,郭庆杰,等.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现状[J].中国粉体技术,2007,(1):33-37.
  [2]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国际组织报告称2016年全球电子垃圾产量达4470万吨[EB/OL].一点资讯,2018-01-12.
  [3]  习近平谈干部接待应酬:整天喝得醉醺醺舒服吗?[EB/OL].人民网,2015-01-16.
  [4]  尹建锋.废弃手机资源化的生命周期评价[D].天津:南开大学,2014.
  [5]  Sinha-Khetriwal D.,Kraeuchi P.,Schwaninger M.A comparison of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in Switzerland and in India[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05,(5):492-504.
  [6]  Gottberg A.,Morris J.,Pollard S.,et al..Producer responsibility,waste minimisation and the WEEE Directive:case studies in eco-design from the European lighting sector[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6,(1):38-56.
  [7]  Cui J.,Forssberg E.Mechanical recycling of waste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a review[J].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03,(3):243-263.
  [8]  Davis G.,Phillips P.S.,Read A.D.,et al..Demonstrating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esearch capacity:Understanding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in West Oxfordshire,UK[J].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2006,(2):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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