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分析

作者:未知

  摘要:长期以来,受诸多因素限制,我国出口与内销呈替代关系。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贸易模式发生显著改变,出口与内销的替代关系似乎有所改变。因此本文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内销等相关因素,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内销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双方的GDP、距离、进口和内销均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出口和内销存在畸形替代关系,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有利于缓解其替代效应。为此,我国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内外贸一体化。
  关键词:“一带一路”;引力模型;出口与内销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2-0027-08
  The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de"with Gravity Model
  ——Based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Lv Liangwei, Bi Xiaonan, Xu Hongli, Jiang Yi, Fu Ping
  Abstracts: For a long time, limited by many factors, China's exports and domestic sales show a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However,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our countr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and the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s and domestic sales appears to have changed too.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panel data of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a sample.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gravity model, it introduces domestic sales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volume and domestic sales with an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GDP, geographical distance, China's import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domestic sales all have effect on China's export trade, there is a deformed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and domestic sales in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its alternative effect. Therefo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Gravity model; Export and Domestic sales
  一、引言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协同发展、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缩小国家间的差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改善产业结构,优化贸易模式,促进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注重出口发展,吸引企业倾向于出口生产投入,导致出口对内销的替代现象加重,内销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我国是否还应以牺牲内销为代价继续依赖这种发展模式?同时,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在中国与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出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我国出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为发展中国家,其贸易结构与中国相似,“南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同时,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我国过剩产能向国外及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对改善中国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巨有重大影响。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建立引力模型及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出口额,由实证结果发现其与中国GDP、贸易国GDP和中国向贸易国进口额呈正相关,与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中国内销额呈负相关;出口与内销存在畸形替代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对缓解这种畸形替代关系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与现有相关文献不同,特点体现在:首先,在研究数据使用上,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自2000年至2016年的贸易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该面板数据涵盖大部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效应。同时,数据时间跨度大、数据新,从中国加入WTO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政策之后,能让我们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最新的认识。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内外销交互视角为立足点,建立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问题。尽管基于引力模型对国家贸易问题的研究很常见,但很少有学者较为全面地从内销和外销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并不常见。   后文内容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重点阐述了不同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量的研究,阐述本文研究的创新性;第三部分模型构建和数据描述,引入本文的变量并构建传统引力模型和拓展的引力模型;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使用最小二乘回归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到出口与内销具有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能否缓减出口与内销的替代关系;第五部分结论与建议,通过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出口额的影响,进而提出合理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此倡议及相关政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视角并结合引力模型,论述“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以及内外销替代效应缓解的可能性,据此展开分析与实证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文献探讨出口与内销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出口和内销的互补关系(陈媛媛,201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出口与内销呈替代关系并从出口企业内外销现状其前景展开论述(王海兰等,2010;陈立龙,2015;戴觅等,2015)。陈媛媛(2014)利用“本土市场效应”论述了出口与内销间的互补关系,即在总产量内生情况下,内销的增加所引发的规模经济与成本优势会使得企业“主动”出口。其余的大多数文献认为在总产量外生给定情况下,扩大内销出口必定有所削减,增加出口内销将会受到压缩。所以企业在内外销转化中需要权衡取舍,特别是在外部冲击严重时,出口转内销的可能性会被持续扩大。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转内销成为出口企业发展的新思路,王海兰(2010)率先系统地对其展开论述,并建立了内外需相互转化机理传导机制模型。陈立龙(2015)则从实证出发以现有的政策支持与转型阻力为支点提出政企一体推动的措施,为出口转内销规划了合理路径。
  第二类文献通过在引力模型中融入文化、政策、环境、融资成本、便利化程度等因素研究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机制。引力模型最早由荷兰学者Tinbergen(1962)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在此之后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拓展,已经成为了分析外贸问题的主流方法。引力模型的基本因素包括GDP、距离,这类文献以付韶军(2016)和詹君恒(2016)为代表,且他们引入了对外投资规模、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从各国进口、是否陆地接壤等新的指标进行分析。
  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在讨论出口与内销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更专注于探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是否对内外销替代机制有缓解效应。所以我们采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在传统引力模型中引入内销这一变量,构建拓展的引力模型,从缓解出口与内销的替代效应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描述
  (一)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现在经常被经济学家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传统的引力模型得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两个国家首都间的距离成反比。后来其他学者又加入历史、共同语言、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等因素拓展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首先构建传统的引力模型,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额(EXijt)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jt)、“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t)、两国首都间的距离(DISij)做回归,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能否用引力模型解释。第一个回归模型如下:
  lnEXijt=β0+β1lnGDPjt+β2lnGDPit+β3lnDISij+
  μijt (1)
  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对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加入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额(IMPijt),中国内销总额(DOMjt)两个因素进行回歸分析,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内销之间是否存在畸形的替代关系。第二个回归模型如下:
  lnEXijt=β0+β1lnGDPjt+β2lnGDPit+β3lnDISij+
  β4lnIMPijt+β5lnDOMjt+μijt (2)
  为了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能否缓解这种替代关系,我们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再加入三个交叉项因素进行回归,分别是各国GDP(GDPit)与内销(DOMjt)的乘积项lnGDPit* lnDOMjt,中国与各国距离(DISij)与内销(DOMjt)的乘积项lnDISij* lnDOMjt,中国向各国进口额(IMPijt)与内销(DOMjt)的乘积项lnIMPijt*lnDOMjt。第三个回归模型如下:
  lnEXijt=β0+β1lnGDPjt+β2lnGDPit+β3lnDISij+
  β4lnIMPijt+β5lnDOMjt+β6lnGDPit*lnDOMjt+
  β7lnDISij*lnDOMjt+β8lnIMPijt*lnDOMjt+μijt (3)
  (二)变量选取
  “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共有六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了贸易关系。关于进行实证分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各国数据统计的差异,入选的为表3-1中的59个国家。
  本文采用2000年到2016年的国别面板数据,其中,中国对各国的出口和进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中国各年度GDP数据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59个国家的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国家账户合计数据库,各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来源于CPEII数据库。
  本文采用的分析指标如下。
  1.中国对各国出口(EXijt)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口额,基于模型,可能会受到中国与贸易国的经济规模、两国距离、中国对该国的进口额、中国内销总额的影响。
  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jt)
  采用中国历年来的国内生产总额,反映中国的经济规模与发达程度。由于经济规模越大对外贸易量越大,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正。
  3.外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t)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内生产总额,反映与中国贸易的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发达程度。由于经济规模越大,其贸易需求量越大,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正。
  4.各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DISij)
  采用中国与贸易国的首都距离来衡量两国的距离,由于距离越远,贸易往来越不方便,贸易阻力越大,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负。
  5.中国对各国进口(IMPijt)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总额,由于中国向贸易国进口越多,两国贸易往来越密切,越能促进中国对贸易国的出口,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正。
  6.社会零售总额(DOMjt)
  一般来说社会零售总额代表社会总支出,所以本文采用中国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来代表中国的内销总额。中国的国内生产力总量有限,而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致使内外销分离现象加重,出口可能与内销存在替代关系,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负。
  7.外国GDP与内销乘积项(lnGDPit* lnDOMjt)
  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t)和中国社会零售总额(DOMjt)相乘的交叉项,反映了内销对出口的影响是否受贸易国GDP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许多新的贸易机遇,可能对改善我国贸易结构有一定促進作用,缓解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替代效应,因此本文预期该估计系数为正。
  8.距离与内销乘积项(lnDISij* lnDOMjt)
  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DISij)和中国社会零售总额(DOMjt)相乘的交叉项,反映了内销对出口的影响是否受中国与贸易国的距离的影响。距离越大,贸易阻力越大,中国与距离较近的国家贸易内销对出口的替代作用可能更小,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负。
  9.进口额与内销乘积项(lnIMPijt*lnDOMjt)
  采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IMPijt)和中国社会零售总额(DOMjt)相乘的交叉项,反映了内销对出口的影响是否受中国向该国进口的影响。由于进口越多,中国与该国的贸易关系越密切,促进中国向该国的出口,可能会减缓内销对出口的替代关系,所以预期该估计系数为正。
  各分析指标的简要描述如表3-2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
  为防止数据波动过大,我们首先将所有变量数据取对数,分析一下各变量的基本特征,表3-3是取对数后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样本数据一共有986个,其中各个国家GDP和进、出口额数值较大,标准差也较大,即数据波动的幅度较大,而出口和内销的数据数值较小,波动幅度较小。除内销数据呈微弱正偏态外,其他变量数据都呈负偏态。距离数据峰度最大,数据分布最陡峭集中,内销数据较为平坦,接近于正态分布。
  (四)估计策略
  后文的实证分析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准回归,第二部分是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首先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以上三个模型,在误差项同方差不相关的条件下,OLS是回归参数的最小方差的线性无偏估计,是实证研究最常用的估计方法。但是使用OLS回归还需考虑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出口和内销均有随年份的推移而增加的趋势,二者可能因共同的时间趋势导致正相关关系。另外,本文也考虑到我国与某些国家贸易往来频繁,而与另一些国家贸易往来较少,所以我们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和时间来修正估计。本文先仅固定国家,即使用单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然后再同时固定国家和年份两个因素,即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比较二者的回归结果分析得出结论。
  稳健性检验的第一步是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分别采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PPML)和控制误差项的自相关性(PCSE)两种方法,弥补基准回归方法的不足。第二步是使用不同的测度。由于一国GDP可能受误差项中其他因素影响即存在内生性问题,使得回归结果出现偏差。本文引入各国人口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估计。第三步是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由于同时影响出口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投资因素等),原方程进行回归得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解决变量遗漏问题,本文将再加入中国与该国是否接壤和中国在该国设立孔子学院的数量这两个变量进行回归。通过多次检验,最终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1.最小二乘回归(OLS)
  本文将取所有变量数据导入Stata,并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分别做三次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4-1所示。
  (1)模型一回归结果分析
  lnGDPjt、lnGDPit与lnEXijt呈现正相关关系,lnDISit与lnEXijt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系数均显著,表明我们运用引力模型来解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每年对应的GDP(lnGDPjt、lnGDPit)和两国首都间距离(lnDISit)对每年出口额(lnEXijt)会产生影响是合适的。
  从现实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本文认为lnGDPjt、lnGDPit与lnEXijt呈现正相关关系是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的GDP越大则与外国合作进行贸易往来的需求越大,则越利于出口。而lnDISij与lnEXijt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则可能由于国家之间距离越长则进行贸易运输成本等较高,则会阻碍中国对外出口。   (2)模型二回归结果分析
  各个自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nGDPjt、lnGDPit、lnDISij与lnEXijt之间的正负相关性结果与传统引力模型相同。新引入的变量lnIMPijt与lnEXijt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lnIMPijt每增加1%引起lnEXijt增加0.1271%,即中国对各国进口(lnIMPijt)对每年出口额(lnEXijt)会产生促进作用,lnDOMjt与lnEXijt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lnDOMjt每增加1%导致lnEXijt减少2.8865%即中国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lnDOMjt)对每年出口额(lnEXijt)会产生抑制作用。
  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认为lnIMPijt对lnEXijt产生促进作用是由于中国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关系,从各国进口商品帮助对方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必定促进与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从而也为中国产品出口至各国家起到促进作用。而lnDOMjt对lnEXijt的抑制作用反映的是我国目前出口与内销之间呈现出替代关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现象较为严重,而过度重视出口产品的制造生产会导致内销供应不足,对我国贸易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也说明下一步引入交叉项进行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否对改善出口与内销之间的替代关系是有意义的。
  (3)模型三回归结果分析
  引入交叉项的拓展的引力模型中,lnDOMjt*lnGDPit与lnEXijt呈现负相关关系,统计结果显著,虽然从统计结果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没有对中国内外贸分离现象起到缓和作用,反而起到恶化作用,但在实际贸易往来中,“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小国家与我国的需求结构很相似且需求量不大,因此向这些国家出口商品很少造成为了满足外销而忽略内销的情况。且相对于向欧美等国家出口,向这些国家出口对内外销分离的影响效果较弱,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内外销分离是有缓和作用的。lnDOMjt*lnDISij与lnEXijt呈现正相关关系,虽然统计结果不显著,但影响的方向为正。对于lnDOMjt*lnDISij与lnEXijt之间的正向关关系,尽管与预期方向相反,仍可用阿尔钦·艾伦定理进行合理解释:当相同的附加成本如运输成本、税收等被加在两个相似的商品价格上时,其结果是人们会增加对优质产品的相对消费量,因此优质产品被大量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如高端奢侈品或高科技产品等有大量需求,在更远的地区其需求量更大,因此企业也会向这些地方更多出口,即距离越远出口也更多。综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内外贸分离现象起到缓和作用的猜想仍可能是正确的。
  同时引入交叉项后,lnIMPijt与lnEXijt呈现负相关关系,改变了原来正相关的关系,我们猜想由于引入交叉项lnDOMjt*lnIMPijt,使得lnIMPijt与lnEXijt之间的相关关系受到一定影響,同时引入交叉项后,lnIMPijt每增加1%引起lnEXijt变动(-0.0468 +0.0179lnDOMjt)%,这一项的结果仍有可能为正,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及分析并不矛盾。而引入交叉项后,lnDISij、lnIMPijt、lnDOMjt三项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在引入交叉项后采用OLS回归进行测算的方法不适用处理该面板数据,因此我们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进行回归测算。
  2.固定效应模型
  我们引入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利用Stata,对传统引力模型、拓展的引力模型及加入交叉项后的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固定效应模型包含了个体的异质性,它相对于混合面板数据更加贴近现实,本文根据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双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如上表4-2进行分析。
  首先,可以看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模型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联合检定结果显著,说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相对于使用OLS进行分析效果更好。
  再而,本文通过单固定效应模型一的结果来看,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后其作用是非常显著的,lnDISij这一项随国家不同而变化的变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也可推测误差项当中随国家变化而变化的变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而对比单固定效应模型一和双固定效应模型一,两种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中,除lnDISij均被固定外,另外两个自变量lnGDPjt和lnGDPit对lnEXijt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但影响的程度却有所差别。这证实了本文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对个体和时间都进行固定起到了预期的作用,相比于单固定效应模型本文从个体和时间两个方向对更多的自变量进行了有效限制,从而使得两个模型回归结果有所差异,也证明进一步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是必要且有效的。
  证实双固定效应模型的有效性后,本文根据双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的三个模型F值可知三个模型均通过了联合检验,回归效果较好。在引入交叉项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当中,三个交叉项对于lnEXijt的影响方向与OLS回归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之前对于交叉项的解释是较为正确的。但是,三种回归结果关于lnDOMjt*lnIMPijt对于lnEXijt的正向影响结果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回归可能存在某些不足,这也将在下文进一步进行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
  (1)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
  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方法(PPML)法是在使用引力模型研究贸易问题时的混合面板模型的优化方法。它与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一样排除了个体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用截面数据代替面板数据从整体上说明问题。本文用PPML模型继续对模型二和模型三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4-3所示。
  由上表可知,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三的回归结果中lnDOMjt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很接近于0且不显著,而基准回归结果中lnDOMjt的系数都为负,所以我们认为内销对出口的影响仍然可能为负效应,即内销和出口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lnIMPijt系数虽然不显著为正,但是由于多次基准回归结果都显示其系数为正,所以可以认为进口对出口的影响为正。   (2)控制误差项的自相关性(PCSE)
  由于本文选择的是2000年到2016年数据,时间维度较长,信息较多,所以扰动项可能存在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我们对模型二和模型三继续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来估计系数,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法(PCSE)校正标准误差,回归结果如下表4-4所示。
  采用长面板PCSE法相较于固定效应模型不会忽略距离和GDP项的系数。从表中结果可见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三结果中,虽然lnIMPijt系数不显著,但多种回归方法均显示其系数为正,所以仍可以认为进口对出口的影响为正。对于交叉项lnDOMjt*lnIMPijt的系数變为负数,基准回归与PPML模型均显示其系数为正,但二者都不显著且非常接近于0,所以无法确定进口是否能缓减出口与内销之间的替代关系。
  2.工具变量法
  本文引入人口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用lnPOPjt和lnPOPit分别代替lnGDPjt和lnGDPit进行回归。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表4-5。
  由上表可知,三个模型的各项回归结果与我们实证结果基本都保持一致,lnPOPjt、lnPOPit、lnDOMjt*lnDISij、lnDOMjt*lnIMPijt与lnEXijt呈正相关关系,lnDISij、lnDOMjtlnDOMjt*lnPOPit与lnEXijt呈负相关关系,lnIMPijt这一项系数在模型三中变为负数,这与实证结果也是一致的,前文已作出合理猜想与解释。因此,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实证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3.使用更多的控制变量
  除了前面使用的影响出口的主要变量,本文还将加入其他的控制变量进行检验,即中国与贸易国是否边界接壤、中国在该国设立孔子学院的数量两个变量,加入这两个因素是为了控制除本文所研究的内销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外,文化因素可能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这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法国CPEII数据库和孔子学院网,是否边界接壤(BORDER)为虚拟变量,如果两国有共同边界为1,否则为0;孔子学院数量(SCHOOL)为迄今中国在贸易国建立的孔子学院总数。新增两个控制变量后的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4-6所示。
  将上表数据与最初的OLS回归结果对比发现,加入两个控制变量后,原自变量系数大小和正负号均无较大改变,即与基准回归一致,符合我们的预期。共同边界的变量系数均不显著,且在模型一中为负,在模型二、三中为正,无法确定共同边界是否对贸易有影响。孔子学院的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可以认为孔子学院的数量对贸易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孔子学院建立加强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贸易产生带动作用。
  通过基准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最终都表明贸易双方国家的GDP会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两国距离会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进口对出口产生正效应,说明向贸易国进口多、两国贸易往来密切,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出口;内销对出口产生负效应,即内销与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说明出口的代价可能是内销;交叉项中GDP与内销乘积项的系数为负,距离与内销乘积项的系数为正,进口与内销乘积项的系数为正,表明与GDP较小、距离相对较远并且向其进口更多的国家进行贸易可能会减缓出口与内销的替代效应。虽然以上结果与预期不尽相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是有利于减缓我国出口与内销之间的替代关系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一个具有很大工作量的进程,本文围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外贸易影响因素这一主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的GDP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GDP会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额带来正向影响,而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则会对出口额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根据拓展的引力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得知,中国的出口与内销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内销的增加会引起出口的减少,二者是畸形的替代关系。而加入交叉项因素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出口的增加可能会以牺牲内销为代价,但从对比的角度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相比于中国与GDP较大的欧美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减出口对内销的替代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仍然是有利于我国的出口的,也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有助于缓解我国出口与内销的替代关系。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得出的结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有利于缓解出口对内销的替代效应,我们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本文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贸易通道建设。由多个回归结果分析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受距离因素影响,且与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距离越大两国进行跨国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等都会增加,从而抑制了两国贸易往来,故应加强贸易流通建设减少距离因素影响,更大地发挥贸易潜力。我们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流通建设规划协作,推进“高层营销战略”,如积极推进“高铁外交”,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并借此抢占海外市场,以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二是扩大进口。从回归结果中可知,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越多,越可以促进我国跟该国的贸易往来,从而增加出口。首先,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改善进口贸易条件,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进口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性成本”,优化进口通关流程,清理进口环节的不合理收费。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也提出,我国要主动扩大进口,扩大开放程度。我们应真诚地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再而,企业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积极创造与各国贸易交流机会,寻找合作契机,主动引进各国产品,弥补我国能源产品匮乏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增加的不足,满足我国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三是加大贸易投资规模。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贸易总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对外投资处于全新发展阶段,面临很多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机制不完善,企业投资专业化水平及投资模式亟须提高与改善。我国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也应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政府应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投资,一方面保障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安全性,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应防范企业投资风险,加大企业投资监管力度。同时,企业自身应响应国家号召,自省自改,积极学习先进投资经验,善于利用国家提供的投资便利机遇,提高投资专业化水平,推动企业加快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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